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汝昌是如何“批”钱钟书的 吴营洲 一 《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遇'拔白旗’运动，批判文章纷纷出笼，胡念贻、周汝昌、黄肃秋、刘敏如等异口同声地声讨钱钟书在《宋词选注》中的资产阶级观点。”（P284） 窃以为，“批判文章纷纷出笼”在当时实属正常，人人都得响应号召啊！ 然而令我有点儿好奇的是：“批”钱者众，为何单点了这四个人的名字？ 我想，这四个人一定是给杨绛——或是给钱钟书——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 平心而论，我对其他三人知之甚少，独独对周汝昌略知一二——因为他的等身著作我大都读过。 恰巧，我的手头便有他的《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在这部书中，恰巧有他与钱钟书交往的记述。 更为恰巧的是，这部书中还有他“批”钱的一段回忆：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 恰巧，我在网上偏又见到有人在读过这段文字后，发出的两声慨叹： 一声是：“周汝昌说的好无辜。” 另一声是：“周汝昌的嘴真巧。”（曹溪一勺：《〈周汝昌传〉中的钱周交往》） 三 此人为何如此评说周汝昌？肯定是有其理由的。 仔细想想，大概是周汝昌回避了此一问题的实质，过于“巧言令色”了吧？ 此一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用杨绛的话说当是： “《宋诗选注》不选文天祥，就是周汝昌打头揪出来批判的。” 四 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竟然不选文天祥！这属什么性质？ 想想吧，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啊！这可是“阶级立场、民族感情”问题啊！ 文天祥何许人也？名震华夏的“抗元名臣、民族英雄”啊！你钱钟书选“宋诗”竟不选他，是何用心？ 若用当时的“政治标准”来考量，这可是这本书的“致命伤”啊！ 若用当下的一句流行语，这是周汝昌在给当政者“递刀子”啊！ 五 他不仅是给当政者“递刀子”，而且还指明了钱钟书的“嗉子”或“三寸”在哪儿？ 因此我也不由地发出两声慨叹： 一声是：“内行整内行，最内行！” 周汝昌虽然解读《红楼梦》有时不着调（诸如他说“脂砚即湘云”，“'林黛玉’即'麒麟等待贾宝玉’”等），但他选注过杨万里，对宋诗还是甚为熟悉的，自然算是“内行”了。 另一声是：“伤你最深的，是你最看重（最器重、最亲近、最亲密、最要好、最熟悉……）的人。” 钱钟书年长周汝昌八岁，且也是他的老师，但曾非常看重他，不仅多次致函、赋诗夸赞他，还特意请他到家里做客。杨绛亲自为他“烹大虾”。“当时的北京此乃不多见的佳品”，“我感到这真是一种殊荣”。（周汝昌语） 周汝昌回忆他这段过往时，用的标题是：《青眼相招感厚知》！ 一个“青眼”，一个“厚知”，感戴之情跃然纸上！ 六 坦率地讲，周汝昌绝对是个聪明人——尽管他常常耍些小聪明、拿别人开涮，诸如他伪造“曹诗”、伪造“爽秋楼歌句”等——他自知他的“批”钱有违常情常理，因此他在回忆他在“批”钱这一事件时如此写道：“别人议论我不得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他甚至还清楚地知道：“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此应当自己引咎。” 此后的四十多年，钱钟书直到1998年12月故去，都没有“再理”周汝昌。 周汝昌自知自己已是没脸再见钱钟书了。此间曾托人（托“曹溪一勺”）想疏通过他与钱钟书的关系，以修旧好，但那人并未说项！ 我想，即便有人“说项”，以钱钟书的识见及秉性，会再“青目”周汝昌吗？ 谁知道呢！ 七（附一蛇足） 钱钟书绝不是小肚鸡肠、经不起“异议”的人。 请看周汝昌自己写下的这段文字：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其前言介述刊于StudiaSerica，其中提到钱先生为林方庆英译《离骚》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赋”译为A Fu－poemon Literature。我觉得Literature涵义太泛，不如改为……on writing———因为《文赋》本旨在于“为文之得失”，即写作经验心得之事也。我撰此文时尚未拜识钱先生，清华另一学友唐稚松兄出于一片“说项”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与钱先生看了。由于文中的“异议”，会引起他何种想法，我总不敢拜问，亦未见于何处有否讨论。但从我们此后的往还亲切而观，他并无介意的迹象。 但到解放之后六十年代，一件难以名状的事态发生了，即是种种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名目，叫做“拔白旗”。 所谓的“拔白旗”？原来那时讲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学术研究而不带出政治性（其实指的不是思想水平实质，只是要引些革命词句作为装饰而已），就叫做专而不红，叫“白专道路”，是要不得的（临近“反动”的危险）。运动一开启，纷纷寻找“白专”对象目标。 那时人文社领导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讲政治，紧抓运动最积极，在所出的书中，选定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是“白专”的大标本。于是组成了“批判小组”，要纷纷发言，务必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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