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大汉奸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彼时的汪伪政权，将上海定为经济和政治的中心，陈公博当上上海市长以后，在汪伪政权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在出任上海以后，将不少自己身边昔日的得力手下调到上海，出任要职。 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一职，由李时雨出任。至此，李时雨获得陈公博的信任，在汪伪政权获得了极高的地位。不过，眼看着李时雨的官越做越大，他的妻子孙静云却有些担心，原因也很简单，李时雨不是汉奸，而是一名潜伏的中国共产党员。 当年李时雨还是一名小伙子的时候，就奉命潜伏到敌人内部，本来也没有多想，只觉得多为组织获取情报，替同志在暗中保驾护航即可，没想到进入敌人内部后，升官很快，官职越来越大。
孙静云借着去北方汇报工作的机会，亲自去了一趟晋察冀根据地，在那里见到了中央的领导许建国部长，将自己和李时雨的担心坦诚的说了出来。许建国却不以为意，反而很高兴，认为大汉奸汪精卫和陈公博身边有了自己的同志，这是好事。为了安慰孙静云夫妇，许建国坚定地对孙静云说：“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 有了中央领导的支持，李时雨和孙静云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没有了后顾之忧后，工作的决心更加坚定。东北小伙李时雨，当年是如何打入敌人内部的？又是如何在潜伏期间步步高升的？他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宏新村雌凤岗屯。李时雨起初并不叫这个名字，他的原名叫李亭芳。后来李时雨在少年时期喜欢读各类书籍，尤其对《水浒传》情有独钟。 李时雨打心里对梁山泊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十分敬佩，由于宋江有一个绰号叫“及时雨”，他便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了“时雨”。 李时雨的父亲是一个地主，家里非常有钱，李时雨却不认同父亲的生财方式，自幼就对贫苦农民十分关心。 由于家中条件不错，李时雨不愁吃穿，上学也就比较晚。李时雨8岁那年，第一次到私塾读书，一下子就被教书先生所吸引，从此以后对学习知识如饥似渴。 李时雨起初在四合泉读私塾，后来为了追求学习质量，又转到兴隆镇的私塾学习。经过五年的私塾学习后，李时雨到兴隆镇的南校继续念书。 1924年，李时雨来到黑龙江省的省会齐齐哈尔继续求学，考入了当时的省立一中补习班，经过半年左右的学习后，顺利考入省立一中。 1926年，李时雨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结识了张敬载，两人志趣相投，共同学习进步。经过商量后，两人一起去了天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此期间，二人又结识了林枫等进步青年，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7年春节刚过没几天，李时雨听一个曾经一起读过私塾的老乡说，他要去北京读书。李时雨也动了心，表示自己也想跟着一起去。这名老乡十分高兴，积极帮他奔走，最终让他去北京读书的愿望得以实现。
李时雨和这位老乡一起到了北京，又一起进入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在这里读完了四年级。初中毕业后，李时雨凭借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 进入大学之初的两年里，李时雨心无旁骛，一心钻研学问。只不过，身处于那个激荡的年代，想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很难实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国土，山河破碎。彼时，有志青年纷纷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李时雨自然也无法继续安心读书，立志于驱逐日寇。然而，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救中国的目标呢？