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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中央档案馆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特意收集了周恩来历年的书信、题词、文电、批示等手迹，予以公开出版，并定名为《周恩来手迹选》。里面收录周恩来手迹最早是1913年，最晚是1975年，每一份手迹都有详细的来历与考证，个别还添加有注释。 就在这套《周恩来手迹选》中，有一份特别珍贵的收藏，是周总理的老同学张鸿诰于1977年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份他珍藏了58年的周总理的手迹。 为了保存这份手迹，张鸿诰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图|周总理 打开这套《周恩来手迹选》，就能够看到张鸿诰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这份手迹，是周恩来1919年从日本返回时应同学所请所写的一首诗：
在诗句的旁边，周总理还用极小的字，写下了比这首诗还长的跋语，阐述了写这首诗时的背景：
图|《周恩来手迹选》 张鸿诰之所以能得到这份手迹，不仅仅是源于两人同窗家亲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两人在学校读书时志趣相投，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尽管两人后来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并没有影响彼此之间的友谊，双方始终保持了联系。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897年，张鸿诰出生于吉林长春，比周恩来年长一岁。周恩来1913年8月跟随伯父来天津考入南开学校的时候，当时张鸿诰已经在学校上了一年学。 南开学校在创办之初，只是一所学制只有4年的中等学校，也难怪周恩来后来几次在讲话中谈到这件事时，都谦虚的称：
然而南开学校在当时所采取的是极为现代化的教育模式，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人才。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学习成绩很出众，特别是国文与数学，甚至于受到了学校创办人张伯苓与严范孙的注意，学校为此还专门免除了学费，在当时周恩来是南开学校中唯一一个免费生。 南开学校的管理模式也很民主，那时学校的宿舍每间一共住四个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舍友，周恩来与张鸿诰、常策鸥三个人很谈得来，自然就选在了同一宿舍，三个人在一起住了两年，可以说是情同手足。
图|青年周恩来 不过奇怪的是，两年后的一天，周恩来找到张鸿诰、常策鸥，决定三人分开住，倒不是三个人闹了矛盾，而是周恩来认为他们三个人之间关系实在太好了：
张鸿诰很赞同周恩来的意见，于是三人后来各自分开。 周恩来在学校学习时，不仅学业出众，还热衷于参加学生活动，张鸿诰也并不差，而且就在周恩来毕业前一年（1916年），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踏上了赴日留学的道路。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三个月后也准备赴日留学，然而学习成绩优异的周恩来在1918年3月4日、7月2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统统落榜了。后来张鸿诰才知道，当时周恩来家里出了变故，周恩来的“八叔”因为没钱治病最终病死了，家人也都流散四方，为了处理这些事情，周恩来几乎无暇学习。 可即便这样，周恩来也没有被现实所打倒，仍然为此积极做准备。
图|1914年周恩来和张瑞峰（中）、常策欧（左）在一起 那时张鸿诰考试比周恩来要顺利一些，顺利地考上了高师的物理系，但张鸿诰却希望将来大学学工科，而想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考取第一高等学校，但想参加考试，就必须推掉高师物理系的学籍，但张鸿诰心里没底，万一自己没考中第一高等学校，又放弃了高师物理系，岂不是得不偿失。 就在张鸿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周恩来却鼓励他：
周恩来一席话，使得张鸿诰重新振作精神考上了第一高，并实现了自己学工的愿望。 但周恩来这时已经决定回国了。 周恩来、张鸿诰在日本滞留期间，国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促使学生们产生了很多思考，面对国家危亡的命运，身为青年学生的他们又该采取怎样的作为来挽救国家命运。
图|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在各方思潮不断涌动之下，南开学校也准备筹建大学部，并准备招收一批原来学校优秀的学生回来读书。 考虑到回国后既能在大学学习，又能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周恩来也决定动身重返南开。 张鸿诰知道好友已经决定回国后，约了南开在日本留学的同学王子鱼、穆慕天，为周恩来饯行，周秉德后来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件事：
那年正值三月，窗外樱花盛开，周恩来趁着酒兴，挥笔写下一首七绝。
尽管这首诗是周恩来两年前所创作，但这时写来，也特别符合几人的心境，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杰出的天才人物，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国家前途命运，而孜孜不倦的刻苦攻读，每一个人都值得尊重。
图|1917年9月，留日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周恩来回国后，成为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了学生运动的领袖，并就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21年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参加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虽然周恩来与张鸿诰之间后来很少再见面，但彼此的联系始终不曾中断。 费尽心机保护周恩来的手迹周恩来回国后就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 也因为周恩来的缘故，那时他身边的亲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哪怕是身在日本的张鸿诰。 张鸿诰在日本期间，就曾受到日本宪兵的盘查，当时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大江诗就摆在张鸿诰桌案上，虽然日本宪兵不知道有这首诗的存在，但却清楚了他和周恩来的关系， 尽管日本宪兵只搜查了这么一次，但也足以让张鸿诰警惕，考虑到这份手迹太显眼，张鸿诰只好忍痛凿下“弟恩来”几个字的落款。 为了保护这份手迹，张鸿诰将凿掉落款的手迹装裱起来，混在一堆书画中。张鸿诰考虑，万一将来有人盘问这份手迹，他就可以狡辩。
