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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20日夜，四川省冕宁县泸沽镇，被笼罩在皓月之下，静谧的安宁河从郁郁葱葱的山峦间蜿蜒流过，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红军部队顺着河流的走向匆匆赶路。 在安宁河边一棵大树下，有两个人正坐在那里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线，正在看着一封电报。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中，透出浓重的四川口音和湖南口音可知，这两个人一个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另一个就是毛主席。 交谈了一阵，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和传来阵阵脚步声的队伍！ 熟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工作风格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们在为某个重大问题认真思考的时候。 警卫员们熟悉这一点，静静地站在两位首长身后。他们很清楚，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是不能去打扰的。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确是在一个重大问题上陷入了沉思。  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南部的会理地区，成功地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历时数月的围追堵截。 然而此时每一个人都知道，摆脱困境只是暂时的。在贵州、云南被我军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搞得晕头转向的数十万敌军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一旦他们回过神来，还是会像饿狼一样对红军穷追不舍。 然而红军自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至此，行程上万里，经历大小战斗无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从瑞金出发时8.6万人的队伍到达会理时只剩2万多人，减员超过四分之三，休整补充都势在必行。 红军在会理地区停留了一周左右。 在这一周内，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北渡大渡河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决策。 而危险信号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就在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数百里之外的昆明五华山，蒋介石也在召集麾下的将军们开会，研究下一步战略。 40多万大军在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往来奔波几个月，多次围住了人数少于己方十倍之多的红军，却又多次功亏一篑。特别是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一度兵临蒋介石刚刚下榻的贵阳，惊魂未定之下，蒋介石甚至做好了化妆成老百姓逃离的准备。 但是在昆明，望着用红蓝箭头注明敌我态势的军用地图，蒋介石却显得兴奋了。因为红军所处的会理地区，距离72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束手就擒的大渡河不远。而从对手所处的位置和态势来看，他们只能走当年石达开的老路。 一生崇拜曾国藩的老蒋，对这一段历史是颇为熟悉的。在读了晚清学者薛福成所著的那本记载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庸庵文续编》后，蒋介石惊奇地发现，历史竟然惊人的相似。石达开率太平军进入大渡河的时间、路线和眼下的红军几乎完全一致。而国军的态势也和当年围堵太平军的清军相类似——大渡河两岸有驻军，金沙江两岸有追兵。 暗自窃喜之余，蒋介石制定了“大渡河会战计划”，妄图把我军变成“石达开第二”。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江西一路尾随红军而来的中央军“追剿军”部队9个师约10万人由薛岳指挥，渡过金沙江北上；川军刘文辉所部第24军8个旅、杨森所部20军5个旅共5万人马在大渡河两岸严密布防。 无独有偶，蒋介石在昆明宽大的办公室里读《庸庵文续编》，得出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结论。毛主席在川西郁郁葱葱的山路上也读了《庸庵文续编》，得出的却是“我们不是石达开”的结论。 