李时雨准确地判断出，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下定决心后，李时雨经夏尚志介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以后，李时雨这位东北小伙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他以北平学生的身份南下，参与游行，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起出兵抗日的请求。 李时雨并不甘心于以这种方式来抗日，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亲自走上前线，杀敌抗日。1932年，血气方刚的李时雨迎来了机会，组织命他到哈尔滨从事抗日工作，进入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出任副司令兼秘书长。 在抗日前线，李时雨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拼杀机会，率部在深夜来到巴彦县兴隆镇火车站，打死打伤了数十名日本侵略者，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然而，李时雨却没能长时间征战沙场，仅仅两个多月后，就又被安排返回北大法学院了。
在校期间，李时雨结识了同为党员的孙静云，两人志向相投，很快就结为夫妻。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接到组织对他的工作安排，命他打入到东北军内部潜伏，从事秘密工作，掌控东北军的动向。 李时雨当时年少，一心上阵杀敌，对潜伏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心里有些不情愿。但李时雨以大局为重，立刻开始着手打入东北军。李时雨得知自己在省立一中读书时的同学张学孟在东北军任职，便主动与他联系，提出想进入东北军的想法。 李时雨的能力张学孟很了解，东北军能得到这样的人才，是难得的好事，便欣然同意。在张学孟的帮助下，李时雨顺利进入东北军，潜伏在西安“剿总”第四处，出任中尉办事员。 1936年，李时雨抵达西安后，在西安工作了近一年左右时间，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蒋介石扣在了南京，东北军开始动荡不安，甚至发生了高级军官在开会期间被枪杀的事情。随着东北军被改编，绥靖公署成立，李时雨意识到他已经无法继续留在东北军，打算前往北京。 结果，李时雨和孙静云去北京的途中，七七事变爆发，去北京的路断了，夫妻二人只好留在天津，继续开展秘密情报工作。 1937年，日本人在天津扶植了一个治安维持会，任命吴光弼为总务科长。李时雨与吴光弼在西安时曾经共事过，关系比较好，经组织批准后，借助这层关系进入天津高等法院工作，成为一名检察官。 这个身份虽然不光彩，但是很实用，李时雨以检察官的身份，很快就拿到了一张日本侵略者批发的通行证，凭此证，李时雨在京津之间往返畅通无阻，给传递情报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在此期间，李时雨的直接领导何松亭交给他两项任务。第一，要尽快搞到一部电台，并运送至北平；第二，要想尽办法，营救被捕入狱的冯骥同志。
电台在当时是明令禁止的军事禁物，一般人根本无法弄到，即便能够弄到手，也会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到时候别说将电台秘密运送至北平，恐怕连李时雨自己都要搭进去。如此艰难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呢？李时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李时雨买来一些有关电台组装的书籍，利用夜里在家的时候学习。很快，他就掌握了组装电台所需的零件，将所需部件列出一个清单。李时雨又到一些外国人开的电料行，采购所需的部件，为了不引起商家注意，他在每一家电料行只购买部分零件。 李时雨利用所学知识，将这些拿到手的部件组装到一起，成功组装出一部可以使用的电台。彼时的电台，即便大功率不是特别大，体积也不会太小，足足有一台缝纫机身那么大。想要将这么大的物件运过日本人的检查站，难如登天。 思来想去，李时雨觉得想要顺利过关，首先必须准备一辆价值不菲的汽车，最好车主人的身份不一般，即便是日本人也要给几分薄面那种。