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还活着并正在发生变化

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和扩展为基本特征的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已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全球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显著加快了这一进程。为此，许多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失去动能，这种观点在特朗普和拜登连续两任总统都积极推动去全球化政策的美国特别盛行。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所谓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并在经济上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削弱和就业岗位的流失，在地缘政治上导致美国国家安全被弱化等，因此鼓动美国政府推行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

针对这种观点，2022年6月7日，美国卡托研究所综合经济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赫伯特·施蒂费尔(Herbert A. Stiefel)及斯科特·林西肯（Scott Lincicome）发表了题为《全球化还活着并正在发生变化》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虽然因为美国政客和权威专家组成的两党骨干力量推动了对贸易自由化的敌视，并造成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美国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为猛烈的攻击，但从现实来看，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地缘政治层面，经济全球化对美国都是有利的。虽然贸易、供应链及其运转规则正在发生变化，但“去全球化”并未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以下为文章译文，供参考。

现如今自由贸易受到了几十年来最为猛烈的冲击，尤其是在美国。尽管公众普遍一直支持对外贸易和全球化（即便在新冠疫情高峰期也是如此），但美国政客和权威专家组成的两党骨干力量却越来越对支持贸易自由化的长期共识产生怀疑，甚至产生敌对情绪。此外，美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以及所谓的被现代全球化世界所抛弃的人民和社区。拜登政府不愿意取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实施的关税，也不想寻求新的贸易协定，加之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混乱和俄乌战争，种种迹象向人们表明，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然而，即便存在各种理由并且全球经济也发生了变化，但当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怀疑仍然是错误的。学术文献和近期事件一直在为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提供强大的经济、地缘政治以及道义层面的支持。虽然贸易、供应链及其运转规则正在发生变化，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具体的迹象表明世界真的在“去全球化”。

简言之，全球化的消亡被过分夸大了。

一、批评人士意见

当今对贸易和全球化的批评主要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从经济角度上的批评，这类批评人士认为，数十年来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导致了美国广泛的“去工业化”，进而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家庭结构失衡，工业城市尤其是老工业区遭到侵蚀。美国对华贸易是最为常见的被攻击目标，尤其是2000年美国法律授予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于2001年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导致了1999年至2011年间著名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时期，在这期间美国从中国进口量大幅增长，并且根据各种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些增长导致美国失去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还产生了相关的社会问题。其他人则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类似危害，而且全球化理论上应当带来的利益与实际表现并不相符，同时也摧毁了数百万美国工人及其社区的生活。

其次，批评人士越来越多地认为，国际贸易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工业基础，还导致美国在关键产品上越发依赖外国，尤其是潜在对手，这些都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美国需要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来吸引关键产业从地缘因素考虑而不是从经济因素上考虑以回归美国。在这方面的批评中，中国的强大再次被突显出来，因为批评人士不仅将中国的经济崛起归咎于美国的贸易政策，还以此为理由，对关键部门（如制药或半导体行业）实施贸易和投资限制，并要求美国和中国实现更广泛的经济“脱钩”。最近发生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事件也加剧了这些担忧。

最后，还有一些基于道德层面的批评，此类批评来自那些自称支持工人利益的左翼（以及越来越多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认为全球化牺牲了普通人和弱势社区，使他们成为了经济效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牺牲品，把利益分配给了来自城市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全球主义支持者，而代价是所有美国人的利益。这些精英人士用着iPhone，看着Netflix，从事知识型工作，而工人阶级则过着失业、依赖政府甚至更加糟糕的生活。

二、现实情况

所有这些批评的声音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仍然有更重要的理由去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1. 经济理由

毫无疑问，像各种形式的市场竞争一样，国际贸易破坏了一些美国企业和工人的正常生活，在过去这些企业和工人可以通过政府的保而护拥有自己的美国市场。但从经济层面来说，坚持自由贸易的理由仍然坚如磐石。美国消费者，也是美国工人，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了更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并从中受益。这些收益不仅来自外国制造的产品，也来自国内同类产品，而现今这些国内产品被迫在价格和质量上与进口产品竞争。研究表明，贸易上的“消费者盈余”远比众所周知的从廉价T恤上赚到的几美分要重要得多。例如，最近几位经济学家发现，2000年以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导致的价格下跌，为每一种可能由于“中国冲击”而被取代的美国工作带来了数十万美元的消费者福利，相当于在每个美国人的余生当中每年给予260美元的额外支出。类似的收益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也有发生。例如欧盟加入WTO之后大幅降低关税，使得欧洲消费者每年能够节省600亿欧元（约640亿美元）。研究还一致发现，这些好处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帮助预算更为紧张的穷人和中产阶级，他们的支出大多集中在诸如食品、服装、鞋类和消费电子产品等贸易部门。这与我们传统的看法相反。

