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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丽荣，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提要】阿甘本通过对“神圣人”“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之间关系的探究，指出主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法律与暴力机器来制造例外状态。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揭示了西方政治与法律勾结下的“例外乱象”，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密切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为批判资本主义、找寻生命与政治的真谛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然而，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对西方国家的制度批判却停留于表面，没有将“例外状态”的运行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价值观、生产方式等紧密联系，并且缺乏摆脱例外状态的实践路径，既没有指出打破例外状态该施加何种暴力，也没有提出为消解例外状态而应对法律、政治如何修正的具体改革方案。 【关键词】阿甘本；例外状态；至高权力 吉奥乔·阿甘本于1942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他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欧陆思想家之一，其生命政治学说的哲学思想光辉在《牲人》（Homo Sacer）系列著作中得以充分展现。尤其是该系列中的《例外状态》一书在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作为救赎的果实，阿甘本在这本书中结合了哲学、神学、政治学等多维视角系统分析了西方社会中建立在“神圣人”与“赤裸生命”基础上的“例外状态”，揭露了例外状态通过法律和政治的双重配合而建立起来的刻意制造性，批判了隐藏在西方政治体系祥和面具下的压迫与不平等，为打破“暴力机器”的运作与束缚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我们消解例外状态的存在、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之扭曲性等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 一、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阿甘本指出，例外状态的开启本应是一种国家处于特殊情况之下主权者悬置法律的无奈应对举措，而现实状况却与之背道而驰。西方对待例外状态不仅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还赋予了例外状态一定的目的性，使之不再纯粹。例外状态问题在西方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除了阿甘本之外，也有许多西方学者对例外状态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也为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的系统生成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1.施密特与本雅明的“例外”之争 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的启蒙可追溯到施密特与本雅明在1925至1956年间就例外状态问题展开的长达数十年的争论，虽然二者都认为“例外状态”是处于法律秩序生成或者运行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是与常规相对立的，但在具体细节之处二人还是存在着不同。 关于“一个空缺的巨人”的争论最初始于施密特对本雅明于1921年所撰写的《暴力批判论》一文的关注。本雅明在《暴力批判论》一文中对暴力进行了探讨，并指出至今的法律究其根本都不具有真正的正义性，法律的制造者实质上是统治者，在这种暴力中，法律沦为了证明统治者及其权力具有合理性、真实性的中介，就此，本雅明对法律自始至终所蕴含的暴力元素进行了深刻批判。然而，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暴力凭借着其与宗教的关联摆脱了法律的束缚，本雅明将这种超脱法律约束范围、不受拘束的暴力称为“神圣暴力”，即“纯粹暴力”，这种暴力的定语——“纯粹”似乎也印证了其所包含的（为达成一定目的而采用特定手段）暴力行为的明确指向性。这种“纯粹暴力”设立的目的是试图消解统治阶级凭借至上暴力与法律结合，而达成对政治进行统治的所谓“正义武器”，摧毁统治者以此不断巩固其地位与权力以及对普通群众造成压迫的闭合循环，以用这种纯粹的暴力去消除所谓的“权力神话”。本雅明在文中讨论相关问题时并未提出例外状态这一具体用语，而是用“紧急状态”来指代，他认为紧急状态与常态之间实则并无明确区分，紧急状态的生成是主权者凭借其特殊地位与超越性力量施加的一种绝对压迫，而想要扭转这种局面，就需要破除统治阶级对于紧急状态中暴力的至上垄断。 不同于本雅明提出的想要消除紧急状态就要重视纯粹暴力的作用、将纯粹暴力与法区分开来等观点，施密特在《政治神学》中论述主权问题时引入了例外状态概念，试图以此来论证其主权学说之正确性并将暴力与法律之间进行新维度的结合。施密特认为在例外状态中主权暴力是超越普通暴力与法律的存在，它是一个既非制定、亦非保存，而是悬置法的力量的形象，统治阶级因此能够利用权力来制造一个法律空场的空间。除此之外，由于法律丧失了其独立性，例外状态何时形成及其内容如何被附上了神秘的面纱就变得难以预测。在统治者作为司法决定者而其又处于司法管辖之外这一特殊条件之下，国家及其法律所具有的独特之界定性被打破，其定义变得逐渐模糊。