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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农小记 雪岸 笔者自幼就有爱好看书的习惯。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几年的文革，没有改变我的这一习惯。一段时间，笔者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曾阅读了全套的〈向导〉和〈新青年〉杂志，阅读了到文革前出版的三十六集〈文史资料〉，还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小说。 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些图书管理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少是过去的教授和讲师，有的还曾被划为右派，不让上讲堂，就下放到了图书馆。看到我天天去图书馆，他们就对我十分客气气，还常常让我独自进入库房。由此我得以翻阅了大量解放前后的报纸和杂志，积累了难得的知识。 转眼间，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新一年的开始，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春天也是农民对丰收寄予希望的关键的季节。 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讲，春天应该是读书的最好的天气。但在那个“政治挂帅，读书无用”，忙于阶级斗争，忙于打派仗的年代，大好的春日时光就一天一天白白地浪费掉了。 也许是为了恢复城市的平静，为了要我们这些学生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吧，省革委会决定组织在校大学生下农村，搞支农。下去的前两天，省革会在武汉军区礼堂召开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等几个大学下乡学生的支农动员大会。原省长、现省革委会主任张体学在召开的大会上讲了话。老省长总是那样的平易近人，那样的朴实无华。记得两年前他曾到我们学校来过一趟。那一天的中午，我到学校食堂里去中饭，走到学校食堂前面的马路上，看到校党委书记赵抱一和校长林山陪着一个个子不高但挺结实挺精神的中个人站在马路边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我向同学们打听他是谁？有个学生告诉我说他就是我们的张体学省长。哦，他就是张省长，就是曾经的新四军五师的旅长！我不由地仔细地打量起来。只见他一身粗棉布衣，尤其是脚上那一双用花布条编成的草鞋特别醒目。一个堂堂的省长不穿皮鞋而是穿着一双草鞋来到一所大学，这本身就叫我们大学生从心底里敬佩。我正在打量着，又见张省长几大步走到我们学生中间，问起学校食堂的生活情况和我们的学习情况象谈家常那样，没有半点架子。离开时还说我希望同学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又红又专，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就靠你们了。 几天后，我们乘坐北去的列车到了随州县淅河区。在淅河区革委会食堂吃了一餐中饭，按照事先的分工北起行李到了各自的大队生产队。我被分配到金屯公社的李湾大队第三生产队。和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有张光华、徐耕、孙长治以及文浩然老师。第三生产队所在的村庄叫李家湾，是一个有三个生产队的大湾。李家湾地处浅丘陵。湾后是一条长长的山岗，湾前是一个地势比较 平缓的大冲，大冲的对面又是一条长长的山岗，山岗过去还是山冲、山岗。这里的山岗说是山，其实大都被开垦成了梯地，种了旱作物，只是在山冈的最高处和地坡上长了一些阔叶树。湾前湾后的树木不多，大都是阔叶树。可以设想如果是初冬来到这里，看到的将是一派萧瑟景象。我们下来的时候正是阳春三月，杨柳早已发枝，就是迟发的阔叶树也已吐出了新叶。村前村后的小麦苗绿油油的，油菜花片片金黄，路边不知名的野竟相开放。景色是相当不错的。 李湾大队农民家的房屋都是土砖瓦房，房屋都不宽。我住的那一户社员家里正房三间，正中一间大的是堂屋，两边两间小一点的是卧房，堂屋的后面是厨房。在房屋的大门前两边搭了两间小房，一间作猪圈，一间作牛栏。房东家有老少三代人，一个老爹爹，房东夫妻两口和三个大的不满十岁小的也只有三岁的孩子。如此多的人口，如此狭窄的房屋，自然腾不出房间给我住。住那里呢？我感到很为难，尤其是给房东增添了麻烦，要他们腾房子就更不好了。陪同我来的队长说陈同志，我们这里社员家里的房子都窄，只能委屈你了。和过去到这里住队的干部一样，就在堂屋里搁一乘板床，白天还可以当椅子，一举两得，怎么样？房东大嫂接过话说陈同志，本应该给你腾一间房子的，只是家里的人大多了，实在腾不开，队长说了，就在堂屋里吧。只是我家的鸡子多，一没招呼好就飞到家具上拉鸡屎，还要你每天早晨一起来，把被子捆好，到晚上睡觉时再铺开。说来说去，只怪我家条件差，给你增添麻烦了。我连忙接过话说就在这堂屋好。也谈不上什么麻烦。要说麻烦是给你添了麻烦，我们一下来做不了多少事，还要给你们添麻烦，真有点过意不去。