现今美国人为获得更多也更好的必需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要远远少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费者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达特茅斯经济学家布鲁斯·萨斯多特（Bruce Sacerdote）发现，在1960年至2015年间，美国低收入人群的总体消费量增加了62％，达到164％（经过通胀计算调整之后），而且这还没有充分考虑质量改善所带来的利益。换句话说，如今较贫穷的美国人可以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大约是1960年相同人群的两倍，而国际贸易的扩大无疑是产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国内公司和农民也从产品出口中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2019年商品和服务总出口额接近2.5万亿美元，同年，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商品出口国和最大的服务出口国。企业也从贸易进口中获益，他们将外国制造的商品运输或销售到美国，或者利用这些产品制造其他商品。事实上，2019年美国批发贸易、零售贸易以及运输和仓储的总增加值超过3.1万亿美元，如果没有全球贸易，许多部门（例如GAP或FeDEx）可能根本无法取得这样的成果。外国制造的生产投入和设备增强了美国制造商的全球竞争力，它们大约占到了美国所有进口商品的一半。特朗普时代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对美国制造业投资、产出和就业造成的巨大危害也从侧面证实了贸易能够为美国带来上述好处。

美国公司还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利不少，海外公司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商品赚取美元，然后再注入到美国经济当中。在美国当地成立公司的外国投资（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宝马公司等）在2019年创造了5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和1.1万亿美元的附加值，这是对美国对GDP的直接贡献，同时这些公司又将710亿美元投入到了研发活动当中（主要是制造业）。研究还表明，通过增加资本支出、采用新的生产或管理技术或更好的供应商网络，外资所有权不仅使美国当地的子公司受益，还能使周边社区和临近公司受益。如果有人仍然怀疑这些好处，他们可以开车沿着85号州际公路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走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亲眼看看那些跨国公司的工厂和繁华的城镇。

企业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也必然使美国工人获益。例如一份2020年的报告发现，贸易直接或间接地支撑了约4060万个工作岗位。新研究也显示，虽然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中，只有6％的贸易商，但通过建立新的企业，这些公司占当今整个经济就业的一半，占2008年后净新增就业的60％。与此同时，美国当地的外资子公司在2019年雇用了近800万美国人，而且工资通常都高于美国当地竞争对手公司同类员工的工资。

贸易还使美国公司和工人能够专注于他们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这些工作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使工人们从事手工、低效甚至危险的低技能工作过渡到了更加安全、生产效率更高并且收入更高的工作。现在运输廉价T恤的工作（例如在亚马逊工作）比制造T恤的工作工资更高，更有前途。

总的来说， 1994年至2019年间进口量的增加与国内产出、就业和实际（中位数）工资的增长同步。同一时期，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所占比例也有所提升，从23.8％上升到34.3％，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有所下降，分别从44.6％下降至40.3％，从31.8％下降至25.5％。换句话说，在超全球化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缩小了，因为更多中产家庭变得更加富有了。

自由贸易也是“创造性破坏”的组成部分，旧的公司、工作和产品不断被新的代替，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部分时候这种活动是难以察觉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由消费者和在全球市场中寻求更高生产力的资本所推动的。例如，长期以来国际竞争一直在推动美国公司（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汽车制造商）改进产品或干脆停业倒闭。而美国人通过购买更加便宜的外国商品而省下的钱通常会花在或投资在前途更加光明的国内公司及其高技术工人身上。这些看不见的交易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便宜的东西”，而是更好，甚至曾经难以想象的商品，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公司和更好的生活。

对贸易的整体利益进行量化极其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但经济研究一致显示贸易能够带来巨大收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7年的一项研究计算得出，1950年至2016年间，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回报为21万亿美元（到2021年为24万亿美元），人均GDP和家庭GDP分别增加约7000美元和18000美元（到2021分别为7900美元和20400美元）。这些福利和收益逐渐进入到收入最低的那十分之一的家庭当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美国经济一切都好。有些人简单地认为“全球化”是美国最常被提及的经济挑战的主要源头，但这种想法实际是错误的。例如，早数十年前，当进口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还无足轻重分时（进口在1979年的美国经济比重以及，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就业比重中都可以视作统计误差），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就已经开始下降。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德国和日本等拥有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和中国等许多新兴市场也出现了同样的下降趋势，它们在2012年至2019年间减少了近18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实际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反映了更广泛的全球趋势（例如生产率的提高和不断变化的消费方式），而不是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所谴责的“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这也反映出工人的工作偏好正逐渐远离制造业。2021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职位空缺数量平均超过了85万个，制造商始终认为，即使同意签订合同大幅加薪，并且发放签约奖金，工人短缺也仍然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