然而无论如何，红军毕竟是又一次陷入了险境，数万将士的命运如何，对领导人的智慧又是一次严酷的考验。 历史上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有借鉴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做法，这在毛主席身上尤为明显。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毛主席对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历史，特别是石达开的历史，也是颇为熟悉的。  石达开 1859年，离开天京的石达开率太平军来到福建，围攻上杭县。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未能攻克这座县城，最后被迫率部离开。1929年，毛主席率红军解放上杭县，追忆历史，毛主席谈到：
伟人韬略，一言中的！ 回顾石达开率军万里转战的历史不难发现，从南京到大渡河，石达开统率下的太平军一度多达数十万众，经历大战无数，却鲜有胜绩。往往是围攻一座城市很长时间，付出重大牺牲后拿不下来就转向另一座城市，如此循环往复。到达四川后，兵力虽然还有几万人，但绝大多数是临时拼凑的队伍，从天京出来的那些能征惯战的雄师劲旅基本消耗殆尽。 而红军从瑞金一路走来，虽然也经历了无数战斗，但除了湘江战役，正面对决、硬碰硬的消耗战几乎没有。特别是自遵义会议之后由毛主席领导红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战术一直是红军的主要做法。尽管到达大渡河之后只剩下2万多人，然而这些战士绝大多数是从江西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战火考验后军政素质都相当过硬的勇士，其战斗力远非石达开的部队可比。 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问担任突击队队长的红1师1团1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管他石达开九达开，我只知道我们红军一定能渡过大渡河，我们一定能胜利。”虎虎生气的孙继先充满自信地说。 当孙继先挑选突击队队员时，几乎全团的战士都争着报名参加。挑选完第16位战士时，一位年仅16岁的小战士陈万清竟然哭着要报名参加。 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组建突击队时，类似的情景再一次出现。 “我们不是石达开”这句出自伟大领袖的话，在骁勇的红军战士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那么到达大渡河的石达开部队，又是一种怎样的士气呢？ 根据时任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给朝廷的奏章和总督府幕府黄彭年的回忆可知，清军在石达开大军营寨之外竖起一面写着“投诚免死”的大旗，接下来便有不少太平军将领赶来投降，还有一些人表示愿为内应。 就连贵为主帅的石达开，也做出了“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的举动。 对此，毛主席评价说：
无独有偶，就在红军向大渡河方向前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的飞机也向红军头上撒下劝降书：
满怀胜利信心的红军指战员，对于这些五颜六色的传单自然是不屑一顾。 当然，军情十万火急毕竟是事实，士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因素。面对奔腾咆哮的大渡河和从四面八方渐渐逼近的15万敌人，红军还有哪些克敌制胜的法宝呢？  读完《庸庵文续编》的毛主席在分析石达开兵败的原因时认为，石达开之所以被困安顺场不能渡河，根本的原因是被石达开收买的一个彝族土司在关键时刻改变立场，致使清军迅速通过了彝族区。 当年石达开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南彝族地区后，曾花费巨资向当地土司王应元和岭承恩“借道”。王应元和岭承恩一开始也答应放行，但是当太平军前脚刚过冕宁，王、岭二人后脚就率彝族武装封闭退路，向太平军发起进攻。 王、岭二人为何会突然反目？
黄彭年如是说。 众所周知，在雍正、乾隆时代，清王朝经过多次战争后，成功地在西南地区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将少数民族纳入封建皇权之下。不得不说，“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实行的一项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 面对官府的1000两赏银和穷途末路之下“贼寇”的贿赂，土司们理所当然要选择前者。 后来的历史证明，王应元和岭承恩指挥的彝兵打得最为卖力。王应元率部守在安顺场北面的松林河，死死挡住太平军向北面泸定桥的去路；岭承恩率兵越西县城西面的各处隘口，挡住了太平军南撤之路。 不仅如此，大大小小的土司们根据骆秉章的命令，在各自辖区内大搞坚壁清野政策，如“严断接济”、“严绝煽惑”、“严防窜越”的“三严”措施和“坚壁待其衰”、“清野待其馁”、“骚扰待其疲”的“三待”措施。