说着，房东大嫂从里屋搬来木板床。我立即接过来在堂屋的右侧放好，把行李放在木板床上。我说就这样好，就这样好。队长临走时又向房东大嫂交待了几句，然后对我说吃饭问题，就按老规矩轮流吃派饭，今天就从我家开始，到时我来喊你。我现在还有点事，你先休息休息吧。我说队长你去忙吧，不要管我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驻队，也就是第一次深入到群众之中，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劳动，支援春耕生产，搞搞调查研究，学学如何作群众工作，没有其他具体工作任务，但既是第一次，一切都感到新鲜。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就说吃饭吧，也是很有意思的。经过四清运动，干部到农村住队除了吃派饭而外，一律不准在社员家里喝酒。据说在前几年开展的农村“四清”运动中，对下队干部不仅不准喝酒，还不准在社员家里吃肉吃鸡蛋。“四清”运动过了已有两三年了，除了喝酒之外，吃肉吃鸡蛋是放开了。但干部都很自觉，如果是社员专门上街为干部买的，一般也不吃。我们这次到社员家里吃饭，每家人家菜不多，但做的不错，青菜萝卜，干菜腌菜，干鱼鸡蛋，有时也有肉，是腊肉。就是日常小菜，油也加的比他们平常过日子时的多。一到吃饭的时候，他们总是连连叫着要我们多吃菜。那一口一声的隋县地方话，重音放在句子的后面，有强调之意，且带有一定的磁性，听来特别地悦耳，至今叫我记忆犹新。 “陈同志，吃菜吃菜，多吃一点，可不要讲礼哦。” “说叫吃菜，也没有什么好菜。叫人说不出口。” “别跟那一年四清那样，什么也不敢吃。你看，我家也没有上街买什么。这青菜是菜园子兴的（种的），这鸡蛋是鸡子生的（下的），这鱼是生产队里分的，这腊肉也是自家的，是过年时自己腌的。吃吧，吃吧，千万不要讲礼。” 这里的农村没有什么吃不言睡不语的禁忌，吃饭时往往是边吃边说话。要是在晴天，没有轮到派饭的那一家，往往一家人将饭一盛，菜一拈，端起碗出门，和邻居一起吃，边吃边聊，邻里之情就在吃饭的时候加深了。到我们去那家社员家吃饭时，他们就和来了亲戚一样，一家人围着桌子吃。当然小孩和妇女一般是不上桌的，拈一点菜到碗里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吃。 我住的那个队二十几户人家，大多数住在李家大湾，还在两户住在冲对门山岗那边的一个小湾里。那一天，派饭派到那个小湾。我们一大早到公社去了一趟，在街上随便买了一点东西吃了。中午回来，我和张光华、文浩然、徐耕一起到小湾去吃中饭。走进派饭的那家门前，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在做棺材，他抡起斧子砍着木头。看到他那熟练地动作，我想他一定是个博士（木匠的俗称）。看到我们就老者停下斧子说好呀，你们可来了，快进屋里坐。我们问老人家，高寿？白发苍苍的老者把斧子放到一边，笑笑说九十有五啦。我一听大吃一惊。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又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九十岁的高龄尚如此健壮，实在是奇事。而且还能拿起斧子做棺材，更是不简单。我连连说好呀好呀！我今天是有幸遇到老寿星了。说着我们一行来到他家堂屋里坐好，饭菜也已端上来了。这餐饭吃的特别热闹，老寿星边吃边说，一说起话来就没有个休止的时候，他从他小时候的事说起，直到帝国主义入侵，连年战乱，朝代更替，直到解放到成立人民公社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吃饭时没有讲完，吃了饭接着讲，到了我们要去参加劳动时才告一段落。晚饭时又捡起中午的话题继续说，吃完晚饭又说了一两个小时。是啊，在社员家里吃派饭也是和社员交流思想联络感情体查民情的有效方法，难怪领导上一再说要我们下乡一定要搞好“三同”哩。 当时是春天，农村的主要活路是春耕备耕，又是集体劳动，活路不重，加上队长有意要照顾我们这一群大学生，在活路安排上尽量让我们只干一些轻松的活路。什么挖塘泥啊，锄草啊，向田里送家源肥啊，清沟排渍啊，等等。这些活路对我这个农村长大而且在高中期间休学一年当了一年的农民的我来说自然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些生在城里的学生特别是我们的文浩然教授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浩然教授高度近视，平日间一千多度的近视眼睛，从不离眼。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总爱讲一段再看看教案，看看教案再讲一段，不讲话就把教案放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他那张和暧可亲的脸总就被教案遮的严严实实。下队劳动时仍然离不开他的那副高度近视眼镜。他从小到老一直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到这里支农他说还是他的第一次干农活。我们几个学生特别照顾他，送肥时我们不让他挑，就让他为我们几个人上肥。看到他累了，就夺过他手中的铁锹，自己来上肥，让他站在一旁休息。