李时雨想到这，他所在的法院院长的车浮现在脑海中，那辆菲尔特卧车，就是他计划中最理想的汽车，但是有什么理由才能向院长借车呢？ 这个难题困扰了李时雨整整数日，他却始终没能想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就在他苦恼时，妻子孙静云在哈尔滨发来电报，她在电报中告诉李时雨，自己将于本月27日抵达北平，让他准备接站。 李时雨看到电报十分兴奋，借车去接妻子，这不是最好的借车理由吗？想到这里，李时雨立刻外出采购礼物，当天晚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带上准备好的厚礼去拜访法院院长了。见到院长后，李时雨奉上厚礼，又说出了自己想借车去接妻子的想法。 李时雨是法学院科班生出身，平日里在法院的表现又十分亮眼，深得法院院长的器重。院长听了李时雨提出的借车请求时，只以为李时雨贪慕虚荣，想借自己的汽车在妻子面前撑面子，便吩咐司机，让他到时候陪李时雨跑一趟。 借车成功后，李时雨回到家立刻开始着手准备明天运送电台的工作。翌日清晨，院长的司机很早就来到与李时雨约定的地点。李时雨昨晚准备了一个装着缝纫机的大木箱子，放在了约定的见面地点。
汽车来了以后，他将大木箱子搬上汽车，让司机帮忙运到自己的住处。当汽车经过日军的检查站时，日军侵略兵立刻认出了院长的汽车，态度明显比对其他人温和不少。李时雨此时却表现得非常主动，让日军侵略兵打开木箱子进行检查。 日军侵略兵打开木箱后，发现里面就是普通的缝纫机，就立刻放行了。李时雨乘车抵达住处后，他将司机带到一处吃早餐的地方，安排他吃早餐。自己则谎称回住处准备东西，独自返回住处，将昨晚准备好的电台和缝纫机进行了调换。一切准备完毕后，司机也吃完早餐回来了，两人再次出发，去接孙静云。 当汽车再次来到日军检查站时，李时雨和上次一样，主动让日本侵略兵进行检查，结果日本侵略兵上前一看，还是刚才检查过的那只大木箱，就懒得再动手检查了，直接摆摆手让汽车过去了。 看似云淡风轻，实则波涛汹涌，若是日本侵略兵真的动手检查，李时雨恐怕难逃一死。在生死面前，李时雨表现得轻描淡写，就连司机都没发现他有任何异样。二人途经大万庄时，李时雨让司机将车停了下来，当地的地下工作者早已等在那里，等李时雨到了以后，将电台顺利取走。 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后，李时雨并未放松，立刻又投身到营救冯骥的工作中。冯骥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入狱时，有案卷存放在刑庭，一旦开庭，结果肯定不会乐观。 李时雨了解了情况后，心中有了主意。他利用自己书记长的身份，来到主管冯案的刑庭，以检查案卷为由，找到了冯骥的案卷。按理说冯骥的案卷应该由康书记员管理，但李时雨去的时候，恰巧康书记员不在，李时雨很轻松地就将冯骥的案卷给拿走了。
事后等康书记员回来，李时雨故意找到康书记员，让他将冯骥的案卷拿给自己。康书记员奉命前去查找，结果发现冯骥的案卷竟然不翼而飞。他作为案卷的管理员，丢失案卷罪责不小，顿时感觉额头冒汗，颤颤巍巍地将此事报告给李时雨。 李时雨开始时故作生气地样子，将他责备了一番，见到康书记员吓得不轻时，又给了他一个台阶下，问他：“案卷会不会是被炸丢了？”此前，天津法院被日军炸过一次，这件事康书记员也知道。 他立刻明白了过来，这是李时雨在给自己台阶下，赶紧接下话茬，称冯骥的案卷就是当时给炸丢了。他又哪里知道，这是李时雨的计谋，为了避免被别人知道自己失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对别人说，冯骥的案卷是近期才丢的。 案卷的事情处理完，李时雨马不停蹄地来到关押冯骥的监狱。他找来典狱长，声称要对各个囚室进行检查，典狱长自然不敢怠慢，亲自带着李时雨逐个囚室走。为了能和冯骥获得单独交流的机会，李时雨特意提前和几名犯人单独问话，防止典狱长起疑。 李时雨见到冯骥后，顺理成章地提出和他单独交流，他们交流的时间很短，李时雨将提前准备好的一张纸条悄悄塞给冯骥。李时雨回法院后，找到主管冯案的法警，嘱咐他说：“冯骥是我的一个亲戚，蒙冤入狱，审他的时候你掌握点尺度。”法警听到李时雨的嘱咐，自然不愿意错过讨好李时雨的机会，满口答应了下来。 不久后，冯骥的案子便开庭审理了。冯骥因为此前得到了李时雨的指导，在法庭上按照他的指导高声喊冤，称自己是遭人诬陷。再加上刑庭拿不出冯骥的案卷，在这种情况下，主审官也无法给冯骥定罪。 主审官有些不甘心，庭审结束后，又将冯骥的案子给拖了一段时间，却始终没能找到新的证据。期间，李时雨不停地为此事奔走，打通各个关节，最终冯骥被无罪释放了。