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多重操作，石达开的数万大军逐渐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最后，恼怒之余的石达开将200名不愿意带路的彝族人斩首祭旗，然后率部做最后的挣扎。 蒋介石对这段历史也是颇为熟悉。  中央军从江西一路走来，一方面是追赶红军，一方面是清除盘踞在西南各省的军阀。在这个“一石二鸟”的策略指引下，蒋介石拿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同时派大军深入四川，对刘湘磨刀霍霍。却唯独对滇系军阀首领、彝族人龙云礼遇有加。红军过了金沙江后，龙云面对进入云南的10万中央军心生恐惧， 专门发电报向蒋介石请罪。但是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并没有追究龙云，而是将驻守金沙江北岸的川军旅长汪保澄扔进监狱，同时还继续让龙云担任第一路军总司令，指挥进入云南的中央军部队。 大渡河会战计划下达后，蒋介石专门给担任大渡河守备指挥的川军第20军军长杨森发了一封勉励电报，称杨森为“当代骆秉章”。 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森不是“当代骆秉章”！ 因为在过去的72年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卷入了军阀混战，而四川是军阀混战最为激烈的一处。1932年至1934年刘湘和刘文辉的争斗，更是将四川境内的军阀混战推到极致。 而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只对富庶的成都平原感兴趣，哪里会顾得上偏僻落后的川西南少数民族区域？至于坐拥全国绝大多数财富地区的蒋介石，更不会想到还处在奴隶制阶段的夷人会对他起到什么作用。 由于基层政权名存实亡，偏僻地带实际上成为半独立地区，大渡河以西除了西昌、德昌等几座较大的城镇还在军阀政府控制下正常运转外，绝大多数小城镇、农村几乎都被地主恶霸所垄断。 1934年，曾经坐拥四川70个县和10余万精兵的刘文辉被他的堂侄子刘湘打得几乎血本无归。为了不被淘汰出局，刘文辉不得不退到偏远的西康，收编当地的袍哥组织和前朝土司的后裔，同时还向川西地区人民摊派了多达44种苛捐杂税，积攒实力。  刘文辉 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军阀政府罗织罪名，将许多在少数民族中有威望的头人关进大牢充当人质。 不堪忍受反动派暴虐统治的各族人民则奋力反抗。就在1935年2月，越西县周围的数千名彝族群众一度包围了县城，最后被川军镇压。 在红军到来之前，刘文辉的第24军虽然号称8个旅，实际上只有2万人左右。该军参谋长王靖宇曾说：
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居然成为大渡河会战中国民党军的主力之一，防区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安顺场至泸定一线。 至于杨森，过去和朱德总司令同为云南讲武堂的同窗，在军阀混战中也是屡战屡败，却因为善于投机钻营所以一直平步青云。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杨森率部驻扎宜宾，阻止红军北渡长江。直到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杨森才奉命率兵来到大渡河。由此可见，杨森虽然被蒋介石说成“当代骆秉章”，实际上对川西南地区没有任何影响力，更不敢在刘文辉的地盘上指手画脚。于是，杨森部到达富林后，便不再妄动一步。 因为军阀混战的荼毒导致民族隔阂的出现，如今蒋介石却要用祸国殃民的军阀带领饱受欺压的少数民族同胞遇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农红军，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读了《庸庵文续编》后，毛主席所想到的是红军能否顺利渡过大渡河，关键在于和彝族同胞的关系处理得如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看党的民族政策执行得如何了。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可知，1935年5月14日，由红一军团和军委干部团组成的先遣队在刘伯承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指挥，从会理出发向大渡河方向挺进，担负为全军开道的任务。 临行前，毛主席专门对刘伯承说：