例外状态最经典的例子发生在纳粹统治时期，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宣布的《人民与国家保护令》取消了《魏玛宪法》中维护个人自由的所有条款，赋予了政府在必要情况下采取特殊手段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充分发挥了国家暴力机关的作用，使纳粹的反犹行动有了第一个突破口。即使施密特作为纳粹执政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以他的身份与所处的时代难免有为当时执政者辩护开脱、证明其合法性之嫌疑，然而纳粹惨无人道的行为也成为施密特理论难以回避的现实印证，同时也造成了施密特理论中难免存在着些许悖论。施密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本雅明思想中存在的谬误，对暴力元素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维度的探讨，但其理论中对主权者及其权力的界定等方面仍有不可忽视的错误之处。在此之后，本雅明又通过《德意志悲剧的起源》对施密特的决断论进行了批判与反击，而施密特也撰写了关于霍布斯的专著以此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这场“虚空之战”最终随着本雅明在1940年的去世告一段落。 施密特与本雅明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个是主权学说，一个是弥赛亚学说，然而二人的主权概念与弥赛亚概念却在例外状态这一层面上呈现了一定的同构性，但在判断例外状态的性质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除此之外，施密特与本雅明的争论也暴露了双方各自存在的理论缺陷，如施密特将主权者的权力过分夸大甚至无视对主权起着或大或小作用的约束因素，并试图将例外状态纳入法律管辖范围，而本雅明则存在对暴力过于重视等问题。虽然本雅明与施密特都没有完整地提出例外状态学说，但是他们的研究却为阿甘本建构其系统整体的例外状态思想奠定了基础，阿甘本在继承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的同时又赋予其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视角，指出主权者虽然具有极大的权力，但是也无法完全垄断例外状态，对例外状态中的法之空缺而导致的司法秩序的缝隙和挑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其理论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中，阿甘本开启了从政治与法律等角度对例外状态的创新探索，从而使例外状态思想得以更清晰系统地呈现出来。 2.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 权力的相关问题是福柯理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讨论对象，他一生围绕权力进行了许多研究并以此展开了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1976年，福柯率先提出了“生命政治”这一概念，重新开启了其有关“生命政治”的研究，并赋予它以创新性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得福柯成为了“生命政治”概念最先的提出者。 福柯认为当今的政治已与生命密切相连，因此政治也不再是原本的政治，而是被赋予了生命元素，成为了生命政治，是一种借助政治力量从而使人达到一定程度的“驯服”，是一种权力对人类肉体、思维乃至其生命之施加。生命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肆发展甚至成为一种常态，其与科学技术、人口控制技术、医学技术等结合成为了一种对生命具有指涉意义的全新且具有隐蔽性的控制手段。在种种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结合的手段之下，国家的法制、文化、社会体系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生命政治从最初的规驯权力发展成为了限制生命的权力，其改变并非意味着绝对主权的消失，而是统治权力的内部结构和支配方式发生了变化，生命就此改变了原本存在的形式而被多种因素混合的权力手段控制。种族主义更是一种政治权力对生命大肆干涉的体现，正如同人口治理术被赋予了政治元素以及“医学政治化”中的“强迫生”与“强迫死”，在种族主义之中表现出来的则是“限制生”与“限制死”。种族主义通过多种途径创造一个种族针对另一种族的政治权力与生命权力等方面处处设限的“例外状态”，甚至不惜发动“死亡性”革命或战争，例如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等。“例外状态”无论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其本质都是为了达到对生命的一种操纵，是一种试图对人本身所具有的生物性及其社会性的抹灭，这也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权力而不惜对社会各方进行压迫与施加的惯用伎俩，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命政治概念一经产生便意味着生命已被架空了，成为了一种纯粹消极的存在。 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阐发的是一种对人的关照，即对国民或个人的幸福、健康、安全等民生问题的关注及对它们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积极思考。他从经济社会角度对生命政治展开了研究，将生命范畴引入到了其批判理论之中，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审视人的生存状态。不同于阿甘本激进哲学思想，福柯探寻的是一种如何恰当平衡国家政治与生命之间的治理术，他认为要实现“好的政治”则需要在权力运行中融入一定的治理技术与技巧，即赋予被统治者以一定限度之内的自由与利益等。