还有一些趋势也在驳斥“反全球化”的说法。例如，在美国1994年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1995年加入WTO之前，美国男性工资停滞不前的状况就已经结束了，并且在之后普遍上涨。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男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度持续下降。尽管有大量的职位空缺和大幅提高的薪资，但如今只有一小部分处在黄金年龄的无业男性表示有兴趣找工作。婚姻和家庭组成方面那些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例如与已婚或同居父母生活的儿童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停滞了，并在此后日趋稳定甚至发生逆转。（在全球一体化程度更低的上世纪80年底，美国同样麻烦不断，也出台了很多的产业政策。）与此同时，美国绝大多数最容易受到外国竞争影响的老牌工业城市也早已得到恢复并继续前进。对少数穷困潦倒的地区来说，与其说是国家贸易政策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特定城镇、以及各州和地方政策抑制调整和经济增长造成的问题。

在供应链危机方面，也存在对全球化的错误看法。首先，跨国公司和消费者在新冠疫情首次爆发后，就一直在调整他们的行为方式，包括实现供应商的多样化，增加库存，投资新产能，改变支出方式。保持贸易和投资免受政府干预有助于促进实施这种调整。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有很少的证据表明供应链重回美国将有助于美国抵御未来的经济冲击。最近，一项来自经合组织的研究和另一项来自德国研究所CESifo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对“实现脱钩”的美国经济，还是对目前参与全球一体化的美国经济来说，外国经济冲击在经济稳定性或福利方面造成的影响一样严重。此外，任何微小的利益都伴随着巨大的成本：隔绝外国冲击会使一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国内冲击的影响，并且会加剧由此产生的阵痛，因为本地供应链的适应速度比全球供应链更慢。

研究还表明，朝着更加本地化的美国经济发展会降低经济效率，进而在降低产出的同时提高价格。实际上大多数的供应链问题与贸易政策关系不大，却与疫情和误导性的美国政策有关，比如刺激性计划、关税、分区、环境法规、移民限制等等，这些政策导致需求过热，并对原材料、劳动力、运输和建设实施限制。

当前的婴儿配方奶粉危机就是一个及时却也可怕的例子，反映出了美国的经济现实。数十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效地将外国竞争隔离在美国配方奶粉市场之外。根据白宫的说法，美国消费的所有配方奶粉中，有98％都是在美国生产的。这些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限制，加上鼓励国内行业集中的政府福利合同，共同创造了一个脆弱的体系，在面对严重的国内冲击时崩溃并在之后艰难恢复（例如雅培召回事件和工厂关闭）。现在，拜登政府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是从国外空运几周前在边境没收的配方奶粉。

2020年到2021年间，其他以国内生产为主的产品，如皮卡，也遭受了新冠疫情相关的供应链问题，那些全球化的美国对手也同样如此。每一次的教训都是一样的——保护主义并不能提高经济弹性，而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即使是1999 年到2011年间中国冲击造成的危害也被过分放大了。除了前文提到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之外，那个时期以来的许多研究都表明，美国实际损失的工作岗位要少于一直声称的240万；服务型和出口导向型行业就业大量增长；美国制造业和整个国家都实现了净经济效益，大约96％的美国工人都从中获益。即使被某些人视为经济信仰的所谓“中国冲击”确实存在，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健康的美国经济中我们每个月失去大约500万工作岗位，而11年来中国冲击造成的美国工作岗位流失的累计总数还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此外，中国冲击造成的100万个制造业岗位的损失还不到同时期所有此类损失的20％（不到所有工作岗位损失的5%）。

最近的分析也表明，抛开中国冲击不谈，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自动化等非贸易问题导致在过去20年间，低技能制造业就业和具有常规标准化流程的“晚期”行业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事实上有数据表明，1990年到2017年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取代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尤其是那些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商品），而不是国内产品，而这种趋势在特朗普实施对华关税后彻底逆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量减少，从越南、墨西哥和其他地区的进口量增多。

