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子弟当兵，本是保卫祖国应尽的义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如果因此而改变了生命的轨迹并对自己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这个青春的理想在一生中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了。 我的故乡是鲁西北临清市一个不足400人的小村庄，与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老家相距几十里远，与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的故居近在咫尺。两位一文一武的“国宝”级人物和民族英雄，其崇高的家国情怀对家乡人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然而，我之所以从16岁那年穿上军装，步入军营以至于奉献军旅几十年，说来却与当年在“文革”中见到的那几位解放军有着直接的关系。 1967年，在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村里突然来了几位解放军。他们身着绿军装，肩背长杆枪，头戴红五星，颈间佩领章，英俊威武，神气十足。刚满十岁的我，开始不知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后来听大人们说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支左”的。支左就是支持革命左派。文革爆发后，几百名村民自发的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反对的是村里的掌权者，属于“左派”。“保皇派”保护的是当权者，属于“右派”。两派群众组织几乎天天聚众打斗，严重时，明火执仗，喊声震天，令人胆颤心惊。解放军既支持左派，又担心局面失控。每当两派群众斗得不可开交时他们就会出面制止，似乎他们手中的那几杆枪，能“降妖震邪”，把可怕的互斗控制在“只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局面下。对于他们的政治立场我作为小孩子虽然不懂，但他们身上穿的那套绿军装、头上戴的那颗红五星和衣领上缀的那两枚红领章却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几年以后，当我的年龄接近服役规定时，便产生了强烈的当兵的念头。然而我深知要去当兵会有不小的家庭阻力。因为在家里我是姊妹五个中年龄最小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不会舍得我远离他们。为了实现当兵的愿望，我被迫搞了个“先斩后奏”。 1973年初，我背着家人找到村里的民兵连长偷偷提前报了名。征兵工作开始后，我直接从公社联中到公社征兵体检站参加了体检。当我体检合格后，秘密再也保不住了。一家人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对我的做法表示极大的不解。不过他们还算开通，经过一番劝说见我的决心不可动摇便表示了同意。就这样，我愉快地穿上那身羡慕已久的军装，兴奋无比地跨入军营，不曾想那身军装一直穿了30年，操场加战场也换了不少地方。  接纳我的第一所营房，是位于铁道游击队的故乡鲁南枣庄市薜城区的济南军区炮兵第四团。在那里我呆了5年，先后当过营部通信员、团政治处通讯报道员、炮班长、连队司务长等。1978年7月，我由炮班长被提升为连队司务长后，没干几天即被安排到团政治处组织股帮助工作，接着又随政治处郭炳臻副主任到师政治部帮助整理师里拟召开的“基层经验交流会”的典型材料。没想到那个会议刚结束，我被直接任命为师政治部组织科的干事了。对此，我深感意外，团组织股的领导也没想到。后来听说那个连队司务长的职位其实就等于给我准备的一个跳板，团政治处的本意是让我到组织股当干事，哪想到师政治部帮了几天忙就被“留下”了。那一年我还不满21岁，与不少刚入伍的大龄新兵年龄差不多。我感到，此时的年轻带给我的并不是风光，而是工作上的压力。因此，走进师机关我倍加珍惜每一寸时光，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两年后，济南军区炮兵一道命令又将我调到炮兵政治部秘书处任秘书。  （1981年济南灵岩寺） 因为军队精简，我在军区炮兵机关只工作了一年零五个月就离开了。但炮兵机关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同志关系却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炮兵机关位于济南市郊区仲宫的山脚下，据传“仲宫”是因西汉少年英雄终军出生于此而得名。营区四周为玉符河的锦阳川、锦绣川、锦云川等多条支流所环绕，可谓依山傍水，山青水秀，环境之美宛若仙境。炮兵机关景美人亦善，上下关系、战友情谊清纯真诚富有温度。我的婚姻是在这里完成的，时代的特性赋予了婚礼的革命化。结婚那天，我爱人背一挎包从曲阜乘长途汽车赶到济南。当天我们秘书处潘宗纪副处长特地在他位于济南市的家里准备了一桌美餐盛情款待我们并将他三室一厅的家让给我们作新房，他全家4口人乘公交赶到几十里外的炮兵机关住宿。