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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甘本 译｜蓝江 第二章 官僚制的奥秘 或许最能让我们体会到罪与罚结合在一起的紧密关系的情境，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的录像。一边是被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被告：只有当他能一丝不苟地列举他的部门名称并纠正控方在数字和缩写方面的不精确之处时，他似乎才能喘口气，感到一丝安然。在另一边，面对他的是检察官：他以同样坚定的方式，用他那一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件来威胁被告，每个文件都带着官僚主义的印记。 除了作为主角的两个人的悲剧性对话中的怪诞元素之外，这里确实有一个谜：艾希曼在柏林工作的德国安全总局IV-B4办公室和耶路撒冷举行审判的“正义之殿”（Beth Hamishpath）法庭所完全对应，不知为何是同一个地方，就像指控艾希曼的检察官豪瑟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奥秘中完全是他的替身。而且两人似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审判是一个 “谜”，那么这的确是一个谜，在一个由姿态、行为和话语组成的高度密集的网络中，它将罪与罚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像异教的神秘仪式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救赎的奥秘，无论这个奥秘多么飘忽不定；也不是像奥屯的何诺利乌（Honorius of Autun）定义为“在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审判”的弥撒那样，是一个赎罪的奥秘。在正义之殿举行的神秘仪式既不知道救赎，也不知道赎罪，因为无论其结果如何，审判本身就是惩罚。判决只能延长和裁决它，而无罪释放不可能使之失效，因为它只是承认了案情不明（non liquet），承认了判断力的不足。艾希曼、他那令人捉摸不透的律师塞尔维蒂乌斯（Servatius）、阴郁的豪瑟（Hauser）、法官，每个人都穿着自己的丑陋服装，他们只不过是现代人仍然可以接触到的唯一神秘事物的辩论者：与其说这是邪恶的奥秘，在其平庸性或深刻性方面（在邪恶中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奥秘，只有奥秘的伪装），不如说是罪与罚的奥秘，或者说是它们无法破解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审判。 现在似乎可以肯定，艾希曼是一个普通人。因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的是，这位被检方千方百计地描述为无情杀手的官员，是一位模范父亲和一位普通良善的公民。事实是，一个普通人的思想在今天代表了伦理学的一个无法解释的难题。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意识到上帝已死时，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得出结论，人将成为一个怪物和可憎的人，没有什么和任何人可以阻止他犯下最邪恶的罪行。这个预言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学校里，不时有表面上正派的孩子用枪射杀他们的同学，在大城市的郊区，也有小偷小摸的罪犯和臭名昭著的凶徒。 但是，和以往一样，也许在更大程度上，他们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规。普通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上帝面前生存下来，相反，今天他们却出乎意料地遵守法律和社会习俗，本能地去遵守它们，而且，至少对其他人来说，大家都十分希望去履行法律。就好像说：“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的预言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继续合理地生活，即使没有宗教的宽慰，并忍耐着业已丧失了形而上学意义的生活，毕竟，他对这种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幻想。 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种普通人的英雄主义。这是一种日常的神秘主义实践；就像神秘主义者在进入“蒙昧的夜晚”时，感官的力量（听觉、视觉、触觉的夜晚……）和灵魂的力量（记忆、智力和意志的夜晚）一个接着一个地遭到玷污和废除，现代公民与这些力量一起，几乎毫不在意地否定所有界定人类存在，并使其得以生存的特征和属性。为此，他不需要那种感染力（pathos），即在上帝死后区分人类的两种形象的感染力，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之人和尼采的超人。无论这两位预言家的观点如何，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在“仿佛上帝并不存在”（etsi Deus non daretur）的情况下，即使他肯定没有机会选择这种生活。大都市的庸碌日常生活，及其无休止的消除主体的装置，和廉价的、毫无知觉的狂喜，若有需要，这些东西就完全足够了。 正是这个大差不离的存在者，这个没有接受任务的英雄，却承担了最艰难的考验：罪与罚的奥秘。后者是为他设想出来的，而且只有在他身上才能找到它的仪式感。像艾希曼一样，普通人在审判期间经历了一个汹涌的荣耀时刻；无论如何，这是唯一的时刻，在那一刻，他的生存的蒙昧性，似乎获得了一个超越他的意义。但是，就像本雅明所说的资本主义宗教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救赎或赎回的奥秘，在这个奥秘中，罪与罚已被彻底地成为人类的生存；因此，这个奥秘不能揭示出任何超越人类的存在，也不能赋予它任何可理解的意义。奥秘是存在的，它有令人难以捉摸的形态，有着奥秘的事件和神秘的表达：但它是如此平铺在人类生活上，以至于它与人类生活完全吻合，没有给人们提供暗示，让人们了解还有其他地方或可能的正义。 正是因为意识到——或者说，预感到这种残暴的临场感，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 extermination camp）的指挥官弗朗茨·斯坦格尔（Franz Stangl）才能继续宣布自己无罪，直到最后，同时承认他的罪过——那时，他是有罪的——他只是发现自己在那里：“我对自己所做的事问心无愧……但我在那里。” 在拉丁语中，将罪行与惩罚联系起来的关联（vincolo）叫做nexus。Nectere的意思是“捆绑”，而nexus是结，正是捆绑道出了仪式性表达的人的结。《十二铜表法》认可了这种“结”，即“一旦他与某物结成一个结，正如他所说，他是正义的”（cum nexum faciet mancipiumque, uti lingua nuncupassit, ita ius esto）。道出这个表达，就相当于实现了法律，以这种方式说出正义（ius）的人有义务，也就是说，受他所说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不得不为他的不遵守行为负责（也就是说，他将有罪）。Nuncupare的字面意思是“取名”，就像mancipium指的是把要出售或购买的东西拿在手里（manu capere）的行为。那些已经取了名字并宣读了的人不能收回它，让它化为乌有：他们被捆绑在自己的话语上，必须遵守它。 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这意味着将罪与罚结合在一起东西，正是语言。道出表达是不可撤销的事情，就像有一天（我们不知道如何或为何），对于开始说话的生命体来说，说过话，进入语言是不可撤销的。也就是说，罪与罚的奥秘就是语言的奥秘。人所受的罚，对他的审判已经持续了四万年——也就是说，自从他开始说话以来——而这个罚就是语言本身的罚。“取名”，命名自己和事物，意味着能够认识和掌握自己和事物；但也意味着屈服于罪和罚的权力。对此，在所有法典和所有世俗法规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读到的终极律令是：“语言即惩罚。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进入语言之中，并依据其罪的程度，让其得到惩罚”。 那么，官僚制的奥秘在于对人类起源的纪念，是对自古以来的行为的纪念，通过这种行为，生命体通过说话成为了人，与语言捆绑在一起。为此，语言既涉及普通人，也涉及诗人，既涉及智者，也涉及无知者，既涉及受害者，也涉及执行者。为此，审判一直在进行中，因为人不断地成为人，也不断地仍然为非人，不断地进入和退出人性。也就是说，他不断地指责自己，并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像艾希曼那样，宣布他准备在公众面前上吊自杀，然而，在法律面前他是无辜的。直到人能够弄清他的谜底——语言和罪的谜底，也就是说，事实上，他既是人，又不是人，他是动物，又不再是动物——在审判中，他同时是法官和被告，审判将不断地被延期，不断地宣称案情不明。 请私信微博：黄金狗1九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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