除此之外，还要以鼓励等手段代替一味的限制与禁止，只有这样才能使统治者与其权力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从而使政治氛围对国家的发展、个人的成长等起到一定的积极规范作用。 相较于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福柯对生命政治的探索在大体上由“规范”入手。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至高权力不再与法律相互勾结，而是与生命相关的控制技术密切联系，从而塑造一种“规范”来延伸生命，因此其理论体系中没有对权力中心化及极权的考量，而探究的是一种如何使国家与权力更加完善的治理术。而阿甘本则超越了福柯，其以结构性分析视角进行了理论切入，指出了主权者拥有着不断扩大的权力，探索了主权者通过分割出例外状态来实现其统治的至高模式以及对赤裸生命造成的死亡威胁。虽然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存在着理论框架与思考角度的差别，但是福柯的思想也为阿甘本聚焦生命这一主题提供了思路借鉴。同时，阿甘本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福柯生命政治理论，他通过对法律与权力相结合下的极权与例外状态常态化等的探索而对福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从而使其生命政治理论体系更加丰满与完善。 3.齐泽克的生命政治思想 进入21世纪后，国外学术界对生命政治相关话题的敏感程度与讨论热度增加，特别是“9·11事件”对人民带来的恐慌与创伤更是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政府的政策与人民的生命。在这一背景之下，齐泽克开展了对此领域的学术研究。 齐泽克在分析生命政治时借鉴了拉康的精神分析视阈，他认为“9·11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回归了“实在界”，无限放大了人们对生命的需求与思考，同时也发挥了“实在界”促进意识形态塑造的功能。而此后美国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开展的一系列侵犯本国民众与他国人民权利的反恐行动，也构成了当今时代政治勾结法律指涉生命的生命政治图景。阿甘本在叙述生命政治理论之时曾以纳粹集中营为例子，而齐泽克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在如今美国主导创造的新的反恐秩序中，难民营被附上了集中营的影子，各种忽视生命本质需求的“人道主义”救助在一定程度上使难民们也成为了“赤裸生命”，难民们失去了国籍、人权、政治权利等，沦为了满足与证明美国人的“救世主”欲望的牺牲品。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凭借其反恐行动而大肆对其他国家例如阿富汗、伊拉克等进行军事打击，而判断对方是否作为恐怖分子的绝对裁定权则掌握在美国手中。在只要敢还击就必定为恐怖分子的错误论断与美国单方面的恐怖主义定论中，众多国家在战事中遭遇崩塌或处在濒临瓦解的边缘，美国凭借其国际优先地位运用霸权创造的“例外状态”将目标国家与民众置于“神圣人”的地位，从而具有了对生命的绝对掌控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和平世界的推进，美国对“例外状态”的创造已不像过去那样简单粗暴，他们利用民众的恐惧心理与一系列看似民主的手段创造出一种凌驾于国际法、人权等之上的紧急状态，使众多生命陷入了“虽死犹生”与“虽生犹死”的状态，最大程度地达成了对生命的操纵，自此，反恐行动成为了美国扩张霸权与指涉生命的借口。换言之，后政治时代使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的边界趋于模糊，和平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等同于战争状态。 阿甘本与齐泽克共同意识到了“例外状态”的刻意制造性与其作为政治手段的扭曲本质，二者也在相互的理论探讨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了各自的学说，齐泽克在生命政治的视域中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人的定义进行了研究，阿甘本则在吸收齐泽克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对生命政治展开了更为深化的研究。 二、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的核心要义 阿甘本对“神圣人”“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指出主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自己的权力而运用法律与暴力机器来制造例外状态，使人民群众在例外状态中成为了被剥夺权利的“赤裸生命”，变为了“神圣人”。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以全新的视角进行了理论切入，从而重新使法律与至上暴力产生了联系。 1.由zoe与bios出发的例外状态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哲学最初是以zoe（纯粹的生物生命）与bios（属于个人或集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为基础而展开的，而zoe与bios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中就有所提及，阿甘本在继承其原意的基础上将之与生命、政治等多领域相结合并赋予了时代的元素。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中，zoe是所有生物存活在世界上的原初状态即所有生物都应具有的，然而正因有了bios才使得人之所以能成为人而区别于其他生物。bios不仅要求人以生命的形式存活于世上还要求有相应能够自由参与政治活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权利，只有当zoe与bios相结合时，人才能够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才能够使得真正的人在生活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实现自由发展。