任何正确的预言都需要靠实践去证实其准确性。石达开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去之不远，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隔阂能否在一朝之内化解，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 望着在濛濛细雨中走进茂密的原始森林的先遣队，谁又能想到他们能在大渡河边演绎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活剧？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队出发后，在西昌城南50公里处的安宁河畔遇到了第一支彝族武装。首领邓秀廷，祖上就是清朝时期的土司，在大凉山一带颇有威名。四川军阀为了收买他，给了他一个“彝务指挥官”的头衔。 对于刘伯承这位川军名将，邓秀廷也是十分熟悉的。得知红军即将开来，邓秀廷亲自带着上万彝兵来到安宁河阻击。 得知前方有彝族武装列阵以待的消息后，刘伯承给邓秀廷写了一封信，说明红军一定要过彝族区，却不和彝民为敌，即使彝民向红军开枪，红军也不会还手。 趴在丛林深处的邓秀廷半信半疑，望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红军队伍高喊着“彝汉是一家、彝汉是兄弟”的口号呈密集队列走来时，再联想到几天前从金沙江败退来的川军宣传红军如何如何厉害，他最终没有下达开枪的命令，而是等红军走得差不多了，然后带着部队撤向西昌。 5月20日，先遣队到达泸沽镇。 从泸沽到大渡河岸边的大树堡渡口有两条路，一条是从东北面越西县城直通成都的大路到达大渡河边的大树堡渡口，一条是从西北面冕宁县城通往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小路。后一条路将要通过彝族区，也正是当年石达开部队走过的路。 刘伯承和聂荣臻商量后认为，从泸沽到大树堡渡口对岸的富林，敌军一定会重兵设防，红军很难通过。对此，他们向军委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以一部分兵力从走大路，吸引和牵制敌军，主力部队走小路向安顺场前进。  由于时间紧急，刘、聂二人当机立断，发完电报后命令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5团团长刘亚楼率红五团走大路，先遣队主力则一脚踏入了人迹罕至的丛林小路中，向着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隔阂地带大步迈进。 红军主力于1935年5月15日从会理出发，以红一军团在前、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居中，红三、九军团殿后的序列以日行60里的速度向北开进。 接到刘伯承、聂荣臻的电报后，领导人们复杂的心绪可想而知。要知道，红军踏上的可是当年太平军没有走通的道路。党的民族政策能否感化剽悍的彝族同胞暂且不说，关键是时间。根据截获的情报可知，国民党军各路人马早在5月10日已经开始行动，杨森的第20军、刘文辉的第24军已经到达或即将到达大渡河布防，薛岳的10万中央军也正准备北渡金沙江。 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在1935年5月20日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商量了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对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战斗力充满信心，72年前的历史悲剧绝不会在红军身上重演。 经过领导人们的慎重考虑，中革军委于5月21日下午18时做出新的部署： 1、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以120里/日的速度向安顺场前进，最迟在24日中午赶到。 2、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指挥红一、五军团走冕宁小路向安顺场前进，军委纵队随后。 3、红三、九军团继续殿后，监事和阻击由西昌和会理方向追来的敌人。 就在军委下达命令的当天，先遣队的两路人马分别占领了冕宁县城和越西县城。红军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当着群众的面砸开监狱大门，释放被关押的彝族群众并且向他们发放银元、粮食、布匹。 红军的仁义之举让饱受苦难的彝族同胞顿时热泪滚滚！ 但是，先遣队主力在接近彝族人的寨子时，还是遇到了麻烦。 这一天，先遣队主力来到一个叫谷麻子的地方，崎岖的山道上突然涌出来一大批手持土枪、弓箭、长矛的彝族人拦住去路。红军的通司马上前去用彝族话与之交流，说明红军的政策。但是彝族人根本不听，说什么也不行。  就在这时，走在队伍最后面的工兵连则被一伙彝族人围住，因为坚决执行了不许开枪的命令，他们的武器连同衣服都被彝族人收缴。 双方对峙了起来。红军战士坚决执行不开枪的命令，只是通过通司一遍又一遍的喊话。心存疑虑的彝族人一时搞不清红军想干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 过了一会，只见彝族人群中走来出几个人，最中间一个骑着一匹大黑骡子径直向红军队伍走来。经过和通司的沟通，原来这一带的彝族人共分为沽基、罗洪、洛伍三个家支。此时沽基家支和罗洪家支正在械斗状态，罗洪家支看见沽基家支挡了红军的道，便趁机出来袭击红军后队，企图借红军之手消灭沽基家支。 早在部队出发前，刘伯承就派了一个工作队来到沽基家支，说明来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听了半信半疑，得知前面发生的事后，于是派自己的四叔去看个究竟。 