这些数字恰好回答了经济民族主义者和对华强硬派很少提及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冲击美国经济会是怎样的？这些数字表明，针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实施限制不会挽救1999年至2011年间损失掉的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因为包括技术和非中国进口商品等等其他原因同样会导致这些工作岗位的损失。事实上，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对中国轮胎征收35％的关税时，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们早就明白，无论是出于贸易、技术、疫情或其他任何原因，针对经济冲击进行调整都绝非易事，但都与十年前结束的中国冲击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放弃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自由贸易总体利益的学术知识和经验的做法实际是有害的。

最后，过去的几年迫使我们重新了解了保护主义这一自由贸易唯一替代品的失败之处。研究表明，美国消费者（包括公司和个人）承担了特朗普政府针对家用电器、太阳能电池板、钢铁、铝和中国农产品征收关税所带来的大部分负担。下游制造企业被迫支付比全球同行更高的金属价格，导致销售额和就业损失；出口商（农民和制造商）由于更高的投入成本和外国报复而失去了竞争力；投资也因为美国和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而遭受损失。关税也未能实现其目标，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存在；国内太阳能电池板生产无法复苏；中国的经济报复行为有所增加（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国关税和制裁）；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进一步采取强硬立场。

因此，与所有其他已经尝试过的贸易政策相比，参与都不会是最糟糕的贸易政策。

2. 地缘政治层面

20世纪下半叶，多边贸易体系开始出现，它不仅源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渴望或增强全球消费者的能力，还主要源于人们担心世界分裂为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可能再次加剧全球军事冲突。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部分在于贸易冲突，《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创立者们认为，相互从事贸易的国家可以使用制度化的手段来解决商业争端，他们不太容易参与彼此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或武装冲突。在过去的70年中，该体系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目标——GATT及其继任组织WTO为和平解决贸易争端和各国承诺实施一系列规则和经济改革提供了途径，并将其作为加入该组织的先决条件，这增加了全球的相互依存度，减少了双边争端的发生。中国也签署了规则协议并进行了改革，但随后出现的倒退更多的是WTO成员执行工作的失败，而不是规则本身的失败。

许多研究发现，贸易增加使各国间的武装冲突减少，这也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随着各国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或者对彼此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不太容易参与冲突，反而经常组成更深层次的联盟。这些安全方面的益处来源于几个因素：首先，贸易使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更高，从而使未来的冲突代价更大；其次，在解决争端和获取外国资源方面，贸易和谈判的成本效益更高；第三，贸易能够促进物质繁荣，推动各方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第四，贸易也能够限制那些在武装冲突中受益的国内支持者的权力。

俄乌战争也并不与这些观点相悖，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印证了这些观点。除了那些过分狂热的学者之外，无论是学术文献还是其他学者都没有声称过贸易可以阻止武装冲突，只是说国家间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会降低。十年来贸易伙伴间的战争和跨境冲突死亡人数都在持续下降，而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可能只是一个例外。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俄罗斯堡垒”战略目的在于减少俄罗斯的海外参与度，确保俄罗斯可以承受外国侵略造成的经济冲击。实际上，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已经在经济上相对孤立，其贸易在GDP所占比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但是公共和私人制裁仍然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阵痛，“全球化”的智能手机、VPN和社交媒体都给普京的宣传机器造成了障碍。其他国家政府可以继续实施金融制裁，因为俄罗斯仍然依赖通过国际贸易得来的美元。这些及相关事件也是对其他国家的警告，尤其是那些像中国这样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许多报道称，在乌克兰冲突事件上，中国在是否完全支持俄罗斯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全球化的中国担心遭到不利影响，乌克兰事件以来，中国已经遭受了持续的资本外流。

最后，允许发展中国家进入美国市场可以降低加入恐怖组织或网络的吸引力和实际好处，因为这种许可不仅会明确带来经济增长，还能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对于那些邻国贫困，或者由于移民增加或难民流入而面临不稳定风险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好处尤为重要。为了减少从比较贫困的拉丁美洲国家到美国的移民数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贸易使那些潜在移民在本国变得更加富有。

3. 道德层面

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写道：“人是一种喜欢讨价还价的动物。” 人类能够和平交换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种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几千年来我们围绕自愿贸易的原则建立了文化、社会和制度。在此过程中，尽管我们的年龄、性别、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不同，但我们都自然而然地以平等的态度行事。当个人可以通过贸易自由追求自身利益，通过提供价值而获得价值时，那双“看不见的手”就会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成果。