而那些被法律排除在外或者丧失公民身份同时也失去任何保障的赤裸生命只存有zoe，沦为了所谓的“牲人”，他们只能够侥幸存于世上而任人宰割。阿甘本在完成了对zoe与bios的全新定义之后，由此展开了他例外状态的学说。 例外状态区别于普通情况的法律秩序，具有非常态性，一般是指当一个国家出现了战争、动乱、内战等特殊情况时，通过悬置法律来达到无“法”空间的开启，以此实行某些政策策略，使国家渡过危机，而例外状态开启与否的裁决权则掌握在主权者手中。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乃是国家权力对于最极端的国内冲突的直接回应”，主权者为保证国家的稳定安全与国家秩序的正常运行等，运用手中的权力对事件的严重性进行判定，以决定是否实行例外状态。但是例外状态并不代表“无政府状态”，在例外状态之中虽无法律的存在，但取而代之发挥效力的则是主权者的法令。换言之，在例外状态之中，法律虽形成了空场，但却通过种种方式被制造出其仍在场的虚假证明。因此，例外状态既在法律之外又在法律之中，呈现出一种拓扑结构，而权力对生命的指涉也得以在例外状态中被暴露出来。 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主权者实际权力的扩大等，例外状态被赋予了区别于其最初设立的指向目的与表现形式，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之下，例外状态成为了一种使暂时的行政命令发挥最大效用以改变某些政治、社会局面的常用手段，甚至今天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都在利用将例外状态转变为日常化和永久化的方式来建构一种看不见的隐性极权主义。 2.例外状态是至高权力的统治手段 “例外”一词一般用来指代某件事物被排除于常规领域之外，终止了与常规领域内的联系而不受通常性规则的限制，而例外状态则与这一定义有所区别。例外状态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操作或设立纯粹的例外来达成的，而是通过权力的运用使法律得到悬置。在例外状态中，法律因悬置失去其效力成为区分有法之域与无法之域无形且无明确分界的门槛。然而，主权者创造例外状态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其对例外状态的统治，也并不是默认在例外状态这个无“法”之域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脱离了管制，成为与法律无关的存在。相反，例外手段实际上也是主权者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至高禁止”与“至高纳入”。 按照常理来说，失序往往会因为缺乏管制与约束而出现一定的动乱，然而在例外状态之中这种现象却少有发生，阿甘本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实际上，维持着例外状态领域内的秩序而使其得以避免混乱的缘由是法律效力，即法律效力的存在。在此，阿甘本对法律效力中的“法律”进行了否定而着重突出“效力”，特指出在西方政治中行政效力的特权之大。在主权的作用下，主权者可以通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手段对法律规范进行符合自己利益的修改或巧妙躲避，从而使法律效力中的法律形式被空置而充分发挥行政命令的作用，使行政命令在超脱法律条例基础上运行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例外状态在表面上是处于法律规定的例外，而实际上在主权规范下的现实环境之中被逐渐消解，民主制度不再能够由法律进行完全的保护，主权者的独裁行为随时可能发生在西方政治社会之中，普通的民众也因行政效令权限的日益扩大及法律对自身保障的逐渐减弱而沦落为与至高权力所对立的赤裸的生命。 例外状态作用的发挥则是通过运用其“排除性纳入”与“纳入性排除”功能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种种设限或提高标准使得部分人群被排除于正常运行的法律秩序之外，以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身份而被纳入政治共同体之中，此即“排除性纳入”；另一方面，在接纳的表面之下却实则使其不适用于某些法律条例，以致丧失法律的保护，此即“纳入性排除”。美国对其他种族的态度则可作为经典的例子，美国通过对“纳入”与“排除”的操作与运用使非白人种族处于一种在法律之中又在法律之外的尴尬境地。正是通过“排除性纳入”和“纳入性排除”的例外逻辑，使得人们处于一种既在却又不在共同体之中的不可区分之域，也正是在例外状态这一层虚伪面纱的掩盖之下，统治者们出于稳定例外状态秩序或巩固其统治等目的，从而在未下达对例外状态事物制裁、打压命令的同时又使自己的意愿在例外状态中得到顺其自然地实行，进而在例外状态中创造并形成了一套非常态的制度与秩序使例外状态成为了出于特殊目的的“谎言”而失去了原本纯粹的“例外性”。 不仅如此，暴力元素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例外状态中。在受法律约束的领域之内，暴力成为了司法中的威慑手段与惩戒手段，暴力手段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筛查系统一般塑造出规范化的民众，而将不遵从主权统治者从这个社会中进行彻底剥除。暴力手段除了影响法律规范领域，在无“法”之域中其作用的发挥更具有直接残酷性。在例外状态中由于法律的空场，行政命令的实施完全摆脱了法律的限制而变得毫无收敛，至高权力对例外状态的剥削与压迫得以变得更为彻底，至高权力在例外状态中最终成为了赤裸生命的绝对对立体。主权者要利用权力来扫清例外状态中的阻碍，对赤裸生命进行任意的处置、压迫甚至杀戮却不用担心接受任何处罚，甚至于法律的设置都是为至高权力直接指涉生命而特意开设的一种模式或机制，其只约束普通生命却为至高权力让行，以致在这种形势下，生命直面各种威胁却无能为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只能选择承受或被同化。