由于长年在大城市里生活，他对农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真的连小麦和韭菜都搞不清楚，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不过他不懂就问，并不不懂装懂。走在路上，坐下来休息，他总是问这问那。几天阴雨后的一个晴天，队长安排我们清沟排渍。他虽然是教授也和我们一样脱下鞋袜打着亦脚下田了。收工时我们一起到冲里的一口清水塘里去洗脚。洗着洗着，只见他大叫了一声“哎哟”，像火烙着脚一样起身就跑，跑到塘堤上站着对着水塘发愣。我们忙问什么事？他指着塘边的水说一条小蛇游来了。顺着他的目光我们向塘里看去，什么也没有看到，就说没有啊。他来到刚才洗脚的石头上站好，弯下腰对着塘水看了一会，又指着说快看，就是它。我们一看原来不是蛇，是一条蚂蝗。张光华说文老师，哪是蛇啊，是蚂蝗！文教授说哟，是蚂蝗。我还以为是蛇。不过蚂蝗也是咬人的，还是不惹它的好。以后传到住在其它生产队的一些同学的耳朵里，大家背地里都笑文教师分不清蚂蝗和蛇。 张体学省长在我们下乡支农会议上安排了我们一项任务，就是除了参加劳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春耕生产外还要学习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方法，作好农村调研工作，作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为群众生产和生活排忧解难。 毛主席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是学习农业经济专业的，将来的工作对象是农村。这次支农是我们学习农村工作方法的一次最好的机会。大家谁也不愿意让这个机会白白地错过。在公社召开的下乡支农工作队员会议上，住在我们大队附近的一个大队支农工作队介绍了他们打击农村抹牌赌博歪风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农村阶级斗争抓的紧，无人敢抹牌，更不敢赌博。这两年到处都在搞武斗打派仗，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歪风邪气乘势而上。一些地方由暗地到公开，由小打小闹到集众赌博，严重地影响了春耕生产。那个大队的一个生产队竟发展到在村门前空场里摆上十余乘桌子，点了汽灯，几十人围在一起大赌起来。支农工作队发现以后，连夜组织民兵抓了个现行。回队以后，我在我们队里进行了调查，还好，我们所在的大队没有发现这一现象。没有什么歪风邪气需要打击，也是好事。我们在参加劳动的同时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调查研究上，一家、一家地座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的调查笔记本记满了整整三大本。 有些城里的学生，人们称他们是洋学生，就不知道怎么搞调查研究，有的还闹了不少的笑话。我们同班有个同学分工住到浙河镇附近的刘家大湾。那是随州县少有的一个大村庄。十三个生产队，二千余人聚居在这个村子里。村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宗族房头林立，加上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派别山头突起，交织在一起。下队前区里的干部向他们介绍了这一情况，要大家注意不要搅到宗族房头派别纠纷之中。如果搞的不好到时支农结束时队里的一些人缠着不让走就麻烦了。区里的干部还介绍说这个大队过去土地改革时由于阶级斗争复杂，还是采取武装方式土改的。我班的那个同学一听，不知所措。那个同学是武汉人，为人比较内向，平日间与同学之间也很少交流，但他有一个专长就是善画画。他下乡半个多月，怕和社员们讲话，生怕自己搞不好犯了错误。到农户家吃饭时也只是埋头吃饭，由和他一起住队的同学与房东讲话，他一句话也不讲。半个多月过去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好，不然搞了几个月的支农还没有和社员讲上三句话，回去以后别人问起来不好交待。终于他下了决心，要找一个社员谈谈心。那天中餐后，他把一位社员拉到树阴下说开了。可那位社员就是不讲话。他想他不讲我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总会和我讲话的。他就在那里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该队的队长看到后把住在同一个队里的我班的另一个同学拉到一边咕噜了一阵，那个同学立即走到他跟前对他说你在和谁说话啊？他说我和这个社员谈谈心。那个同学说快别谈了，你就不知道吗？他是个哑叭！啊，他是个哑叭？怎么会呢？他完全不相信在他眼前的这个社员是个哑叭。只见那个哑叭起身一边作着手势一边“哦……哦……哦……”起来。真的是一个哑叭！他一阵脸红，跑回房东家蒙头躺到了床上。不久就被当作笑话在同学中传开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千方百计想作点工作的时候，工作却离你远远的，不给你机会，让插不上手。当你正在泄气的时候，工作却主动找上门了，就看你会不会作，作的好不好。过了不久，先后有两件事就找到我们头上来了。
