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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积淀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怼，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本书荣获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并于2000年获得我国文坛上最具荣誉的大奖——茅盾文学奖。《长恨歌》在我心里其实已沉淀很久了。我个人认为，《长恨歌》的走红带有很大的运气。譬如，当初张爱玲的去世引发了张爱玲热，许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可能因为我们写的都是上海故事，对上海的怀旧时尚客观上推动了读者关注写上海故事的小说。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事实上，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因为你得把这口气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能泄掉。写完后我确实有种成就感。《长恨歌》之后，我的写作就开始从这种极致的密渐渐转向疏朗，转向平白。这种演变我自己觉得挺好。四年前，《长恨歌》一脱稿，安忆便重重地病了一场。看她被疾病折磨得憔悴，我真是心疼。读《长恨歌》，我只感到那些细致到极点的文字，是安忆掰碎的心，对一条弄堂的描写，就用了几万字的笔触，细到对一颗落到地缝里的西瓜籽都不放过。我想，她对这个世界的觉察实在太仔细，她对人情的体察实在太明白，她不病也得病啊。有天下午，她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陪陪她，我马上赶去。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她累了，躺下了。我坐在床边的一张藤椅上，静静地端详她，她更清瘦了，身体微微蜷曲，显得很孱弱、很无奈的样子，我的心紧得像一张快撑破的纸，我爱莫能助啊，谁能帮得了她的心？张爱玲写的是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人，王安忆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后留在上海的女人，而蒋晓云写的则是流亡在外的女人的故事。《百年好合》中包含了十二个独立的故事，但这些主人公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母女、亲友、一面之缘。这些人中有上层官太太，也有下层舞女，有私奔台湾的清真面馆老板娘，也有远嫁美国独自创业的上海滩舞女。她们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中，经历了最为动荡的时代。乱世飘零的她们，一人有一人的传奇。 我的这个系列完全是女性视角。我本来就要写三十八个民国女人。我的朋友说，这不公平，还要写三十八个男人。可我得先把女人写完。我觉得写女人意义更大，因为历史都是男人书写的。在这个变动中，女人如何？那个时代的女人，她们奇怪的地方和条条框框，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我这样的台湾女性，尤其是闽南女性是非常坚毅和受委屈的，因为闽南人的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在上海很难想象。在女性的角度来看，很不公平。所以我对女性很感兴趣，在那样的环境下，女性有不同的心理变化，有些是不甘的。蒋晓云的《百年好合》沿用一种古典小说的章回体，把相互独立的短篇故事之间用复杂的人物关系串联起来。前一篇故事里的绿叶，成了后一篇里的红花，在十二个环环相扣又相互独立自成一章的短篇故事之间，有一重隐形不见的密网。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发生的爱恨交加和悲欢离合，被作者的巧妙构思用于构建一个更大的局，在这个更大的局里围绕十四个民国女性的，是那些浪迹天涯的人们，跟那个没落的年代里渐渐远去的模糊的背影。读完十二个故事之后，大概读者无法轻易地在脑海里绘制一张清晰的地图，仿佛在一座看不见的城市里走进作者构建的十二个相连的房间，目睹了房间里的一幕接一幕的情境之后，十四个女主人公的形象才跃然纸上，清晰的宛若泡沫里诞生出的维纳斯。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布衣长衫的读书人为中华文化源流不绝忘我奋斗直至牺牲生命。作品的结构严谨合度、语言优雅蕴藉、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野葫芦引》的写作迤逦三十三年，抟炼琢磨，终成大器。《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国难之中的深沉痛苦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对苟且求生者的懦弱灵魂给予深刻细致的剖析。小说富于生活气息，营造出纯净真挚的艺术氛围，令人回味不已。《东藏记》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西征记》写的是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在硝烟炮火的战争里，青年学子丰富而又纯真的内心世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更加可敬可贵。抗战胜利，正义永存，宗璞笔下的远征军和滇西之战别有境界，气韵不凡。《北归记》再现明仑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之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胜利尘埃落定，内战烽烟又起。历史巨变的前夜，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所有的一切，凝聚在宗璞的笔端，温暖而沉重，鲜明又迷茫。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其实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历史都是'野葫芦’，没办法弄得太清楚。那为什么是'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百态。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虽然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读《东藏记》这样隽永而精致的小说，真是受益又享受。作者以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写作完成此书，从东北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作者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回望了作者从内陆到台湾的经历，其中折射出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巨流河》里描述的，不单是一个家庭的流离史，更是20世纪中国的苦难史。自2009年出版以来，成为港台乃至大陆地区口碑最好的一本书。《巨流河》是我从内心深处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几年间，来自世界各角落的文字直扣我心，读了又读，每篇都不忍释手，只有用一本书，在此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了解与交流，而找回旧谊重叙生死契阔，也在此书内做个永久的相逢纪念吧。我深感人间深情洄澜冲激之美，我充满感谢与你们在书里书外有缘相逢。《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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