对此，阿甘本在借鉴了本雅明与施密特的理论后进而指出，法律与暴力并无明确区分以及例外状态的日益常态化使得成为赤裸生命的群体不断增加，至高权力对生命造成威胁的手段与方式也在随之不断拓宽，若不加以阻止则可能会出现至高权力借助例外状态、神话权力、法律等装置而对生命进行任意的暴力处置，最终每一个人都难以逃脱成为政治社会中“赤裸生命”的命运。 3.例外状态逐渐成为常态 例外状态的形成与存在不是单立的而是法律与主权相互配合而刻意为之的结果。西方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集对立与统一为一体的双元结构:一个是为了规范法律而先设的元素，另一个是为了稳定法律悬置后的秩序而后设的元素。虽说这样的模式要求法律规范理应公平、正义，在制定与运行等程序上严格执行，然而在西方社会中，法律条文已然成为形式上的规定，主权者才是实际运行的“活”法律。 主权者作为“活”法律享有最终决定权且对正统法律产生影响，从而使例外状态成为法律内部与外部的统一体，因此，在西方社会中“主权者即法律”这一言说并不为之过甚。例外状态在开启后会产生间隙且难以闭合，任何主权者视为非常规的事物都会被无端纳入例外状态之中使其丧失任何的法律保障而沦为赤裸生命，这一非常态现象在被主权干预的法律掩盖之下成为了常态，从而使得例外状态在西方社会中得以以一种扭曲的形态正常地存在并运转。与此同时，法律也丧失了其维持国家稳定、保护公民权利等最初目的，而与主权、政治等一起成为了直接控制他人生命的暴力机器。换言之，在西方社会中主权与法律相勾结所形成的巨大的、不可动摇的影响力使得主权者成为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主宰。在主权对例外状态的干预与利用之下，例外状态逐渐与常态混淆，成为了当代政治治理典范之一。在例外状态之中法律存在的空场为主权者通过各种模棱两可的手段操纵例外状态的运行提供了契机，成为其巩固政权与拓宽主权管辖范围的政治手段，所有遵从法律的决定都停止行动，取而代之的则是主权者的行政命令，主权对例外状态的刻意操纵使得例外状态与法律状态之间、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区分变得难以确定。除此之外，法律的暴力指涉与刻意回避使自由意志与生命保障在例外状态中被强行剥离，在法律与政治二者的双重配合之下，例外状态最终沦为主权者的政治工具。 例外状态的常态化除了影响着政治领域，还进一步促使了人们对例外状态常态化形成思想适应、行为适应，在行政命令对法内领域和例外状态的隐性塑造之下，以及西方媒体对主权者政治手段合理化的刻意宣传之下，民众对主权者对例外状态的干预变得习以为常，他们不仅成为了主权命令的遵从者，甚至还成为了主权者对例外状态干涉行为的维护者。可见，当代西方一些鼓吹自己民主法治的国家并非如其真正标榜的那样，那些认为西方国家践行自由与民主的群众可能因为其权利受到法律的暂时保护而认为自己并不会成为政治社会中的“赤裸生命”，或者说，西方社会的“法治”已经脱离了通常理解的语境而落入例外状态的怀抱，这最终使得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在这种政治社会的大环境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成为被同化后的产物。 一些西方国家的主权者正是掌握了例外状态的特殊规律，凭借其特殊身份即“至高禁止”和“至高纳入”的裁定者，而故意对例外状态进行大肆利用并推行其常态化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在当今西方社会屡见不鲜，例外状态俨然成为了当代西方治理方式的主要典范之一，例如美国时常利用反恐为借口的行动，实则是推行霸权与对他国的侵略与打压。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只隔了个“例外状态”，当代西方国家所提倡的自由主义若不加以合理约束与引导最终会随着例外状态的无限扩张而沦为极权主义，而例外状态得以在西方政治体系中成为一种治理典范也证实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扭曲性以及在其之下的法治与民主的虚伪性。 三、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面对西方对例外状态的错用与滥用等情况，阿甘本表现出对“神圣人”与“赤裸生命”处在“例外状态”之中而不受到任何生命保障的扭曲局面的强烈担忧，他的例外状态思想揭示了西方政治与法律勾结下的“例外乱象”，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密切关注。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找寻生命与政治的真谛提供了有益参考和一种新的说理范式，然而，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在理论分析方法和现实指导性等方面还存在内在缺陷与不足。对此，我们仍需要辩证分析、科学对待。 1.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的价值 首先，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对法律作了批判性反思。法律作为公正的代表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保障，其确立是为了对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干预以发挥其矫正、预防等作用。然而，在西方政治具有拓扑结构这一大背景中，例外状态中的法律与政治发生了关联，法律丧失了其原本的威严与规范而沦落为迎合政治的工具。在例外状态的情形中，主权者成为了决定例外状态开启与否的最终者，他们得以跨过法律的权限而在法律不作为之地操作其权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与实权的挂钩使得资本所占的地位已远远超过法律的地位，而作为集资本与权力于一身的主权者在这种政治社会下更是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他们摆脱了法律的约束且无视生命，并得以通过种种手段而悬置法律来达到其利益目的的实现。换言之，法律在西方社会中约束与限制的只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主权者。