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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些谈诗的文章在提到民歌派诗人时，说是“北有刘章，南有管用和”。或说“习久兰、刘不朽、管用和、陈有才号称四大民歌王”。说北有刘章，有些道理，因为刘章正是在大跃进民歌盛行时脱颖而出的青年诗人，当时出版过他民歌味道很浓的成名作《燕山歌》。说习久兰、刘不朽、陈有才是民歌王，也有些道理。习久兰是土生土长有名的歌师，刘不朽和陈有才都收集整理了不少货真价实的民歌，并且创作了不少民歌风格的作品。而我则名不副实，怎么能配得上与他们相提并论呢？这还得从1964年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模仿湖北崇阳五句头山歌的组诗《麦箫曲》谈起。 五句头山歌也叫五句子、五句歌、五句板、五句头、喊五句、赶五句和五句子歌等等。是我国传统民歌中的一种特殊样式，流传久远，其源起可追溯到两千年以前。湖北省和环绕长江三峡的鄂、渝、湘交界地区，系五句子歌谣流布的密集区之一。 五句子山歌从诗的角度看，结构形式独特，是一枝古老的民族民间文艺奇葩。它以七言五句为基本格，五句为一段，有一段独立成章。也有若干段五句子联缀，称为“赶五句”或“排子歌”。五句子山歌的第五句最有艺术魅力，它往往是意境的升华，艺术情趣之所在。故有“五句山歌五句单，四句容易五句难”的说法。由此，五句子要求第四句要能结束，第五句要奇峰突起，画龙点睛，是高潮与诗眼，是最关键、最感人的最重要的。所以五句子诗，其实是很难写的，并非凑个五句押个韵，就成了五句子诗了。请看下面两首五句子： 问声歌师几多歌？ 山歌硬比牛毛多， 唱了三年六个月， 歌师喉咙都唱破。 才唱一个牛耳朵。 这首民歌在1958年民歌中再现时，被农民诗人王老九改成： 如今跃进歌儿多， 歌儿要比牛毛多， 唱了三年六个月， 才唱一个牛耳朵。 这“才唱一个牛耳朵”的句子，被当时的评论家赞不绝口，大书特书，大做文章。须不知它本来就是一首传统的五句子民歌，只不过改了几个字，去掉了一句而已，根本谈不上是王老九新创作的。这首诗的精彩之处，就在这第五句“才唱一个牛耳朵”上。我读了那些诗歌理论家的文章，不禁好笑，知道他们也和我一样，对传统的民歌知之甚少。再看下面这首五句子： 想郎想得血奔心， 手拿羊毫画影身， 影身挂在红罗帐， 夜夜与郎谈知心。 人是假来情是真。 前面的四句就够精彩的了，可以独立成诗。再加上第五句“人是假来情是真”，可真叫人称妙称绝。的确，按照旧体诗和一般民歌格式常规，本来四句诗就可结束的，却又增加了一句。这一句非同凡响，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是最难写的；写作五句子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这第五句。且莫小看这种体裁的诗歌，我国古代不少诗人曾经模仿创作。如大诗人李白的《荆州歌》： 白帝城边足风波， 瞿塘五月谁敢过， 荆州麦熟茧成蛾， 繰丝忆君头绪多。 拨谷飞鸣奈妾何！ 我姑且将其译成白话诗，即为： 白帝城边汹涌着风波，五月的瞿塘峡有谁敢过？（出远门的人回不来了。）荆州麦子熟了，蚕茧也飞出了蛾。（日子长啊，种麦养蚕都有了结果，夫君应有所归了。）缲丝的妻子想念夫君啊，思绪比蚕茧的丝头还多。布谷鸟儿边飞边叫着：奈妾何！（连鸟儿也叫着“妾无奈何”！）布谷鸟有叫两声、三声、四声的。李白所写的可能是三声布谷，那就正好是“奈妾何”。嘿！李白的这第五句也够精彩的了，我思谋他肯定也是受了五句子的影响。 我从小就喜爱画画和唱歌，听过农村放牛娃唱的山歌。可惜我6岁就上学，没有放过牛，不会唱山歌。成人后，就想找有关的书看。我好不容易买到一本196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茅山歌》，后来，我又寻到一本民间长诗《双合莲》。 《双合莲》是一个流传于湖北崇阳的民间真实的爱情故事，全诗共365首，全是有曲演唱的五句子。