那一天是一个晴天，一个少得的春日的晴天。生产队里放假。到队里的这些日子，一直是雨天多，晴天少，把人逼的霉头霉脑的。天好不容易晴了。我和张光华一起到大队周围的山上去转转，欣赏随县大地春日的景色。 走在丘陵山冈上，空气特别的新鲜。尤其是那满冲遍野正在拔节忽忽上窜的嫩绿的麦苗，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如火般艳丽的映山红和小路旁竟相开放野花更叫人尝心悦目。 我俩一边看一边发着感慨，信马由缰地向前走去。转过一个山头，忽然看到面前有两拔人马相向立在路中，他们手里都拿着铁锹、钎担，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俩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人们常常说到过的农村械斗，形势万分紧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免不了一人伤人亡。如何制止这场械斗呢？我和张光华都没有经验，但不管是不行的。支农工作队的责任使我俩决定挺身而出，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一定要制止这场械斗。 “走，制止他们。” 我对张光华说了一声，拉着他从斜刺里插到两伙排好阵势正准备开打的人群中间，大喊一声：“我们是支农工作队的，不准械斗！不准械斗！” 张光华说：“有什么事都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嘛。” 看到我俩一下子插到他们的中间，正要冲过去厮杀的两群人听到叫喊声一下子惊呆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一齐对我俩看着。 我说：“有什么事就对我们讲。由我们工作队来解决。” “快让开！谁知道你们是哪里的？”一个站在我面前的社员说，那个人显然是我面前这伙人中的一个领头的。 “你们还是让开的好。你们就是工作队，也不是住我们大队的，我们大队没住工作队，你们解决不了我们之间的问题。”一个大块头社员接着蛮不讲理地说，他手中拿着钎担跃跃欲试。 “我们的确是工作队的，不信你们可以调查嘛。”张光华说。 我接着说：“要知道你们这么作是犯法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还是收手吧，各方派出几个代表来，有什么事我们一起商量解决。” “叫你们让开就让开，不然打起来，铁锹钎担可是不认人的。”我侧过身一看是对立的另一方中的一个人在说话。 “说不准械斗就不准械斗，谁要械斗就冲我来吧，把我打倒了由你们斗去！”我看到形势并没有好转，知道不把话说硬一点是不行的，是制止不了这场就要发生的械斗的，于是拉了拉上衣，拍拍胸膛，朝那个说话的社员面前走了两步。 忽然另一个社员发话了：“他俩真的是省里下派的支农工作队。” 又一个社员问：“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社员说：“半个月前我到他俩住的队里走亲戚，见到过，还在一起吃过饭。” 我立即朝他看了一眼，真的是半个月前见过面的。我立即回慎作喜说：“有人作证了，要相信我的话吧。快收起你们的武器，派出代表，我们当面来谈。其他人都回家。” 双方的社员一听，就有人放下了手中武器，但还是站在那里不愿离去。正在这时，从山那边如飞地来了三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喊：“不准械斗，不准械斗！谁动手就抓谁！” 来到面前，我一看，真的是公社干部，心里想：啊，好了，是公社干部来了。 张光华他们打招呼说，你们来了，好啊，来是正好。 其中的一个干部说：“哦，是你们俩啊，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是偶然路过此地碰上的。有你们来了就好了。” 面前的三个人有两个我们在公社开会时碰到过，虽然当时没有讲过话，人还是认识的。 他们三个人和我们打过招呼后立即转过身对那对立的双方训起话来。到这时双方的人群都放下了手中武器。 接下来除双方派出的几个代表外，其他人都收起手中武器回家了。原来这两伙人是两个村庄的社员。事情的起因是其中一个村里的一个傻子男孩把另一个村里的一个女孩强奸了。事情发生以后，傻子男孩的父母到女孩家里赔礼道歉。事情看来就要平息了。但这两个村历来就有一些成见，经常为一些小事发生摩擦。那个女孩所在的村有几个人看到这次道理在自己这一方，以此为由头要进行报复，非要闹出个子丑寅犯卯来。另一个村的群众觉得认了错，就失去了面子，还要再闹，那就闹吧，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于是就有了这场差一点就要发生的械斗。 看到公社的人来了，而且时间已到了上午十时半，该回住地吃中饭了。我和张光华向他们告辞，他们说什么也要留我们在那里吃中饭，但我们还是拒绝了。过了几天公社有个干部告诉我们说那件事圆满解决了，并且再三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谢意。 又是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又是生产队里放假，我和张光华准备到区镇里去散散心。我俩边走边说，走到村后的一条马路上，只见从对面的路上一前一后跑来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年龄约在四十四、五岁左右。