当权威与权力二者相结合时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例外状态越来越由非常态变为常态，最终成为西方社会中常规的存在。 西方社会所鼓吹的大多是围绕其公平的法治与高度的民主而展开的言论，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则戳穿了它的虚伪表象。虽然西方的法律在形式上追求一种无视阶层差异的平等以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然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法治归根结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普惠大众的外表之下实则是以普通民众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的无视法律的权钱交易，生命在利益面前甚至不值一提，权力命令代替了法治成为了横行在西方社会中的幽灵。阿甘本洞察到了西方法律扭曲的一面，批判了西方政治社会中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必要形态来达到“如果没有法律那么就创造法律来实现权力运行”的残酷真相。这也提醒我们，即使在当下社会无法阻止例外状态的持续存在，那么如何防止例外状态中的权力滥用现象则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总的来说，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在一种新的维度之上对西方的法治神话进行了消解，也为我们完善法治、限制权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借鉴。 其次，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视角。通过理论挖掘，阿甘本意识到扎根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助长例外状态成为常态的温床，并试图通过揭示西方国家法治之虚伪性来加以批判，他在其生命政治理论中引入的“神圣人”就是为了以此为例来说明民众在西方得不到任何实际的保障而沦为“赤裸生命”的真实情况。进而，阿甘本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原本的“劳动异化”“消费异化”等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衍生成为了“死亡异化”。在这种“死亡异化”的维度之下，死亡不止是停留在剥夺他人生命这种简单的层面上，而是在政治上使其彻底丧失正常的权利而沦为“死亡”，西方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成为了主权者凭借其决断权力来悬置法律而在例外状态中实现其目标的掩体。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领域的事物都与资本利益挂钩，万物失去了原本的存在性质与目的成为了商品化大环境下的屈从者，人们也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被同化，因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西方社会中大获盛行。在资本主义这种金钱与权力至上的制度中，政治与法律不再是公正的存在。一些权力掌控者甚至罔顾民众的生命，在超越其权限范围外行事，将社会上所有的一切都作为筹码卷入其追名逐利的游戏之中，以图在例外状态中最大限度地施展他们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而现今在全球化大趋势之下，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以求在国际上占据领先位置，这给部分西方国家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理由如反恐、战争、维和等来悬置法律，以谋取其特殊的利益。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已由过去的暂时性变成了如今的恒常性，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治理典范。然而由于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中的权力缺乏法律管束以致无限扩大，若不加以恰当干涉，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摆脱最终成为赤裸生命的命运。 阿甘本深刻揭露了西方社会和平繁荣表面之下真实丑陋的一面，基于一种本体论的哲学之上将生命政治看成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必然构成，从一种法哲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存在于其下的法律与政治进行了批判。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不仅为我们重新审视资产阶级法制结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新的路径，还为我们以一种新的思维来重新审视生命与人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共同权利、创造共同利益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2.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的局限 首先，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在理论分析上存在不足。阿甘本深度批判了西方社会所鼓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标准所具有的伪善性，以及西方社会通过“纳入性排除”与“排除性纳入”的虚伪例外逻辑使政治直接指涉于生命。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人权”的主体也只涵盖了社会中的部分人群，而无视那些处在例外状态中的或者在法律管辖之下却又被“纳入性排除”即将成为“赤裸生命”的人群。