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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72年到1983年，在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工作了11年，从秘书到办公室副主任、宣传处副处长。这期间建委也多次更名，先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城建办公室，后改为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和武汉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主要领导也多次更换，先是军代表时泽民同志。后改为军地两结合，由刚从干校“解放”回来的市革委会副主任谢滋群兼建委主任。军代表撤离后，先后又换了几任主任，有焦景尧、王瑞堂、姜兆基（副市长兼）。
87岁的巴老师也会操弄电脑。孙庆力摄 这十一年中，我作为建委的唯一一个秘书，既是建委所有公文和报告的主要起草者，也是“文革”中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亲历者，可说是尝尽了作为秘书的酸甜苦辣。 我先后应对的建委领导有十几位，他们性格、习惯、工作方法各异，对干部的要求也各异。有的吹毛求疵，有的要求严格，有的大大咧咧、马马虎虎，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性格随和，作为秘书，我必须主动地去适应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这期间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五位领导，他们是时泽民、李维真、刘正平、李冷、谢滋群。 我遇到的第一位主要领导是“文革”期间的军代表时泽民，他是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清华大学的学生，武汉空军党办主任，行政11级（到地方“支左”的干部中，这个级别是很高的了），山东人，性格很急，很直，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1973年“文革”中期，我从一所中学的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到市革委会城建办当秘书，这在当时以工农干部为主体的城建委，我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因此同志们都戏称我为“老九”（“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己被降为下九流了）。 时泽民主任给了我这个“臭老九”几次下马威。一次是我刚到建委工作不久，一个晚上在三楼会议室开会，传达市革委会王克文同志的一个讲话，我坐在时主任的背后，按秘书工作的习惯，我拿着笔和本子在做记录。他传达到中途突然回头，看到我在做记录，他大发脾气，指责我：“谁要你做记录？你也没有传达任务！”我被这斥责搞蒙了，我想：你没有宣布不准做记录，我是个当秘书的，经常要起草文件和报告,我不记怎么掌握精神？搞错了怎么办？但是我不敢反驳，也不能反驳。在那个军代表当政的年代，我们这些地方干部就像是被接管的旧政权的人员。 会后机关的同志纷纷为我鸣不平，我也只能忍气吞声。时主任有个习惯，我送给他审批的文稿，他都是用红笔改的。有时文稿被他改成了一片红，这些退回来的文稿，我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但仔细推敲他改过的文稿，在用句的准确性和顺通上，还不如原稿。但没有办法，他是领导，改过了的就不能动。更有甚者，一次我拿着刚起草好的文稿，到基建处找他。他一看，就当着办公室主任鲁永兴同志和其他干部的面，把我训斥了一通。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会不会写文章？你写的这是什么？你要好好向鲁主任学习！拿回去重写！”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被训斥，我很不服气，我想，我也是个曾经领导过几千师生的中学一把手，竟遭此侮辱。但他是领导，也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次他要我随他一起去东湖管理处开会，我一早就到机关办公室等他，我想他会先到办公室来。他的办公室在我的办公室旁边，只要他上楼我就能看见。但我左等右等也不见他来，只好下楼问传达室值班的同志，被告知时主任来了，没上楼就走了。我一听就急了，到车库一看，车已开了。我只好打电话向市房地局借了辆车（当时建委只有这部车），和城管处的胡业广同志赶往东湖。赶到东湖，会议还没开，我说：“我在办公室等您，没想到您先走了。”他一听，没好气地说：“怎么？还要我去找你吗？” 时主任这么要求我，看来似乎不近人情，但对我以后的工作来看，并不是坏事。首先他让我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学会了忍耐。我在基层从事过多年的领导，也是指手画脚惯了，现在却受到委屈不能辩解，受到训斥不能发火。每次的批评、训斥，都使我对工作更加认真、更加仔细、更加周到。就拿随领导下基层这件事，从那以后，每当领导通知我随行，我都是早早来到车库等领导。我想只要车在，领导就走不了。这个办法虽笨，却有效。 第二位是李维真副主任，他是一位当过党的七大代表的老资格，是城建系统的老领导，山东人，性子很急，对我十分信任。每次我把起草好的文稿或报告送给他审签时，他都大致看一下，然后问我：“你看可以吗？可以就行了。”拿起笔来就要签字，每当这时我都很紧张，因为文件一旦下达，就关系到全市的工作。 当时建委系统有二十多个局级单位，是全市的一个大系统。我不敢表态可否，只好拿回来说：“我再看看，再送您审签。”因为在那种极左思潮严重的年代，一旦文件出了问题，就会被人揪住，无限上纲，要你吃不了兜着走。这不仅会涉及到领导，自己也跑不了。 李维真副主任这种对我的充分信任，大大加重了我的责任感，使我养成了起草文稿时反复推敲，充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尽量减少矛盾错误。好在现在检查起来，在我起草的无数文件、报告中，还没发现原则性问题。
