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中国古代对于朋友的表述有很多种，有管鲍之交，此乃义气之交，有羊左之交，此乃生死之交，关于此类，还有很多，但是在中国革命时期，有一种朋友，叫做“周恩来与邓小平”，有一种帮助，叫做“我保护你”，有一种赞美，叫“你比我强得多”，有一种责任，叫做“坚持下去”。 法国相识其实，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感情十分深厚，而他们两人的友情源于法国留学的共同经历。 上世纪20年代初，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的有志青年纷纷走上了留学之路，他们有的家庭富庶，可以由家中亲属承担留学费用，也有的家庭贫苦，在外留学所需的费用大部分需要自己在当地赚钱筹措，而当时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就是需要自己赚钱的那一类。 1920年，只有16岁的邓小平就离开了温暖的家背上行囊前往上海，由上海坐船前往法国，当时这一批留学生共用84人，而邓小平是众多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从四川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巴黎，长路漫漫，这一路上，邓小平看到地主欺压雇工等不平等现象，甚至还有那些洋人对中国人的欺凌，这一切都看在邓小平的眼中，也深深刺痛他的心，这让小小年纪的邓小平萌生了改变这一切的想法。 轮船时走时停，终于在这一年的10月19日到达法国马赛，由于他们没有法语基础，所以来到法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被校方安排到法国学校学习基础法语，就这样，邓小平与18位同学一起进入到巴黎的诺曼底巴耶中学。 在学校的这段时间，邓小平认真学习法语，虽然邓小平四川口音浓重，但丝毫不影响他法语的发音。 原本邓小平以为自己在法国的学习生涯已经开始的时候，没想到三个月后，中国的留法学生资金供给链突然断了，那些在法国的中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此次事件，但依旧无济于事。 没有资金就意味着无法在学校中继续学习，甚至会饿死在巴黎街头。因此，在留学生中的当务之急已经不是学习，而是解决温饱问题。 无奈之下，这些中国未来的希望只得每日在餐馆中流连，希望能够找到一家工资相对较高且供吃住的工作，但在国外人生地不熟，想要生存下去何其困难，这些留学生，只能做一些连法国人都不愿意做的重体力劳动，邓小平就在法国工厂中做一名学徒，他的工资勉强满足温饱。 法国巴黎是一座浪漫的城市，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 邓小平在工厂中做着繁杂的工作，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而与他有着相同经历的法国人不胜枚举，因此，在邓小平所在的工厂中就有不少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在他们的渲染下，也想要加入共产党。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生的挚友——周恩来。 不同于邓小平从上海直接到法国，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从上海登上了去往欧洲的游轮，在游轮上的周恩来风华正茂，他见到将三六九等划分如此详细的上流社会就十分厌烦，反而对那些与他志愿相同的年轻人十分推崇。 来到欧洲的周恩来一面勤工俭学，一面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欧洲，当他来到法国巴黎，也终于对各国之间的政党进行了选择，他认为只有共产党的思想才能救中国。 因此，他在巴黎加入了当时的共产党小组，随着共产党小组内的中国人数逐步增加，在周恩来的牵头下，中共旅欧支部在巴黎正式成立，就在这个时候，年少的邓小平找到了他们。 邓小平人在异乡，格外想见到中国同胞，而且是志同道合的同胞。 尤其是邓小平在工作的工厂就想要加入共产党，在他得知旅欧共产支部成立后，立刻找到这里，要求加入党组织。 为共产主义而相知在面对邓小平的毛遂自荐，周恩来等人见他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不输其他成员，但是年龄还略小，所以为他保留了一个入党名额，等到他年满18周岁即可入党。 就这样在巴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积极开展共产主义活动，原本天各一方的两个人逐渐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而他们两人在巴黎也着实做了两件终身难忘的事情。 第一件，两人出版《赤光》 在法国巴黎，虽然共产党人较多，但多是法国人，甚至传播党的思想刊物也没有多少，为了丰富党的思想，对党的思想进行正确的解读与传播，周恩来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的革命刊物，为旅欧的中国共产党人答疑解惑。 当邓小平得知周恩来的意图后，决定加入其中，因此在巴黎的一家小屋内经常会看到这种场面： 这间小屋白天没有人，可能是这里的住户早早的去上班，晚上，灯光打开，一亮就是一夜，屋里的人也没有什么东西，最多的就是面包、纸笔。 可屋子里面的真实状况是邓小平与周恩来在一盏孤灯中奋笔疾书，饿了就吃面包，渴了就喝口水，天亮了就去打工。 就这样直到这本期刊终于完成，可是期刊的名字却成了两人之间的大问题。 “红色旗帜插满大地，太阳承载着未来的希望冉冉升起，不如这本刊物就叫《赤光》吧！” 终于这本刊物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名字订好，剩下的就是印刷问题了。 在巴黎举目无亲的两人只得将印刷事宜托付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其他人，虽然过程艰难，但是刊物总算是能够印刷出来，只不过还有一个巨大的困难摆在周恩来等一众党员面前，那就是财务来源。 第二件事，开豆腐店 当时，法国的经济并不好，而且许多在法国的共产党员都是勤工俭学，收入来源减少使得党内的资金并不充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党内的人员想了各种办法，终于在周恩来的倡导、邓小平的策划下，党内人员决定开一个小铺子，专门卖豆腐。 