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赤裸生命已不再限定于某个主体，而是遍布其全部生存领域，已然成为生命存在所必须依托的基本形式。实际上，马克思早看到了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与不平等现象，并以科学系统的分析方法如经济批判方法与阶级批判方法等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伪善下的剥削人压迫人的真面目，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论，从而针对资本主义形成了日益丰满的刨根究底式的批判。从本质上来讲，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仍没有达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高度，其在理论分析上仍存在缺陷。 阿甘本虽然通过例外状态理论对西方国家的制度等进行了揭示批判，但在分析过程中却只停留于制度表面，而没有将“例外状态”的制造运行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扭曲的价值观、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等进行紧密的联系，这使得阿甘本没有揭露出例外状态存在之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和运行，从而无法做到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彻底性。不仅如此，阿甘本在分析例外状态时以西方国家作为研究背景，却忽视了存在于其他社会条件下的例外状态现象。实际上，随着法律、政治的不断进步以及全球化的盛行，例外状态已经不是个例，它与不同国家及不同环境相结合衍生出了新的内容与形态。另外，从总体上来看，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与死亡相挂钩而显现出悲观性，他只看到例外状态中法律、政治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而没有看到其所带来的相对积极的一面，对例外状态的理解存在着过于片面化的错误倾向。抛开统治者的主观因素，若只讨论例外状态便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在混乱情况之下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性手段，而真正诟病的应是统治者的利己目的抑或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邪恶性，例外状态本无明确性质，而是资本主义的使用赋予了它后天的定义。 其次，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缺乏摆脱例外状态的实践路径。阿甘本意识到扎根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助长例外状态成为常态的温床，并试图通过揭示西方国家法治之虚伪性来加以批判，他在其生命政治理论中引入的“神圣人”就是为了以此为例来说明民众在西方得不到任何实际的保障而沦为“赤裸生命”的真实情况。阿甘本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原本的“劳动异化”“消费异化”等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衍生成为了“死亡异化”。在这种“死亡异化”的维度之下，死亡不止是停留在剥夺他人生命这种简单的层面上，而是在政治上使其彻底丧失正常的权利而沦为死亡，西方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成为了主权者凭借其决断权力来悬置法律而在例外状态中实现其目标的掩体。相比于阿甘本，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批判更为清晰透彻，马克思认为存在于西方社会之中的种种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其制度的扭曲性，要想让人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以此消灭阶级区分，由此提出了凭借无产阶级革命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并展开了详细的规划。由此可知，马克思较阿甘本而言不仅运用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方法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进行了更为深度的缘由挖掘，还为消除这种歪曲的现象规划了实践路径。而阿甘本则并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重要性，甚至因为苏东剧变等一些原因而不信任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行性仍旧持有怀疑态度。他认为要消除例外状态需要将本雅明的纯粹暴力运用于其中，用暴力的相互作用来彻底破坏法律带来的暴力，但是却并未具体阐述为打破例外状态应该施加何种暴力及具体的实践路径。除此之外，即使阿甘本认为消解例外状态须对法律、政治进行修正来重新引回其公正、威严的原始目的，却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只是停留在理论解释的表面而没有进行实践路径的挖掘。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世界哲学》2021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李建明 贾淑凤 编辑助理：周艳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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