图|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柏林万赛湖 张鸿诰后来在这幅字上刻意盖上了三个闲章，其中一个是右上方盖了一个“小楼一夜听春雨”，另外两个闲章则是在左下方。 为了保障自身的绝对安全，张鸿诰不得已之下毁掉了他与周恩来之间所有的信件。 周恩来离开日本后，张鸿诰在日本继续学业，1926年学成归国后，在哈尔滨电业局当工程师，那时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时常去看望他，两人来往密切，张鸿诰不仅在工作上竭力帮助周恩寿，还撮合了他与王士琴的美好姻缘。而王士琴又管张鸿诰叫大姨夫，所以两家也从此有了亲戚关系。 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要求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解决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之间的矛盾，一直到当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才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回国，途径哈尔滨时，周恩来去看望亲属，意外与张鸿诰重逢，两位老友多年不见，彼此间也有很多的话要说。 周恩来也考虑到自己身份太特殊，总是遭到日伪机关、国民党特务的缉捕，所以周恩来再三嘱咐张鸿诰：
张鸿诰为了保证周恩来安全，特意给他找了辆车，将他送到火车站，并且还准备将周恩来送上火车，但周恩来考虑到他的人身安全，坚持不肯让他下车，还在他耳边轻声嘱咐：
周恩来的一番话，让张鸿诰很受感动。
图|周总理 尽管期间张鸿诰也遭遇了很多困难，但他始终保存着周恩来当年在东京时留下的手迹。 解放后，张鸿诰与周恩来再度重逢，两人闲聊时提起了当年的题字，张鸿诰非常认真的对周恩来说：
“不、不、不。”周恩来赶紧摆了摆手：
张鸿诰得了周恩来的嘱咐，所以从不在人前公开展示这份手迹，也就只有到了过年过节时，才会拿出来欣赏，有时也用来教育子女，提醒他们务必要做一个像周总理那样的人。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张鸿诰的外甥女王士琴后来嫁给了周恩寿，所以他与周恩来一家其实是有亲戚关系的，只是因为张鸿诰为人太低调，所以周围的人大多都不知晓他们的关系。 1960年，张鸿诰被调到了北京任水电部电科院的高级工程师，两家住得近了以后，张鸿诰还与周恩寿一起常去看望周恩来。 周恩啦有一次也召集了一批在南开学校时的同学聚会，张鸿诰也被邀请，席间周恩来端着一杯酒，笑吟吟地对他说：
张鸿诰似乎早有应对，只见他笑容满面地回答道：
图|周总理、邓颖超夫妇合影 说罢两人对视一眼，均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聚会，周恩来夫妇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是一包花生，虽然这份礼物在我们今天看来很轻，但以当时的经济困难程度，这份礼物已经算是弥足珍贵了，每个人都很高兴。 七十年代末风靡全国周恩寿与王士琴夫妇有四个子女，分别是周秉德和周秉钧、周秉宜和周秉华，周恩来考虑到弟弟身体欠佳，后来把这几个侄子侄女都接到了中南海照顾。 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呆的时间最长，也深受周恩来喜爱，后来在她撰写《我的伯父周恩来》中，还特别提到了张鸿诰保存那张手迹的情况。
后来中国革命博物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个消息，直接找到了邓大姐，要求征集这些手迹，邓大姐连连摇头：
邓颖超后来又把这份手迹还给了张鸿诰。
图|周恩来1919年所写《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手迹 张鸿诰考虑到，这件手迹不仅仅代表周总理同他的同学情谊，还是一份国家历史的见证，于是在收到这份手迹没多久，就决定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张鸿诰家里后来只保留了一张复制品，比原件少三个闲章。张鸿诰后来去世以后，他所在的单位电力工业部部门的领导还在悼词中专门提及了这一往事。 也正因为是张鸿诰的努力，我们才得见周总理这首早年的诗作，尽管周总理在大多数人们心目中，并不是以诗人面貌出现。 周秉德后来也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文中感慨地说：
周总理的这首诗在七十年代末曾风靡全国，但由于当年信息传递不发达，以至于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而且时至今日依然被人们误解着。 这幅字整体是写在一张条幅上的，因为一开始就没有题目，后来人们就以诗句的第一句“大江歌罢掉头东”，作为诗句的题目。然而也正是这第一句话，后来引起了争议。有不少熟悉诗作的人认为，这一句中“掉头东”应该是“棹头东”。 虽然看上去仅有一字之差，但却极大地影响了对诗句原意的解读。
图|周总理与周秉德合影 大多数人或者说文学界的一部分人都认为“棹头东”在诗词意境上要比“掉头东”高出很多。因为“掉头”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但换做“棹头”似乎也没有错，因为“棹”本身的意思就是划船的船桨，放在诗句中代表船的意思。 据周秉德在回忆伯父的文章中曾提到过，根据她母亲王士琴的回忆，原本条幅上写着的，应该是“棹头东”。 尽管这样一个错误，在后来人们普遍发现并且已经澄清的情况下，应该改过来才对，但事实上在不少权威机构出版的周总理诗词中，这首诗依然采用的是“掉头东”，似乎在学术界与诗歌界，已经给这个争论下了一个结论，认定了周总理原诗中是“掉头东”，并且也给出了很多的解释。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周总理当年是否细致认真地看过这份手迹，但根据书法的构造特点来讲，在辨认字上确实很容易出现误读。行书原本就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尽管从字的形态上来看，存在着美感，但多数人普遍持一个观点就是，在看行书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将“木字旁”看做是“提手旁”。
只是这些疑问，如今已经不可考证。 唯一不可否认的，就是周总理当年在写这首诗时，国家正面临着前途危亡的命运，而那时的他就已经决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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