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学家谭维四说： 编钟为礼乐重器， 在为我国考古发掘中， 一国君主 为他国君主铸造宗彝 仅此一例 非同寻常。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发掘曾国君主曾侯乙墓时,出土了65件一套的特大型编钟，顿时震惊全国。这套音律齐全、工艺精美的编钟，充分证明了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青铜铸造技术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曾侯乙编钟 长钟架长748 高265厘米 短钟架长335 高273厘米 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 重203.6公 斤 最小钟通高20.4厘米 重2.4公 斤 总重5000公 斤 。 全套编钟由制作不同的 多套编钟组成 共65件 分三层八组悬挂在 呈曲尺形的铜 木结构钟架上 编钟用浑铸 分铸法铸成 并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 等工艺技术 以及圆雕、浮雕、阴刻 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 每件钟均具备 “一钟双音”的特征 全套编钟音域跨 五个半八度 十二律齐备 可以旋宫转调。 其中，一件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镈钟，格外引人注目。这件镈钟高92.5厘米，口径60.5×46.2厘米，重134.8公斤。出土时位于下层甬钟中间，形体硕大，钮呈双龙蛇形，龙体卷曲，回首后顾，蛇位于龙首之上，盘绕相对，动势跃然浮现。镈钟钲间部分有铭文，记载了楚惠王熊章为曾侯乙“作宗彝”这件事。《楚王酓钟铭》中写道：“佳（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殇（阳）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置之西殇（阳）其永（持）用享。”从这段铭文中，我们得知，楚惠王在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专门为曾侯乙制作了宗彝，送到西阳让曾侯乙永远享用。  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镈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考古学家谭维四先生指出：“编钟为礼乐重器，在为我国考古发掘中，一国君主为他国君主铸造宗彝仅此一例，非同寻常。”何况，曾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附属国，楚惠王为何要给附庸于楚国的曾国君主曾侯乙赠送镈钟呢？说来话长，原来是楚惠王要报曾国救父之恩。 那是公元前506年，吴国大军在孙武、伍子胥指挥下攻进了楚国国都纪南城。楚惠王的父亲楚昭王仓皇出走，逃亡到随国。吴人尾追而来，要求随国君主交出楚王，并允许把汉水以东的土地全部划给随国作为交换。那时候，楚昭王躲在随国公宫以北，吴军进抵公宫以南，情势相当危急。随君不顾吴国的威胁利诱，对吴人说，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随国拒绝交出楚昭王，为楚国赢得了宝贵时间。在共患难中，楚国和曾国的关系更加牢不可破。本来，从战国早期开始，楚国就灭尽了江汉诸国，正是因为随君救了楚昭王，才允许随国的继续存在至战国中期。这个故事里的随国，就是今随州考古发现的曾国，如同楚国又叫荆国一样，曾国又叫随国。曾侯乙墓中发现楚惠王祭奠曾侯的镈钟，就是楚惠王报答随君救父之恩的礼遇。 说起这次吴楚之战，其关键人物是楚国监利人、吴国大夫伍子胥，此人的个人复仇行动，在给楚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了一个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 记得前几年，荆州市向上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荆州区报的是《关公故事》，监利县申报的是《伍子胥故事》，两个申报文本虽各有千秋，但从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角度来讲，都是极具价值的，然而，评委们几乎一边倒，在没有指标限制的情况下，全票通过了前者，否决了后者。本人当时作为主任评委，也是同意大家意见的。于是，《关公故事》上报后被列入湖北省非遗名录。 这个评定过程，非常耐人寻味。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关公是荆州人心目中的大圣人、大英雄，是忠与义的代表，而伍子胥呢？至少在一部分人看来，是个吃里爬外的大奸人，是一个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的小人。  当代社会，有人常常纠结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有人问：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也有人引用某外国名人的名言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要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社会利益的纠葛，常常会让一些人走向极端，甚至做出反社会、反国家的行为。