看到红军言行一致，小叶丹放心了，当即表示愿意去见先遣队司令刘伯承。 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来到先遣队驻地，得知前面的事情后，十分高兴，在红军严守纪律的前提下，民族政策彝族区初见成效。对此，毛主席专门表扬被缴械的工兵连执行纪律坚决。 在得知小叶丹要来跟刘伯承见面，毛主席决定趁热打铁，尽快达成协议，确保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 刘伯承和小叶丹一见如故。听着刘伯承从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再谈到民族情谊，小叶丹大受感动，表示愿意与刘伯承结拜为异姓兄弟。刘伯承也为小叶丹这种耿直豪爽、重情重义的情怀动容。 第二天，在群山环抱、郁郁葱葱的彝海边，当着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和彝族同胞的面，刘伯承和小叶丹头顶蓝天、脚踩大地，举行了庄严的结拜仪式。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共同见证了这段代表彝汉情深的千古佳话！  彝海结盟的事很快在整个彝族区内传开了。罗洪家支和洛伍家支也纷纷表示欢迎红军过境，不加阻拦。 红军主力随即开进被无数人视为“禁区”和“危途”的彝族区，漫山遍野的彝族群众载歌载舞，向对待亲人一样夹道欢迎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军。前后七天七夜的时间，中央红军全部通过了彝族区。与此同时，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少数民族武装——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在小叶丹的寨子里正式成立，小叶丹任队长。 由于刘伯承的肝胆相照再加上红军执行纪律的坚决，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隔阂仅仅7天就被消除了。 周恩来称赞刘伯承说：
毛主席也带着不可思议的口吻问刘伯承：
尾追而来的10万国民党军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薛岳部队到达时有没有同彝族同胞发生激烈冲突，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他们通过彝族区则是比较缓慢的。 第一是时间。1935年6月7日，也就是主力红军全部通过泸定桥的第五天，红四团和红九军团奉命攻打驻守天全的杨森部队，而此时薛岳部队才刚刚到达安顺场不久，甚至还有一部甩在冕宁，距离红军至少有400里路。 第二是小叶丹的结局。1942年小叶丹壮烈牺牲之前，曾经嘱咐妻儿要保护好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红旗，他对弟弟沽基尼尔说：
小叶丹和刘伯承从相识到分别还不到三天，但是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各民族团结一家的政治立场却深深地嵌入了他的心中。没有千金的贿赂，有的只是数十支步枪和一面红旗的馈赠，一个番号的授予，小叶丹却没有像王应元那样笑里藏刀，表现出的却是一位彝族英雄的大义凛然！ 那么就在红军与彝族同胞载歌载舞、浩浩荡荡通过彝族区时，国民党军在干什么呢？他们除了调兵到大渡河布防之外，也在学当年的清军在大渡河沿岸搞“坚壁清野”。 就在红军到达彝族区的前后，蒋介石亲自坐飞机来到大渡河上空，向地面上的各路部队下达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
命令一下，穷凶极恶的反动者便忙活开了。但是，敌人能把物资焚毁，能把人心焚毁吗？ 早在先遣队刚刚过了德昌逼近西昌的时候，驻守西昌的第24军守将刘元瑭、刘元璋兄弟俩担心红军趁机进攻西昌，将西昌城外两条最繁华的街道一把火烧光。 结果红军在距离西昌城仅15里的地方突然转向冕宁方向，一兵一卒也没到达西昌城下。于是，吃了大亏的当地士绅和商人们将心中的怒火一股脑儿地倾泻到刘氏兄弟头上。 5月23日，率先通过彝族区的先遣队以急行军速度向安顺场前进。这个时候，驻守安顺场的24军两位营长因为焚烧当地的房屋问题而争执起来。这两个营一个是由四川名山县的袍哥组成，营长韩槐阶，原本是哥老会首领。另一个是由当地的民团组成，营长是在安顺场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赖执中。 韩槐阶表示要坚决执行上峰的命令，马上动手。但是当地大多数房屋都是赖执中的私人财产，所以对这个命令一直拖延。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最后闹到团长那里，才做出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等红军来了再烧。 但是两人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前脚刚吵完，红军后脚就进了安顺场。 24日晚，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指挥下冲进安顺场。只会横行乡里的袍哥和民团哪里是红军的对手？