刘正平（1915—2009） 刘正平副主任也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个十分和善的老头。他平时寡言少语，对人和蔼，但对原则问题却敢于坚持己见。记得“文革”刚结束，陈丕显同志就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在建设晴川饭店的选址问题上，与市建委发生了矛盾。这是一所外亊饭店，建委从今后机场的搬迁、长江二桥的建设考虑，把地址定在了徐东，而且已经当时省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张玉华的同意 。陈丕显一到任就否定了张玉华同志的意见，决定在晴川阁建。 建委和规划设计院考虑，这里距长江一桥太近，噪音太大，而且基础不好，要打许多桩下去，将来地下的投资要超过地上。另外这是一块预留地，是为建晴川公园与晴川阁配套用的。建委的意见是对的，但陈丕显同志坚持己见，并严厉批评：“一个小小的建委，谁给它这么大的权力？再不听话，就夺了它的印把子！”当时那股“左”的思潮，谁还敢坚持啊？只好按陈丕显同志的意见办。 在后来不久召开的武汉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清除“四人帮”的影响时，刘正平主任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陈丕显同志：“哪有一个领导以个人的名义,要夺一个下级机关的印把子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当时,我是会议的小组秘书，刘主任要求我把他的原话一字不漏地写成简报，报到省里。后来陈丕显同志看了这个简报，并为此在一次会议上做了检查。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又是在那个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刘主任这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不屈服权威的精神，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也使我十分敬佩。 但他对下级干部却很随和，他言语不多，对工作要求却很严格。我最怕他审签文稿，记得有一次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是关于开展设计领域技术革命的内容。因为我不懂技术，虽说我为了起草这个报告,到几个设计院进行了几次的调研，但总感觉把握不大。经过几次修改以后，我认为差不多了，才送给刘主任签阅。 他把报告看了以后，不置可否，只说了一句：“你拿回去再改改。”怎么改他没说，我只好拿回来再修改。第二次把稿子送去，他看后还是一句话：“你拿回去再改改。”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拿回来以后,我又把有关上级精神的文件反复揣摩了一番，把文章又反复琢磨和修改。第三次把文稿送给他时，他看后说：“先把稿子留在我这里吧。”然后说：“你写的文章，文字都很通顺，但文章不在长，而在管用，对今后的工作有指导意义，今后要多注意。”这时我心里这块石头才算是放了下来。 原来几次退稿,是要我压缩内容，简单明了，加强针对性。从那以后， 我知道了他的习惯。凡是他把文稿留下来，就算是通过了。这对我以后起草文稿，对我的政策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难能可贵的督促作用。 李冷主任是文革前市公安局的老局长，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笑眯眯的,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可能是文革期间把他整苦了，所以胆子很小，办事谨小慎微。他很少批评干部，看到问题,总是十分委婉地指出来。过去我写字很潦草，标点符号也马虎。每次我送给他审签的文稿，退回来总是看到经过他十分认真的修改，每个改过的字都工工整整，每个不清楚的标点符号都经过他重重的大大的重填过。 有一次我送文稿请他审签时，他说：“小巴啊，你起草的文稿不光是送给我看的，我签批了以后还要给打字员打印。打字员的文化低，如果把看不清楚的字和标点符号打错了，文件发下去,就会产生错误，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是领导机关，每一份文件、每一个报告，都对全市的工作有影响。你是文件起草的源头，把好这一关十分重要。”李冷主任后来调到省里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巳去逝十多年，但他这种严谨的作风，一直在影响着我。
谢滋群（1917—2007） 谢滋群主任是位走完了长征的老红军，文革前的市委政法书记，斗批改“解放”回来,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建委主任。他是个和善寡言的老头，也许是长期从亊政法工作的原因，他处事十分严谨。按当时的规定，不能给他配秘书。但因为他既有市革委会的工作,又主管城建工作，文件多，杂事多，就决定由我兼管他日常文件的管理，跟随他外出活动。 记得1977年工业学大庆，武汉和广州作为兄弟城市， 开展对口交流，广州市建委的李主任要乘飞机来武汉，谢主任要我陪他去机场接客。当时的机场在南湖，到南湖机场的路上有一段铁路，在货场编组的火车在这里经常停留挡路，行人和自行车可以由涵洞过去，但汽车只能等火车开走后才能通过。而且到机场去，只有这一条路。 这天是个下午，飞机到达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出发，我估计这个提前量是绰绰有余的(那时车少)，哪知到了这里碰巧被火车挡住了。我急得不得了，火车快到两点了才开去。等我们赶到机场，飞机刚刚降落。谢主任说：“小巴啊，接待工作可千万马虎不得，特别是在接机、接站这种事上，路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都要预计到,宁可把提前量预计充分一些，也不能让客人在机场、车站等接待的人。”谢主任的话虽说不重，但我知道今天的事有点险。 从此以后，凡是接待客人，包括陪客人参观，我都是提前到达，从不误事，从不让客人等我。这个习惯的养成，对我以后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在建委工作的十一年。工作虽然累，受到了不少夹磨，但有苦也有甜，有教训也有收获。作为一个一般干部，特别是作为一个秘书，在这么多高级领导手下工作，受些夹磨，受些委屈，那是难免的。问题是看你如何应对，如果你只顾发脾气、发牢骚，甚至在领导之间找靠山、传小话，必然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吃不了兜着走。但如果你在这些领导的夹缝中，去主动适应他们，把他们的批评，甚至训斥，当成改进自己工作的动力，学习老领导的一些优良品质，那你一定受益匪浅。 可以说，建委的十一年，为我以后从事领导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巴忠人老师是《老照片上的武汉》作者之一。刘宝森摄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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