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1. 在《语言与死亡》中，阿甘本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个无法停止的，但又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研究，因为这就仿佛我们走在一个毫无根基的大地上，或者仿佛去聆听一个沉默的声音一样。我们社会的根基，最后不可避免地揭示出来的是一个空，一个自我消除的虚无。那么，根据阿甘本的说法，这种形而上学研究是一种否定，而位于西方社会核心的概念就是“死亡”。

2. 阿甘本在《语言与死亡》一书中曾将他的哲学的目的概括为：“解决人的无根基的状态，解决牺牲的神话不可言说的状况。”（Language and Death, trans. by Karen Pinkus &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对于阿甘本来说，就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最致命的二分，即对生命概念的二分，这个二分在《神圣人》一书中表述为zoē与bios的二分。这样，人被撕成了两半，用霍布斯的话说，一边是狼性的自然人，一边是顺从于政治的并受政治保护的人。前者是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状态下的人，后者是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变成政治社会中的人。

4. 斯宾诺莎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发明了实体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斯宾诺莎可以看成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延续。但是斯宾诺莎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霍布斯，也就是说，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利维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用权力来掌握生命，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寻找安全，从而保护自己的生命，而这种安全被最终过渡到政治社会，一种bios的生命取代了zoē。对于斯宾诺莎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幸福或福祉并不需要通过一个契约和主权来得到，阿甘本说道：“伦理学既不是为了认识人的罪，也不是为了认识人的责任，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伦理学是关乎快乐生活的学说。罪与责任的假定——尽管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是远离了伦理学的国度，而进入到法治国度。无论谁走出这么艰难的一步，都通过那扇门回到被他已经关闭的世界中了”（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Homo Sacer, III), trans.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那么，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不是一种关于bios生命的学问，而是关于zoē生命的学问。或者用阿甘本自己的话说，《伦理学》是对生命政治的颠覆。

5. 那么阿甘本的对生命政治的颠覆是为了回到前政治生活的伊甸园吗？答案是否定的。那并不是对动物王国的虚幻式的乡愁，让人回到一种纯粹无辜的状态，这里涉及到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一个经典批判，即海德格尔说“人已经永远堕入了用他自己的工具所设下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而阿甘本更关系的是那个没有被划分成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状态的总体的人是否可能。正如阿甘本所说：“人就是人，因为他们必须去目睹非人的存在。”

吉奥乔·阿甘本博士(1942- )是欧洲研究生院（EGS）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教授，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

在攻读博士后阶段，阿甘本参与了弗莱堡由马丁·海德格尔主持的研讨会，并主持了瓦尔特·本雅明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阿甘本独特的对文学理论，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他也是巴黎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于美国数所大学，如UC伯克利，洛杉矶，埃尔文，圣克鲁斯和西北大学等学校任教。

传记

阿甘本进入罗马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撰写了一些关于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政治思想的论文，但这些论文一直未发表。在1966-1968年间，阿甘本参加了马丁·海德格尔的专门讨论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勒托尔研讨班（Le Thor seminars）。上世纪70年代，他主攻语言学、语文学、诗学，以及中世纪文化的专题。在这期间，阿甘本开始了他最初的探讨，尽管在这个时期他的政治关怀还不是那么明确。1974年-1975年，由于他对叶芝（FrancesYates）（他通过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认识了叶芝）的敬意，他成为伦敦大学瓦伯格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研究人员。在这段研究人员的经历期间，阿甘本完成了他的第二本书《诗节》（Stanzas）

阿甘本与诗人吉奥乔·卡普罗尼（Giorgio Caproni）和何塞·波尔加明（José Bergamín），以及意大利小说家艾尔撒·莫兰特（Elsa Morante）关系甚密，他将他的《隐秘财富的庆典》（收录在《意大利范畴》（Categorie italiane）英译本为《诗的终结》）以及《滑稽诗》（收录在《亵渎》（Profanazioni）一书中）献给了他们。他的朋友和合作者还包括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在他的电影《马太福音》中，阿甘本扮演了使徒腓力（Philip）一角。伊塔洛·卡尔维诺与其关系也十分密切，卡尔维诺是阿甘本的密切合作者。此外，他与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皮耶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德波（Guy Debord）、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德里达、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利奥塔等人都有往来。

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对阿甘本的影响十分重大。1966年，阿甘本编辑过本雅明的意大利文版的选集，他认为本雅明的思想是“让其从海德格尔思想中存活下来的解毒剂”。1981年，阿甘本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档案馆里发现了几篇本雅明散佚的重要原稿。在本雅明自杀之前离开巴黎的时候，他将这些原稿交给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与阿甘本自己后来的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本雅明的《论历史的概念》一文。90年代，阿甘本参加了一个对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政治著作的讨论会，而在这次讨论的影响下，阿甘本写作了《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他的近期作品也涉及到福柯的概念，对于福柯，他说道“近年来，我从他那里受益良多的学者”。

阿甘本的政治思想最初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论灵魂》的解读之上，同时他也关注了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解经传统。在他的晚期著作中，阿甘本参与到后来的一场争论，让-吕克·南希出版《非劳作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désoeuvrée）之后，布朗肖立即出版了《 不可告人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inavouable）进行回应，那时恰值欧洲共同体成立不久，欧洲掀起了关于共同体的大讨论。而阿甘本自己也出版一本关于共同体的著作《即将来临的共同体》（La comunità che viene），在这一时期，阿甘本也分析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短篇故事《巴特比》（Bartleby）中的“政治”态度的本体论前提——一个华尔街的抄写员不做反应，以及“不想”抄写的故事。

在《牲人》（Homo Sacer）系列中，阿甘本对汉娜·阿伦特和福柯的极权主义和生命政治学的研究作出了回应。自1995年始，他这个系列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也为他赢得了声誉，这个系列还在进行中。这个系列已经出版的包括：

1.《牲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Il potere soverano e la vita nuda）

2.《例外状态》（牲人：II.1）（Stato di Eccezione）

3.《王国与荣耀》（牲人：II.2）（Ilregno e la gloria）

4.《语言的圣礼》（牲人：II.3）（Ilsacramento del linguaggio）

5.《主业》（牲人：II.5）（Opus Dei）

6.《奥斯维辛的残余》（牲人：III）（Quelche resta di Auschwitz）

7.《最高的贫困》（牲人：IV.1）（Altissimapovertà）

在2011年出版的这个系列的最新的作品中，阿甘本提出“生命形式和生命风格的概念”，他说道“我所谓的生命形式是一种不能与其形式相脱离的生命，一种不能与诸如赤裸生命一样的东西相分离的生命……在这里，是私人的概念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