不一会儿功夫，红军拿下了安顺场。 在茫茫夜色下听着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刘伯承这位曾经率红军用架浮桥、扎竹筏的办法突破了乌江天险，用6条船将数万红军摆渡过金沙江的“军神”，此刻却没有被眼前的胜利所陶醉，相反陷入了带有几分忧虑的沉思。眼前的大渡河流速比乌江、金沙江要迅猛得多，架桥根本不可能，船是唯一的运载工具。然而找遍了安顺场，只找到一条船，还是仓促逃走的赖执中留下的。 不仅需要船，而且需要驾船技术熟练的船工。 根据聂荣臻的回忆可知，在赶往安顺场的一路上，刘伯承反反复复就念叨一句话：“有船，我就有办法......” 就在刘伯承一筹莫展之际，警卫员带着一个安顺场的男青年来了。经过了解，这位男青年是当地有名的船把式，并且表示愿意为红军撑船过河。 5月26日，以2连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名勇士坐上唯一的一艘船，由8位船工撑船，冒着滂沱大雨开始了强渡大渡河的行动。 与此同时，数十挺轻重机枪和4门迫击炮在岸边一字排开，齐齐对准对岸的敌军工事。随着冲锋号的响起，数十挺机枪同时发出怒吼，满载着25名勇士的木船劈开大渡河的汹涌澎湃的波涛，顽强地向对岸冲去。 根据史料可知，安顺场对岸的敌军是刘文辉第24军第5旅第7团，其中正对着安顺场渡口的守军有1个营的兵力。沿河上下的峭壁上都筑有工事，俯瞰着300米宽的河面。红军仅以17人担负突击任务，这在两栖作战历史上绝对是第一次！  但是处在生死一线的红军没得选，只能凭借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去闯出一条生命之路！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心情激动的刘伯承和聂荣臻亲自来到岸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艘寄托着数万红军将士无数希望，在大渡河的激流中和敌人打过来的枪林弹雨中奋勇前进的小船。 就在小船驶入河心的时候突然停下了，刘伯承急忙举起望远镜一看，原来是碰到了礁石上。之前他曾听人说，在大渡河中行船，一旦碰上礁石，除了船毁人亡别无他途。 奇迹总是诞生在危急关头。就在这时，只见那位昨晚自告奋勇为红军撑船的男青年和4位船工不顾一切地跳在礁石上，用脊背将船撑起，另外4名船工则拼命划桨，硬是将船从阴阳界上拉了回来。 就在8位船工与惊涛骇浪殊死搏斗的同时，被称为“神炮手”的红一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登场了。在乌江对岸，赵章成用3发炮弹将几百名黔军打得晕头转向，成功地掩护了主力部队登岸。如今面对川军，“神炮手”将再显神威！ 只见赵章成以他独特的方式架炮、瞄准，4发炮弹陆续呼啸而出，以近乎完美的弧度飞过大渡河，在对岸敌军密集的队列中开花。  趁着敌军混乱的档口，小船靠了岸，17名勇士一跃而出，呐喊着冲向敌人。 “袍哥”部队哪里见过这种近乎“神操作”的场面，一看红军上来，马上掉头逃窜。在8位船工的配合下，17名勇士迅速控制了渡口。 那位年仅21岁的青年船工名叫帅仕高，前一天晚上来到红军驻地时家里还有生着病的老母亲。作为一个孝子，帅仕高留下仅有的一块银元和一封家书后，毅然来到红军驻地。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帅仕高答道：
短短一句简单平实的话，折射出来的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拥护红军的坚强信念和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  过河后，在帅仕高等人的感召下，又有50多名船工陆续赶来，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 但是，刘伯承最关切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红军在对岸只找到两只船。 在15万敌军即将逼近的情况下，用渡金沙江的办法把两万多红军摆渡过大渡河，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又有什么办法呢？ “人定胜天”，这是毛主席的名言，也是他一辈子的信念。在险象环生的长征中，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面对大自然的艰难险阻，用智慧和毅力创下了一个个至今也无法超越的“人定胜天”的历史记录。 就在刘伯承指挥红军用3只木船摆渡的第二天，即5月26日，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来到了安顺场。 站在72年前的战场上，面对白浪滔天的大渡河，毛主席在感慨之余又一次点评了石达开。 根据曾经在长征中给毛主席当过警卫员的吴吉清回忆可知，毛主席扶着记载石达开败亡的石碑对大家讲了这么一段话：