男的在前面跑，女的在后面追。跑的慌慌张张，失魂落魄。追的步步紧跟，边追边喊：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有本事就别跑哟！那个男的跑到我们跟前，哆哩哆嗦地对我俩说救救我，快救救我，我老婆要打我！好一个窝囊的男人！竟然怕老婆怕成这样，实在叫我们没有想到。过去听男人怕老婆的笑话听的不少，其中有一个笑话曾叫我们笑破肚皮。那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女人要打她男人，男人一见，立即钻到床板下躲了起来。女人手拿笤帚，高声叫道快滚出来！男人在床底下就是不出来，嘴里还说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今天真的碰到了笑话中的男人。我俩对他既卑视又可怜，忙说不要怕，是什么事，快说清楚！有我俩给你做主。他回头一看说看，她来了。说着又要走。我一把拉住他不让他走。正在这时那个女人已跑到我们跟前，我正要批评她两句，却见她一到我们跟前双腿就“扑咚”一声跪了下来，嘴中说到工作队同志啊，快给我家做主啊！我和张光华还从来没有见过给我们下跪的，马上把她拉起来，一边拉一边说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呢，快起来说，快起来说。女人被我俩拉起来了。 那一男一女各自说了一通，女的说话时颠三倒四，男的大概是畏惧女人，依旧哆哩哆嗦，前言不搭后语。问了好半天我们才把他们话的意思搞明白。原来这对夫妇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和她初中的一个男同学自由恋爱上了。两个人海誓山盟，要白头偕老。那个女孩长的比较漂亮，又有文化，被大队主任的儿子看上了。大队主任直接出面要拆散那对鸳鸯，娶她为儿媳。那个女孩坚决反对，非要大队开出结婚证明，和他心爱的人到区里领取结婚证。大队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就是不让开证明。女孩的两们老人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对夫妇也是意见各一。女孩的爸爸向着女孩，女孩的妈妈比较势利，觉得主任家里是干部，结了亲，就有了一个靠山，今后人前人后说话也硬轴，无论办什么事都方便，而且女孩向中的那个男孩是个苦孩子，孤身一人，家徒四壁，仅有一间破茅草房聊以遮风挡雨，两相权衡，她反对女儿的意见。大队主任利用女儿的妈妈在家说一不二当家作主的这一特点，和她达成默契，千方百计阻止女儿的自主婚姻。 想不到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婚姻法早已实施十好几年了，还有人干预孩子们的自主婚姻。我和张光华都气氛不已，两人一商量，决定说什么也要为此打抱不平。我们对眼前的这个妇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接着问她的女儿在哪里？她说被她锁在家里，说是不答应就不放她出来。我和张光华赶到她家，要女孩的妈妈把她放出来。那个女孩一见我们是支农工作队的，眼眶一热，流出泪来说你们工作队要为我做主啊。我忙说坐下来慢慢说。她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女孩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面若桃花，果真十分美丽。是我们到这个大队来见到过的少有的漂亮的女孩。她上穿红蓝起花卡几布夹衣，下穿藏青色棉布裤子，脚穿一双解放鞋。还未来得及扎成辫子的披肩长发象瀑布一样散落在肩后，自然是另一番农村少见的女孩的风韵。她一坐下来就把她和她的对象恋爱的情况和男方家庭的情况一一对我们讲了。 我们问：“男方家里很穷，你不嫌弃吗？” 她说：“我是要嫁给他那个人，又不是嫁给他家的破房子。再说只要两个人好，勤扒苦作，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到时可不要后悔哟。” “我心已定，没有什么后悔的。” “好，我们为你做主，马上去办结婚手续。” 她满含着眼泪说：“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到时只有和他徇情了。” “年纪轻轻的，不要说傻话了。走，和我们一起找大队去。” 到大队找到主任，没有要我们开口，大队主任把会计找来给那个女孩开了结婚证明。我们对大队主任还是不讲情面进行了批评。大队主任连连据捡讨，说是女孩的母亲的意思，不知道女孩的意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女孩妈妈的身上。捡讨了就好，至于他把责任推御到谁的身上，我们管不了，也不愿意多管，只要事情按我们的设想办成了就是胜利。 第二天那个女孩到区里领了结婚证。事后社员们都说是还是你们工作队好啊，这么一件难事就被你们轻易地办成了。 两个月以后，我们顺利地完成这次下乡支农任务，回到了学校。就是这短短的二、三个月的时间，让我这个大学生再一次零距离接触了勤劳朴实的农民，留下了人生中一段难忘且宝贵的记忆。
注：远景的村庄就是我们当时所驻的生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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