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云：德才兼备，方堪重任

作者：钱云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2期

曹操提出的不拘德行、唯才是举，只是特殊时期人才竞争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曹操也重视德行，他曾称赞王修“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体现了他对德才兼备的看法。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数千年来，中国形成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培育和选任人才的基本原则，虽然德与才的内涵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但德才兼备塑造了中国人向往与追求的人生境界，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精神。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商周时期，知识与文化为上层贵族所垄断，与之相应，形成了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宗法和血统在人才选任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大变革，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统治疆域与人口日益庞大，旧的选官制度已不敷现实，“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与社会需要。德才兼备逐渐取代宗法和血统，成为诸子百家共通的人才观，进而深刻影响朝廷选官用人，并在其后2000余年产生重要影响。

秦汉王朝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先秦的政治格局，系统性、常规化、标准化的选官制度应运而生，更多人才进入王朝选任的视域，德与才亦日益成为选任人才的关键因素。西汉文帝至武帝时期，改变世代沿袭官职的世官制，正式建立地方察访举荐、中央任用的察举制度，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成为选任人才的主要标准。

汉代选官重视个人道德品行，对有政声的官吏还刻碑表彰。图为《张迁碑》拓本（局部）故宫博物院/ 供图

察举制度一方面重视士人的才能，如特科中就设有“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等，通过对专门人才的考察，选拔适任官吏；另一方面则重视士人德行，如以对策取士的科目被冠以贤良、方正之名，岁举的孝廉科以“善行”取士，文学科也强调“盛节洁言”，都表现出汉代选官“以德取士”的价值取向。察举制度以后，古代中国先后发展出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制度，就总体情况来说，这些选官制度都以德才兼备作为选任人才的标准。

更好地选拔德才兼备之人委以治国安民之任，是王朝不断发展强大的保证，也便成为不断完善乃至变革选官制度的动力。汉晋之际，察举制度弊端不断凸显，门阀士族垄断政治与文化权力。随着北朝官僚政治的复兴，科举制度应运而生，以文取士可以破除门第限制，凸显受选者的才能与涵养，极大扩充了选官范围，成为隋唐以后最主要的选官途径。科举制度除了考察官员的文辞、学术和吏治才能，也通过考试的形式对官员的道德与涵养作相应规范、引导和考察。同时，在科举制度外，历代王朝还常常以荐举、征辟等方式发掘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且强调对官员德行功绩的考课与监察，在政务实践中不断选拔、考察、监督官员。

受儒家思想影响，无论察举制还是科举制，德才兼备都是选任人才的基本原则。因此，九品中正制虽日渐为门阀势力左右，但其设置初衷是考论人才优劣，强调循名责实，将德行与才能都作严格的考核。科举制度虽然是以文取士，但是在官员选任时重视对德行的考察，并且在对官员的考绩、迁黜中不仅考评行政功绩，而且注重官员的清白治声等德行要素。

选人必先育人，德才兼备不仅是选拔人才的标准，而且成为历史上培育人才的重要准则。汉唐时期，德行坚贞、行为正直、博学专精者才能被选为官学教师，以培育贤能之士。宋代士大夫秉持政教治国的理想，建立书院以教化学生、培育贤才。正所谓“习端而俗正，教立而风行”，到晚明时，不仅士大夫讲求德才兼备，连商人所用的通俗类书中也强调行商要至诚忠厚。可以说，人才培育过程中对德行和才能的重视，使得德才兼备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人才观，塑造了中国人向往与追求的人生境界。

德才兼备还是才德分离？

关于如何选任人才，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重才轻德、才德分离的看法，依据其出现背景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社会动荡时期，“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故特别强调才能的重要，这类论说集中于汉晋之际；另一类则是针对士大夫浮谈清议之风，对才能之用特加推崇，这类论说多出现于明清时期。

第一类重才轻德论的代表人物是曹操。三国时期，曹操提出只要才能出众，即使是“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都可举荐，曹操也由此成为历史上重才轻德的代表。

应当说，曹操提出的不拘德行、唯才是举，针对的是东汉末年旧有选官制度所出现的种种流弊。当时，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集团滥用职权造成选官腐败，汉代选官制度“以德取士”逐渐发展成以士人名望为依据，而世家大族凭借家族权势垄断官位，严重破坏了察举制度的施行。同时，东汉末年各政治集团间争斗激烈，对人才的争夺日渐白热化，故曹操提出的不拘德行、唯才是举，只是特殊时期人才竞争的权宜之计。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曹操就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在建安十五年（210）的《求贤令》中又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而实际上，曹操也重视德行，他曾称赞王修“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体现了他对德才兼备的看法。同时，曹操任命毛玠、崔琰典掌选举人才，史书中说他们都是“清正之士”，显然对人才品行也颇有考量。

第二类重才轻德论多盛行于明清士大夫阶层中，他们批判宋人浮谈清议，反对过度地重德轻才，认为小人之才亦有值得肯定之处。比如张岱就说曹操、贾似道虽是“罪业滔天”的奸雄，但对二人在文学与书画领域的才能表示肯定。这种观点并非一味强调才重而德轻，只是突出有瑕之才，反映的是重视致用、勇于任事的时代精神，从根本上而言，并未否定德才兼备的价值取向。

之所以出现重才轻德、才德分离的看法，根本原因在于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治国安民不可能仅依靠个人德行，必须具有相应才能方可有所作为。但是，历代政治实践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仅有才能而无德行将更有害于国家社会，唯有德才兼备者，方可委以重任，真正地学以致用、为国为民。正如董仲舒所言，“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如果选任的官员才能出众而品行不良，那么其才能的施展必将受到品行的影响，无益于国计民生。宋仁宗提出选任官员应当以德行为本，因为才能既可为善行，也可做恶事；如果心怀不正，必然挟私蔽用，其才能越大影响越恶劣。康熙帝曾说，“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主张德与才为本末关系，也强调选任官员时德行的重要性。以上可见，选任人才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始终是历史上的主流观点。

选人举吏，因时因策

笼统地说，所谓“德”可分为公、私两方面，包含了政治操守、个人品行等内容；所谓“才”则可概括为经世、学术两方面，包含了经世技能、文学才能等内容。不同时代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不等于制造完人，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筛选，更好地选拔有利于国家治理与发展的人才并委以重任。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决定了德与才须符合时代需要，才能真正成为人才培育、选拔和任用的基本原则。

西汉取士主要以个人善行作为“德”的标准，但到东汉末年，个人修养已经不足以成为平定乱世之“德”，对于政治集团的忠诚和勤勉于政的职业道德，更为统治阶级所需要。同样，北宋前期基于五代武人政治的教训，广开科举，以文治国，将文辞作为考察官吏才能的主要标准；但到了北宋中后期，大量官员长于文辞而短于实务，因此又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具有建筑、水利、农业、医学等才干之人，也在历代王朝所需要的时期被选拔任用。由此可见，德与才本身都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在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人才选任对德与才的偏重，有其时代性的需求。可以说，唯有主动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个人理想与报国之志才能充分实现。

正所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二者相辅相成。德行施展需要以才能作为依托，否则“识见不远，经济无方”，没有足够的才能应对事务、处理问题；同样，才能的运用需要以品德作为统帅，否则“诡随而不能振”，个人的突出才能反而会助长不端行为。所以，有德无才、有才无德都有其不足之处，在特定情况下都无益国家社会，更难以肩负起治国安民的重任。因此，虽然每一个时代对德与才都有不同的现实需求，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始终是中华文化中人才观的主要标准。培育、选拔、任用符合时代需求的德才兼备人才，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值得不断深化认识并发扬。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