请注意这段话中的三个关键字词：“战略家”、“走”、“机动地区”。 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因为力量悬殊的缘故，绝大多数时期都是以运动战为主要主要作战方式，而进行运动战主要在于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无论是“打”和“走”，都离不开活动空间这个客观条件。 活动空间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物理意义上的土地面积，另一种则是人心向背的问题。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离开人的因素，那就和流寇式的行动没什么区别。因此，这就需要指挥员具备高超的战略智慧，既要处理好战场上“打”和“走”的关系，取得活动空间。更要处理好活动范围内的军民关系，取得生存空间。 于是，历史上那些采用流寇式行动的军队，绝大多数没有避免最终覆亡的命运。 石达开的悲剧乃至太平天国运动的悲剧，正是在这种流寇式的行动中日积月累后形成的。 自1859年至1863年历时4年的行动中，石达开很早就确定了攻取四川的战略目标。但是在行动过程中出了偏差，正如前文所说与清军正面对决的阵地战打得多败得更多，严重消耗了自身的力量。太多的失败叠加起来，导致军队士气低迷、战斗力下降，最终殃及核心力量。以至于后来出现大批能征善战的部队脱离石达开甚至是自相残杀的情况。 而红军长征自湘江战役之后很少再有硬仗可打，从方面军到团级的干部绝大多数保存了下来，背离组织的情况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保留了千锤百炼的革命力量！ 作为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太平军，也有“均田免粮”这一代表社会最底层的政治口号。但是和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举例说明，红军早在苏区时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既保证了红军的作战之需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苏区群众生活问题。红军长征在遵义停留10多天，发行“红军票”兑换当地人手里的银元，一度令市场繁荣。当红军离开时，为了不影响群众生活，又用银元把群众手中的“红军票”兑换了回去。 这样的举动，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屈指可数，在石达开远征的4年里更是空白。所以，石达开之所以在远征期间进攻了无数座城市，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军民关系缺乏给养，只好去强攻一座座清军重兵设防的城市。尽管石达开远征纵横万里，所经过的绝大多数是清军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活动空间虽大，生存空间却很小。 在大渡河畔拥兵数万的石达开无法突破土司武装的防线，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部队陷入了绝粮的地步。黄彭年记述太平军在大渡河畔最后的几天的情况时说：
反观红军长征一路走来，严格执行“一切缴获归公”军队纪律和“买卖公平”的群众纪律，除了在雪山、草地等极度贫瘠的地区和强行军期间出现过断粮情况外，大多数时期的后勤保障还是比较到位的。到达大渡河时，红军也没有遇到当年清军为太平军时当地民众采取的“三严”、“三待”政策。相反还在安顺场旁边的擦罗镇川军的粮库中缴获了24万斤大米！ 因此，此时红军尽管站在当年石达开走向末路的安顺场，但是战略目标依然在以正确的方式去逐步推进，主动权牢牢控制着，红军的机动能力依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去发挥。 相反，一心想要移植历史、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国民党军，此时此刻却没有多大的活动空间了。 老蒋一开始并不相信红军会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渡河，正如在湘江战役后他不相信红军会一路向西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是石达开当年自取灭亡的道路。这一方面源于老蒋对历史的了解，另一方面则在于红军成功的战略战术。 红军总司令部在5月21日给全军下达的命令中除了规定各军的行动路线和时间，还要求各部队“绝对保密”：
为了掩护主力部队隐蔽行动，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5团则大张旗鼓地向富林进军。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红军还把抓到的国民党越西县县长彭灿押送到大渡河边，当着对岸敌军的面召开公审大会后将其枪决。同时还动员当地群众在县城里拆毁国民党的办公楼，为红军建造渡河器材。 红军的一连串动作成功地迷惑了国民党军。蒋介石真以为红军要在大树堡过河，随即命令杨森和刘文辉的部队迅速向富林集中，北面安顺场就只剩下了一个营，而泸定桥方向几乎无兵防守。 而国民党军的这些情况早就被毛主席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的军委二局侦查的一清二楚。 5月26日，领导人们经过商量，做出了迅速控制泸定桥的决策。在长征中担负开路先锋的红4团，沿着在山崖上凿出来的小路，向340里外的泸定桥一路飞奔，主力部队则紧紧跟在4团的后面。