我读了这部长诗，深为诗中的悲情感动，同时也发觉有的诗的第五句写得不一般，别具匠心。如女主人翁郑秀英在被逼改嫁不从挨打时的五句： 秀英打死不告饶， 人人不免死一遭， 今世不从任你打， 不怕手中拿钢刀。 变猪不与你同槽。 读来受到启发。心想，不妨用此形式写一组诗看看。我想到自己小时候喜欢在春天吹奏麦箫。（也叫做麦笛，用刚出穗的大麦秆制成）。于是，我就用《麦箫曲》做题，写作了12首五句子。在写作时，我除了力图构思新一些外，特别在第五句上下功夫，仔细琢磨。比如： 开春 大地冰封雪又盖， 运肥车队走成排。 劲头攒在轮子上， 剪破冬衣春就来。 开春哪要燕尾裁。 有评论说：这写的不是自然界的开春，而是人在开春，是通过运肥车的轮子把“大地冰封雪又盖”—这件“冬衣”剪破了，春就开了。这是巧妙的构思，新颖的联想。紧跟一句“开春哪要燕尾裁”，更增加了人在“开春”的豪气。我在写作这句时，想到燕子总是于春天到来，燕子的尾巴像是一把剪刀，似乎就是这把剪刀剪开了每年的春天。这样写意象显得出奇一些。另一首《选种》，写的是农民选种的劳作，其中穿插着爱情的对话： 选种 哥妹选种选得精， 妹妹故意问一声， 问哥你可选好了？ 铜铃打鼓另有音。 哥说捏在巴掌心。 五句子的语言要求清新、朴实的自然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易懂易记、顺口成诵、琅琅上口。“铜铃打鼓另有音”是我创造的一个句子。本来这第四句可写成“话儿另有弦外音”。但我觉得这是文人常用的句子，太文气了，与整体朴实通俗的语言不协调。经过思考，我选用了两个具体的响器铜铃与鼓，创造了这样一个“铜铃打鼓——音外有音”的句子，既形象，又好懂。而“哥说捏在巴掌心”，则有“我早已选好恋人对象了”，一语双关的意思。我在写这组诗时，还考虑到五句子歌是可以演唱的，为了便于演唱，我所押的韵都是押的平声韵。 《麦箫曲》发表在1964年第三期《长江文艺》上。《诗刊》很快就转载了五首。当年的《诗刊》“新花坛”专栏，又发表老诗人丁力的文章：《唱出了公社的春天──读<麦箫曲>》，对《麦箫曲》予以好评。已故作家梁前刚的专著《五句子概说》一书中说，“湖北武汉诗人管用和比较早的创作出五句子新诗组诗《麦箫曲》，立刻引起诗界的关注，一时间仿效者纷至沓来……”不久，湖北长阳县的民歌手习久兰的赶五句问世，真神来了，影响就更大了。一时节，湖北的谢克强、赵国太、熊明泽，河南的陈有才、王怀让，陕南的孙伯和、王寅明，安徽的方君默等”，都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五句子作品。 我写了《麦箫曲》后，时隔一年，又写了一首一百六十余行的五句子叙事诗《跳龙门》，发表在1965年4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尽管我在诗歌的语言上煞费苦心，下了不少气力来雕章琢句，但发表后的反响并不大。以后就没有兴趣再写五句子了。 由于我生活工作的汉阳县是大武汉的郊区，受城市现代文明的影响，唱传统民歌的人很少，我无法像刘不朽、陈有才那样收集整理研究传统的民歌，自己肚子里空空，只不过在自己的创作的诗歌中，像有的写小说的作家那样，运用了一些民间的口头语和俗话，显得有些农村生活气息罢了。所以，说我是民歌王或民歌诗人，我的确受之有愧，这是实话，并非故作姿态。 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变化。而今，所谓“现代诗”兴起，不少诗人在尝试探索新的写法。但万变不离其宗，诗毕竟是诗。诗人们学学传统的民歌，从中吸取营养，我想也是有益的。附带说一声，我所知道的《国风》、《乡土诗人》等诗刊还在发表民歌和民歌风格的作品，上海市文联现时每年还举办一次现代的民歌赛，我发现参赛者大有人在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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