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李时雨，这一刻才终于放松下来。就在此时，何松亭又传来一个好消息，李时雨此前运送出去的电台，已经安全抵达北平。目前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正式投入使用了，电台运行状态非常好。 据何松亭讲，市委得知电台的来历后，专门让何松亭向李时雨表达了感谢。正因为有这部电台的出现，北平地下市委和延安的联络更加顺畅了。完成这两项艰巨的任务后，李时雨才真切地感受到，在隐蔽战线抗日，丝毫不比在前线直接与敌人拼杀轻松，这更加坚定了他要扎根隐蔽战线，继续为抗日救国付出努力的决心。 随着北平的失守，国内的抗日形势愈发的艰难，一些大汉奸趁机蜂起，企图卖国求荣。大汉奸汪精卫就是如此，他在上海积极筹备“六大”，并派人到全国各地去网罗与会代表。 朱晶华奉命抵达天津后，找到了地下中共党员孟幻飞，侧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孟幻飞一边答应他会帮忙寻找“合适人选”，一边将此事上报组织。何松亭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汪精卫集团内部的绝好机会。在物色人选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李时雨。 李时雨是法学科班出身的人才，汪伪当时又急需人才，孟幻飞将李时雨介绍给朱晶华后，令朱晶华欢喜的不行，立刻承诺会给他安排理想的职务。这时李时雨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担心，他不是国民党员，恐怕会遇到阻碍。朱晶华拍着胸脯表示，没人会细查他是不是国民党员身份。 果然，汪伪政府成立以后，李时雨顺利获得代表身份，还得到了立法委员等职务。李时雨借助这次机会，打入汪伪内部，成为陈公博的下属。李时雨潜伏到汪伪集团后，为人十分低调，但办事非常稳妥，并且表现出了坚决支持陈公博的态度。很快就赢得了陈公博的信任，将他提拔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
获得这个职务以后，李时雨可以接触到汪伪政权更多的重要情报。但随着获取的情报增多，传递情报的风险也越来越高，李时雨频繁与何松亭接触，难免会留下破绽。为了安全起见，孙静云被调到上海，专门负责传递丈夫李时雨获得的情报工作。 此后，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联手，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甚至连汪伪的中央最高机密文件也不例外，令蒋介石都佩服共产党的情报能力。李时雨不仅没有因此暴露，反而屡屡晋升，官运亨通。 例如，在1942年时，原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单钰，因为办案能力差，导致民怨沸腾，被陈公博撤职。李时雨临危受命，不仅解决了各类积压的案件，还处理好了舆论影响，让陈公博很有面子。李时雨在此期间获得少将军衔，还兼任了汪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第四处处长的职务。 第四处负责侦察审判，甚至与烟、赌、毒有关的案情也有涉猎。这些都属于暴利的犯罪行业，一些罪犯在事发以后，企图以金钱贿赂李时雨，希望他能“高抬贵手”，但李时雨一次都没有收过。 最著名的一次，有人带着一堆金条到李时雨的办公室，希望他能网开一面。李时雨面对如此数量的金条，没有半点犹豫，立刻打电话叫来督察员，当场将行贿人员抓了起来，并将那些金条当成证物，给这个人治了罪。 这件事发生在腐败的汪伪集团，如同黑夜里的一颗明星一般引人注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李时雨作为陈公博的下属，发生这件事后，陈公博也觉得脸上有光，对李时雨更加器重。 1943年，李时雨奉命兼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此刻的李时雨，官越做越大，已经成为汪伪内部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更是成为汪伪内部的最大内线。鉴于此种情况，组织上对李时雨的情报站做了一些调整，从这时候起，由中华局直接领导。