那几天潘副处长的爱人，带着两个几岁的孩子天天冒着酷暑起早贪黑乘坐公交往返于济南与仲宫之间。他们一家人对我们的悉心关照给我们简单的结婚仪式赋予了深度的情和极度的爱，令我们小两口感动不已，念念不忘。1982年底，因军区炮兵在军队裁减中被撤销，我又回到兖州炮十二师政治部工作。  （1989年在兖州炮兵旅组织科） 1984年，祖国南疆再起狼烟，昆明军区收复老山后，军委决定由各大军区出兵轮流坚守老山。1985年3月，67军代表济南军区赴滇接替南京军区一军执行对越轮战任务。85年1月，我在炮十五团一营副教导员任上，突然被调到炮二十二团二营任副教导员并随队参战，成为全师唯一一位从非作战团队调往作战团队的基层政工干部。其时我从师政治部组织科下来仅5个月。更令我出乎意料并大惑不解的是，部队上阵仅一个月，一纸命令又将我调回师政治部组织科。当时炮22团干部股的同志通知我时说，“师组织科离不了你，快回去吧！”我听后以为他们在与我开玩笑，便说：开什么玩笑啊，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没想到这是真的。当天我从营里回到师机关后，背包尚未解开即接到一项重要任务：起草师党委自接受轮战任务三个月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三天以后提交常委会讨论（已有个首长不满意的初稿）。我听后像是五雷轰顶，顿时就懵了。究竟出了什么情况，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科领导的心情似乎也不太高兴，他看着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时候让你上来，就是干这个事的”。我心想这期间我一直在基层工作，对全师上下情况及上级精神一无所知，怎么能担得起这项工作？但这个问题显然不存在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硬着头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接受下来。三天就按三天来吧。我在快速看了一遍有关“素材”后对“三天”的时间做出一个反常的按排。前边的“一天半”，要求各团等单位一天半以后上报有关材料，不得有误，同时我用这一天半时间完成总结报告的“意见”部分；后面的“一天半”待各单位材料报上来后，完成总结报告的“总结”部份，尔后连夜“统”了一遍，第二天早晨我没顾上吃早饭准时上了常委会。会上由我先念了一遍稿子，1号首长和其他常委们轮番唱了一统赞歌，最后2号首长总结，他说：“这个材料可以说搞得既仓促又从容，所谓仓促，直到昨天晚上还在加班；所谓从容，已经反反复复搞了两个月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满意。”我听后心想，谢天谢地，你虽然不是很满意，我这一关总算闯过了。接下来经过几遍精雕细刻，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令首长们比较满意的总结报告。后来我听说，2号首长自战前从炮八师调来后，对组织科的文字材料一直不太满意，这次师党委上阵后的总结报告，几易其稿都未通过，所以才有了让我“临危”受命，重操旧业的情况。通过起草这篇总结报告，我对搞文字常常被人视为“炼狱”的说法，确实有了切身感受。那几天，我独自关在板房里忧愁痛苦的恨不得丢下笔杆扛起枪杆再回到前线去。好在后来的一年里，我跟随2号首长鞍前马后跑了不少地方，写了大大小小若干份材料，都得到了他的肯定。轮战结束前，经2号首长提意，我被提升为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  一场突然降临的战争，使得多年处于和平环境的我，深刻感受到了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奉献和牺牲。灵魂得到纯洁，家国情怀得以升华。轮战结束回到山东后，根据军委百万大裁军的部署，部队由师改为旅。面对又一次大幅减员，我要求转业地方但未得到批准，留下后又继续服役17年，尔后转业留在淄博。  回首我的一生，军旅30载，地方14年，虽未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亦非波澜不惊，重在走出了一条与族辈们有所不同的人生之路。如果这可算作我一生的亮点，那应当归功于青春的梦想。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青春是理想的萌发期，事业的起始点，一生紧要处的那几步也往往会发生在青春时光或取决于年轻时的把握。假如还有来世，我依然会把保卫祖国做为青春的梦想、事业的追求并以职业军人为目标以弥补今生今世的遗憾！   【作者简介】
杨全华 在部队服役30年，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后转业到地方机关。爱好摄影、文学，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山东摄影家协会会员，自由撰稿人。摄影作品、文章曾散见多家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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