于是在巴黎街道上，一家“中华豆腐店”开张了。 党内人员轮班到店里上班，这样即可以解决党内人员勤工俭学的困难，也可以为党组织创收。 中华豆腐店的豆腐物美价廉，深受当地华人的喜欢，甚至有些法国人都慕名而来，专门品尝豆腐的美味。 渐渐地，豆腐店的生意越来越好，邓小平决定扩大生意规模，原本只有豆腐一种产品扩大到豆浆、豆干等豆制品齐全的商店。 扩大规模后的豆腐店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多，那些勤工俭学的党员们也都有了工作，不需要为学费而发愁。 或许正是因为豆腐店成功的经历，也让日后的邓小平能够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心。 重返中国参加革命1924年，随着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化，心忧家国的党员们再也无法安心学习、工作，因此，在当年，许多党员分批回国，为国内的革命活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国共两党要进行深入合作，因此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需要进入国民党机构内部工作，周恩来就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进入黄埔军校。 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后，为学生积极开展党内学习活动，为共产党在军校中留下许多优秀的革命种子。 原本以为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继续下去，没想到一直希望一党独裁统治的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部分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使我党损失严重。 国内周恩来通过化妆逃出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包围圈，而国外远在欧洲的邓小平也积极回国参与斗争。 回国后的邓小平在了解到国家形势后，立刻要求参加革命工作，为此，中央鉴于他在法国巴黎的时候与周恩来共事过，因此将他派往武汉地区，协助周恩来进行革命。 在此后的革命工作中，邓小平多次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出现在大众面前，哪怕他们因为工作问题暂时分开后，命运总会兜兜转转让他们再次相遇。 “白色恐怖”时期，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正在上海进行地下党工作，他们的活动随时随地有被暴露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依旧居住在一栋小楼之中，坚持秘密工作。 虽然险象环生，但也是一个难忘的经历，自然，周恩来也再一次见证了邓小平超常的工作能力，也更加放心将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1931年，由于国内战争形势的影响，周恩来与邓小平先后回到中央工作，但是由于李德、博古不明实际情况，导致我党、我军陷入极度危险境地。 在关键时刻，周、邓等党内主要领导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决定，开始长征，让我党、我军摆脱被围剿的困境，也在遵义会议上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党和军队发展需要，邓小平与刘伯承的军队为我太行根据地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也让国民党军知道了共产党军队的厉害，此后更是在解放战争中千里跃进大别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神话。 虽然周恩来与邓小平不在一起工作，但是两人依旧保持联系，在革命中，两个人的革命友谊也越来越深。 协助复出其实，周恩来与邓小平是两个性格差异极大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两个人可以成为亲密的战友。 在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每天的任务都很重，哪怕看起来是一些小事，周恩来也总是将他当成大事来办，毕竟，事关老百姓的利益。 可邓小平不一样，他哪怕天大的事情也不急着处理，要一点一点找寻当中的关键，然后“一击即中”，完成任务。 当时毛主席就曾评价周恩来与邓小平两人，说“一人举轻若重，一人举重若轻，两个人是很好的搭档。” 除了好搭档之外，两人也相互关心对方。 在70年代，邓小平因公出国访问，在途径法国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周恩来当时念念不忘的面包，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买回来很多面包供周总理品尝，幸亏是外交活动，有专车、专机，要不然邓小平手中连一毛钱都没有，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国了。 在那段特殊时期，邓小平因为强硬的脾气被多次下放，好在有周总理暗暗护着，才让他一次又一次地脱离险境。 1972年，周总理已经确诊膀胱癌晚期，无法治愈，只能依靠药物手段维持生命。 此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急需一人来接替周总理在国务院的工作，毛主席思前想后，决定邓小平复出。 面对同一件事，邓小平和周恩来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周恩来在特殊时期只能忍，因为只有自己忍下来，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得了更多的人，而邓小平的强硬让当时的反革命人员再次抓住了小辫子，他也再次被下放。 