李时雨同时任华中局代理书记的陈毅见面，详谈了一些工作相关的内容。从这次谈话中，李时雨了解到，当前最紧急的任务，莫过于为新四军弄到一批轻型武器。而且，社会部副部长张执一亲自潜入上海，负责协助李时雨工作。 李时雨虽然身兼三大处处长之职，搞情报手到擒来，但想弄到武器却并不容易。他接到任务以后，打算以策反保安军警的方式来实现弄到武器的目的。但这个想法被张执一制止，因为该方案风险极高，一旦失败，损失巨大。 1945年4月，新四军势如破竹，屡屡击溃汪伪军队，不仅攻占了阜宁城，还占了其他26个市镇，令汪伪政权军心不稳。李时雨见时机成熟，趁机策反刘铁城、李国章，让他们控制好自己的部队，可以随时起义。李时雨的提议，得到两人的认可，成为一股隐藏力量。 此时，李时雨仍未忘记为新四军搞轻型武器的任务，他了解到闸北的军火库里有一批德国和美国制造的武器后，也不再拐弯抹角，直接拿出司令部的大印，从武器库调拨出一大批轻型武器，再让刘铁城前去领取。 由于刘铁城此前已经被李时雨策反成功，武器落在刘铁城手里，就相当于落到了自己人手中，次日便通过码头，一路畅通无阻的运到了新四军军部。陈毅见到这批武器后，非常高兴，感慨道：“这个李时雨，能顶两个师。”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开始接管上海，李时雨的去留问题需要尽快决定。就在这段时间，与李时雨熟悉的律师余祥琴找到他，表明了自己是军统特务的身份，并声称愿意将李时雨拉进军统发展。 李时雨此前一直在陈公博手下办事，如今听余祥琴要拉他进军统，心中有些担忧。毕竟军统和汪伪政权芥蒂很深，真能如余祥琴所说，顺利进入军统吗？余祥琴得知他的担忧后，给李时雨交了底，他可以对上面说明，李时雨是他派往汪伪政权潜伏的特务，这样就可以了。 李时雨确实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说他是军统安插的特务，也说得过去。李时雨请示组织后，得到了批准，便跟随余祥琴进入了军统继续潜伏。
1949年9月，戴笠亲自来到上海办事处主持召开会议，在会上，点名称赞了李时雨，让其他特务都注意到了李时雨这个名字，并下意识的将他认定为是戴笠的嫡系部下。 李时雨在军统内部，又开始了晋升之路，潜伏期间多次将重要情报传递给组织，导致军统多次执行任务失败。随着戴笠多次被蒋介石怒斥，军统的人员开始怀疑内部有潜伏的特工。 当对李时雨进行调查时，发现他的档案中并没有被派往汪伪政权潜伏的资料，便将此事上报给戴笠，将他列为重点嫌疑人，戴笠知道李时雨的存在，并未立即批捕他。 1946年3月，戴笠意外死亡。失去了戴笠的庇护，对李时雨的调查再次被启动，尤其是一直与余祥琴争权的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对此事极为用心，打算借机除掉李时雨，从而削弱余祥琴的实力。 李时雨入狱后，饱受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说出任何秘密。李时雨在看守所内，态度始终很强硬，甚至怒骂特务迫害国民党官员。加之军统始终没找到相关证据，无法给李时雨定罪，搞得看守所人员也有些疑惑，对待李时雨的态度有所缓和。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的压力越来越大，开始逐渐释放一些在押人员。孙静云和余祥琴趁机用黄金和美元疏通关系，终于将李时雨营救出狱。李时雨出狱后，按照事先与组织的约定方式，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则隐藏着联络信息的“寻人启事”，与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1949年，李时雨的身份得以公开，结束了长达15年的潜伏生涯。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在多个重要部门任职，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贡献。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同志病逝于北京。
15年的潜伏生涯，5000多个日日夜夜，长期潜伏在汪伪政权和军统，时刻都有生死危机。但无论面对危险还是诱惑，无论李时雨的官职有多大，他始终都没有迷失自己的本心，始终都坚持了自己的信仰，终于昂首迈进了新中国。 若没有李时雨这样的潜伏者，在隐蔽战线历经生死，获取情报，就没有今天的美好的生活。谨以此文，向所有隐蔽战线的先辈们致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