比如前几天发生在山西省委门前的爆炸案。不过，伍子胥生活的时代，国家的概念还很模糊，这也难怪他会因为深仇大恨而成为“带路党”，主动要求带领吴国的“侵略军”攻占了自己的国家——楚国。 说来话长，其关键词是“献媚”和“红颜祸水”。那是公元前527年，楚平王为了联秦制晋，给太子熊建娶秦国公主为妻，派太子少傅费无极迎娶秦哀公之妹孟嬴为太子妃。费无极发现秦女天姿国色，为了献媚劝平王自娶为妻。昏庸好色的楚平王居然掉了包，强娶儿媳为妻，生下儿子楚昭王，另为太子娶妇。费无忌担心太子即位后会杀自己，就污蔑太子勾结诸侯企图叛乱。于是，楚平王在派人诛杀太子的同时，还杀了太子的另一位老师伍奢与其长子伍尚，次子伍子胥逃脱。父亲和兄长死于非命，成为伍子胥心中挥之不去地撕裂之疼。就这样，楚平王强娶儿媳为妻，给后来的“吴师入郢”埋下了伏笔。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伍子胥知道仅靠自己是杀不了楚王的，要实施复仇计划，只能借用敌国的力量了。本来，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事情往往都有两面性。不过，伍子胥做得太绝了，他不但与吴王阖庐和孙武率吴军大破楚军，打败20万楚国大军，攻陷了楚国的国都纪南城，还掘毁楚平王墓，鞭尸三百，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掘墓贼。 虽说是国家对不起伍子胥，可他甘当“带路党”，引来了“侵略军”，挑起战争，使许多无辜的人民死于非命，也难怪伍子胥的报仇血恨，会引来了骂声一片。 从历史传统来说，中国人的国家观，与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完全不同。中国人自古是天下观和文化观，“中国”这两个字的意义更多在于中原之地的华夷之辨，是一种作为文化意义和地理意义的自我认同，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在于是否庇护和坚持这种文化传统。 孔子说“春秋无义战”，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并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来判断战争的正义性。不过，同是复仇，与伍子胥引来骂声一片的复仇不同，越王勾践“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复仇行动，却更多的成为褒奖的范例。可见，是非公道自在人们心中，人们的心中总是有一种最为朴素的道德标杆。 比如，同是监利人的楚国大夫申包胥，见伍子胥为报私仇不惜引敌国之兵把自己的祖国灭了，就派人去对他说：“亏你还是楚国人，你这样做得太过分了！”伍子胥听后对来人回复说：“我已经老了，日子有限，我急于报仇，只好做这样违背常理的事！”伍子胥也知道自己当“带路党”“违背常理”，但为了“小我”，也就顾不上“大我”了。 一心想复国的申包胥见说服不了伍子胥，只好到秦国请求帮助，他在秦宫外一连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哀公君臣，得以发兵救楚，楚国终于复国。 这次破楚与救楚，两个监利人在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书为申包胥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伍子胥的历史脸谱却逐渐模糊，忠奸难分。 有人说，伍子胥的一生，是复仇的一生，也是痛苦的一生。同样是荆楚名人，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忠义之心日月可鉴，从而走上神坛；屈原眼看国衰欲破，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忧心如焚，写下了大量抒发忧愤的诗作后，于绝望中投汨罗江自尽，被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2400年前，伍子胥和申包胥截然不同的所作所为，一定也曾在这片土地上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或许，正是在这种讨论中，中国人才开始有了国家的概念，屈原才有了以死救国的决心和担当。如今，社会的进化，早已走出了非红即黑的思维定势，伍子胥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不是我们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  只是，每当我在荆州博物馆楚乐宫里听到编钟乐曲时，耳边都响起宋朝著名文学家鲍寿孙的诗句，“百世子胥调，犹存寂寞中。鞭尸生快怨，抉眼死遗忠。故国古今梦，怒涛朝夕风。登临一长啸，斜日海门红”。复仇前，伍子胥没有了亲人，复仇后，伍子胥又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古往今来，“带路党”的最后余生都将生活在内心的极度阴影之中。这一点，伍子胥一定深有感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