1974年，周恩来的身体再次恶化，他明白自己已经时日无多，自己要为这个国家选出一位继任者，因此，在周总理的努力下，邓小平再次被复出启用。 这次，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周总理时刻为他铺路。 1975年，在第四届人大开始时，周恩来强撑病体作报告，这是他做得最短的一次工作报告，可是哪怕这么短，他的身体也无法承受。 为此，在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特意找到相关部门领导，并且对他们说：“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我这样工作了，以后国务院有什么事情都交给邓小平同志处理，他是主席和我挑的人，你们完全可以信任。” 在此之后，周总理无论是在会见外宾，还是在党内会议中，一直为邓小平提高威望，为他铺路。 在1974——1975年中，邓小平接手了大部分周总理的工作，对于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主席与总理都十分欣慰。 1975年9月20日，这是周恩来经历的第四次大手术，就在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准备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周恩来对旁边的陪护说：“小平同志来了吗？” “总理，我在，我在这。”邓小平激动地说道。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随着周总理的话音落下，他被缓缓地推入手术室中。 一个也不答应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他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邓颖超强忍泪水，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到了周总理的病床前，伸出手，摸了摸已经凹陷的面庞，说：“恩来，你走了。”一句话没说完，邓颖超早已泪流满面。 邓小平在接到总理病危的消息后，火速赶往医院，但还是没能见到总理的最后一面。作为国务院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眼含热泪处理周总理的后事，并且对周总理离世后的国家军事防务进行严密安排。 当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后，邓小平开始请教邓颖超对总理后事的处理意见。 作为半个世纪的革命伴侣，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就代表周恩来向中央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不搞遗体告别，不需要特殊化待遇。 周总理是崇高的唯物主义者，对于生死看得很淡，死后不过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体而已。 第二，不开追悼会，丧事一切从简。 周总理一辈子为人民服务，他不希望自己的追悼会影响百姓生活，影响郭爱有关机构的正常班工。 第三，骨灰撒在祖国大地。 “人死如灯灭”，周总理一心一意为人民，有骨灰还要占地埋葬，自己的骨灰一撒，家人也更容易悼念，无处不是我。 就在邓颖超的三个要求提出后，在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领导人都提出了反对，但是在邓颖超的坚持下，邓小平还是将三个要求告知主席。 主席年老，对于周总理这位老伙伴异常怀念，当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时候，主席泪流满面，口中一直不断地念叨“恩来，恩来......”当主席得知这三个要求后，为了保障周总理死后哀荣，于是只有最后一个要求被同意。 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国大使、党内领导人、各行各业代表、各地百姓纷纷在大会堂以及道路两边哀悼逝去的总理。在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悼词，作为昔日的战友、朋友、兄长，邓小平在致词时多次哽咽，泪流满面，好几次差点念不下去。而周总理生前不愿举行追悼会，想必由自己的好友致悼词也能宽慰。 在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在邓小平的陪伴下乘坐飞机，将丈夫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结语如果说周恩来对邓颖超是真挚的爱情，那么，他对于邓小平就是真挚的友情和兄弟情。 法国巴黎、中国武汉、上海、南京等都有两个人的足迹，他们在工作中相扶相持，在生活中互相惦记。 为了国家正常运转，身体熬不住咬牙挺着，直到他最满意的人出现。 纵观周总理的后半生，他下的最大的一盘棋就是让邓小平复出。 果然，在他的多次努力下，邓小平终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领导人。 在邓小平退休后，有媒体采访他说：“您这一生最好的朋友是谁？” 只听邓公回答说：“周总理。没有他就没有我，那句“你比我强得多”是我一生听到的最好的赞美，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我才能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为国家鞠躬尽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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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恩来与邓小平
图｜邓小平-旅法时期
图｜周恩来——旅法时期
图｜赤光期刊
图｜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留影
图｜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图｜周恩来
图｜邓小平
图｜周总理吊唁现场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