先遣队的红1团、干部团则在安顺场渡河完毕后也向泸定桥方向全速前进。 红四团“昼夜兼程二百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家喻户晓。但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从红军主力通过泸定桥的时间来看（6月2日），除了红四团在一路飞奔外，主力红军的速度也在超越以往。特别是左权、刘亚楼指挥的红5团，他们所处的大树堡距离泸定桥至少在400里开外。 就在红军冒着大雨向泸定桥全速前进的时候，国民党军也逐渐从蒙在鼓里的状态中逐渐清醒过来了。 5月27日，飞速前进的红四团在石棉县菩萨岗打掉一支拦路的敌军，歼敌100余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如梦初醒，知道了红军渡河的方向既不是大树堡，也不是大渡河，而是泸定桥！ 于是，蒋介石急忙向刘文辉下达了控制泸定桥的命令。此时刘文辉手头在大渡河东岸能用的部队只有第4旅的3个团，但是他不敢怠慢，一方面命令距离泸定桥仅有40里的第38团迅速抢占泸定桥，第11团负责阻击从东岸北上的红军，第10团驻守大渡河东岸的飞越岭作为预备队，第4旅旅部驻守冷碛。 从整个过程来看，在大渡河边这场决定整个历史走向的行动中，真正被动、穷于应付的是国民党军。 敌军的调动部署很快被军委二局截获！ 敌变我变，中革军委向红一军团下达了限令29日夺取泸定桥的命令。28日清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奔跑中的红四团下达了命令：
短短一封电报中没有“军法从事”、“重重赏赐”这些只有死命令中才有的字眼，有的只是“光荣伟大”、“英雄模范”、“祝贺胜利”这些鼓舞士气的字眼。 因为领导人们都相信红四团这支诞生于北伐战争、在长征路上百战百胜的雄师劲旅绝不会辜负全军的期望。手握电报的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以及听到命令的全团官兵，都能感觉到这封电报背后那沉甸甸的分量！ 忍受了一昼夜风吹雨打和吃生米、喝雨水的肉体折磨后，红四团于5月29日清晨按时到达泸定桥头。 不少人对国民党军为什么只拆掉桥面的木板却不炸断铁索的做法疑惑不解。 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敌人的行事风格中就能找到。一心想要移植历史的国民党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才是这场斗争中最被动的一方。一方面源于其领导人的一厢情愿，一方面源于士兵素质的底下。 27日，刘文辉的命令下达到第4旅后，第38团于28日才开始行动。当天夜里大雨瓢泼，38团停下来休息，团长李全山派出一个营继续前进。然而这个营也如法炮制，只派出一个连，连长又派出一个排，于当天夜里到达泸定桥，连夜拆了桥板。 29日下午四时，红四团1营2连22位勇士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开始了我军战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与此同时，从大渡河东岸前进的红一师向驻扎在冷碛的川军第4旅旅部发起攻击。旅长袁国瑞就被红军的猛烈攻击吓得胆战心惊，匆匆抵抗一阵便夺路逃窜。 旅部这一撤，群龙无首的11团、38团便无心恋战，也跟着向天全、宝兴方向逃窜。 红一师强有力的行动极大地策应了红四团的夺桥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驻守泸定桥头的川军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炸桥。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被震天动地的枪炮声笼罩了几个小时的泸定桥也逐渐平静下来 ，只有桥下的大渡河水依旧奔腾咆哮，而蒋介石那“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也像滚滚而去的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凌晨时分，刘伯承和聂荣臻也来到泸定桥头，在杨成武陪同下，从东头走到西头。望着当空皓月和桥下奔腾的河水，心潮澎湃的刘伯承鼓起全身的力气接连在桥板上跺了几脚：
尽管距离长征的最后胜利还有15个月的时间，距离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有近15年的时间，尽管谁也不会想到之后还会遇到哪些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还要艰难的战斗，但是走在桥上的那些创下通过彝族区、17勇士强渡大渡河、昼夜兼程二百四飞夺泸定桥这些人间奇迹的英雄们，心中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就如昼夜不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一样，汹涌澎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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