无论有意与否，美国的贸易自由化确实消除了许多阻碍人类这种自发有益互动的政治障碍，也消除了以前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体系中普遍存在的诸多不平等现象。长期以来，贸易限制对一些美国人隐蔽地征收了一笔具有累退性质的税收，而对另一些在政治上更有权势的美国工人和行业（如钢铁、制糖、纺织等行业）给予支持，这导致美国在总体上变得更加贫穷。政府将受保护群体的利益置于其他美国人的利益之上，并且以牺牲其他美国人的直接利益为代价，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对于曾经受保护的工人和现在为争夺对手占据的美元而竞争的公司来说，取消关税可能会给他们造成痛苦，但以此为基础的道德主张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保护主义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贸易的道德影响不止于此：降低美国贸易壁垒，在美国领导下达成协议，参与WTO等贸易机构，这些都能够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带来不可估量的福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1993年至2018年间，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按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每天不到1.9美元）中低收入国家劳动人口比例从41.7％下降至9.8％，减少了约5.5亿人。其他研究也显示，贸易不仅有助于这些工人增加消费，还有助于他们放弃自己自足或非正式的工作，转而从事更加正规的带薪工作。童工现象也在逐步消失，2000年至2016年间，童工总数（5-17岁）减少了约38％，9400万人次，这对那些曾经被轻易嫁出去（甚至更糟糕情况）的妇女和女孩来说尤为重要。

三、全球化仍将持续发展

幸运的是，关于全球化消亡的谣言只是被再次夸大了。在2008达到顶峰以来，商品贸易在全球GDP所占份额在2020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历史高位，远高于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超全球化鼎盛时期，与2016年水平接近。此外这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实际并不能反映全球经济的实际情况。首先，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其中许多行业无法参与贸易，例如建筑业），商品贸易最终注定会放慢速度，而且有些商品并不适合长途运输或跨国生产。此外，本应实现紧缩的美国经济在通货膨胀影响下商品贸易进出口在2021年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去年全球贸易也创下历史新高，中间品贸易也是如此（中间品品贸易是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标志）。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交通流量都创下新的纪录，苏伊士运河也正在扩建以便在未来运输更多的货物。

更重要的是商品贸易只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其中最明显的是全球服务贸易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持续走高，而且目前随着各国陆续重新开放，商品贸易又开始逐步扩大。最关键的是数字贸易的爆炸式增长——智能手机、软件等“信息通信技术”产品以及这些技术支持的传统服务（如法律咨询、研发、在线教育等）都实现了跨境交付和消费。预计2020年至2026年之间，每月全球数据流量将增加三倍以上，从230EB增加到780EB，而跨境数据流的最佳衡量标准——国际带宽，在2020年和2021年都增长了30％。量化数字贸易十分困难，因为传统数据统计很难捕捉到这些交易的来源、数量和价值。但根据粗略计算，看不见的经济活动可能价值数万亿美元。

全球化的其他方面，如国际移民和资本流量也仍然处在历史高位。各国不断签署贸易协定，如《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前身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规模更大（但雄心更小）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54个国家组成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文化全球化”同样发展迅速，外国美食在美国非常普遍，店铺都在努力将其归类为不同民族的食物；波多黎各歌曲“Bad Bunny”在Spotify西班牙语说唱排行榜上高居榜首；去年在Netflix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韩语节目。如果说世界正在“去全球化”，那么它的表现方式就有点奇怪了。

无疑，新冠疫情和俄罗斯事件确实引起跨国公司重新考虑其供应链，但与其说这是“去全球化”，不如说是“再全球化”。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将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或墨西哥，而不是回归美国。俄罗斯或乌克兰大宗商品数量的下跌也促使国际买家转向加拿大、南非、拉丁美洲、美国和印度，而非国内。企业检查库存，并彻底检修相关系统，这并非及时之举，而是以防万一，并且市场蓬勃发展，供应链和物流技术使跨国公司能够更好地跟踪生产和运输流程。

简而言之，全球商业仍然是高度全球化的，只是与几年前的情况不同而已，几年之后，还会有更多不同。

自由贸易确实甜苦相伴，但它存在的问题并不能抹煞它为各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自由贸易的苦楚之处并不能掩盖贸易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和基本道德，也不能掩盖自由贸易的唯一替代品——保护主义的无能。工业生产巨变、中国的崛起、甚至是毕生难得一见的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难解的问题之一，而解决方案既不明确也不简单。但拒绝自由贸易既不会对美国有利，也不会纠正美国存在的问题，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无论美国政府支持与否，全球化都将继续发展。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与其接受经济孤立，不如加入全球化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