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忆海拾贝 | 秘书生涯 苦中有甜的十一年

 人文武汉 2022-07-14 发表于湖北

我自1972年到1983年,在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工作了11年,从秘书到办公室副主任、宣传处副处长。这期间建委也多次更名,先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城建办公室,后改为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和武汉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主要领导也多次更换,先是军代表时泽民同志。后改为军地两结合,由刚从干校“解放”回来的市革委会副主任谢滋群兼建委主任。军代表撤离后,先后又换了几任主任,有焦景尧、王瑞堂、姜兆基(副市长兼)。

87岁的巴老师也会操弄电脑。孙庆力摄

这十一年中,我作为建委的唯一一个秘书,既是建委所有公文和报告的主要起草者,也是“文革”中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亲历者,可说是尝尽了作为秘书的酸甜苦辣。

我先后应对的建委领导有十几位,他们性格、习惯、工作方法各异,对干部的要求也各异。有的吹毛求疵,有的要求严格,有的大大咧咧、马马虎虎,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性格随和,作为秘书,我必须主动地去适应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这期间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五位领导,他们是时泽民、李维真、刘正平、李冷、谢滋群。

我遇到的第一位主要领导是“文革”期间的军代表时泽民,他是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清华大学的学生,武汉空军党办主任,行政11级(到地方“支左”的干部中,这个级别是很高的了),山东人,性格很急,很直,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1973年“文革”中期,我从一所中学的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到市革委会城建办当秘书,这在当时以工农干部为主体的城建委,我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因此同志们都戏称我为“老九”(“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己被降为下九流了)。

时泽民主任给了我这个“臭老九”几次下马威。一次是我刚到建委工作不久,一个晚上在三楼会议室开会,传达市革委会王克文同志的一个讲话,我坐在时主任的背后,按秘书工作的习惯,我拿着笔和本子在做记录。他传达到中途突然回头,看到我在做记录,他大发脾气,指责我:“谁要你做记录?你也没有传达任务!”我被这斥责搞蒙了,我想:你没有宣布不准做记录,我是个当秘书的,经常要起草文件和报告,我不记怎么掌握精神?搞错了怎么办?但是我不敢反驳,也不能反驳。在那个军代表当政的年代,我们这些地方干部就像是被接管的旧政权的人员。

会后机关的同志纷纷为我鸣不平,我也只能忍气吞声。时主任有个习惯,我送给他审批的文稿,他都是用红笔改的。有时文稿被他改成了一片红,这些退回来的文稿,我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但仔细推敲他改过的文稿,在用句的准确性和顺通上,还不如原稿。但没有办法,他是领导,改过了的就不能动。更有甚者,一次我拿着刚起草好的文稿,到基建处找他。他一看,就当着办公室主任鲁永兴同志和其他干部的面,把我训斥了一通。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会不会写文章?你写的这是什么?你要好好向鲁主任学习!拿回去重写!”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被训斥,我很不服气,我想,我也是个曾经领导过几千师生的中学一把手,竟遭此侮辱。但他是领导,也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次他要我随他一起去东湖管理处开会,我一早就到机关办公室等他,我想他会先到办公室来。他的办公室在我的办公室旁边,只要他上楼我就能看见。但我左等右等也不见他来,只好下楼问传达室值班的同志,被告知时主任来了,没上楼就走了。我一听就急了,到车库一看,车已开了。我只好打电话向市房地局借了辆车(当时建委只有这部车),和城管处的胡业广同志赶往东湖。赶到东湖,会议还没开,我说:“我在办公室等您,没想到您先走了。”他一听,没好气地说:“怎么?还要我去找你吗?”

时主任这么要求我,看来似乎不近人情,但对我以后的工作来看,并不是坏事。首先他让我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学会了忍耐。我在基层从事过多年的领导,也是指手画脚惯了,现在却受到委屈不能辩解,受到训斥不能发火。每次的批评、训斥,都使我对工作更加认真、更加仔细、更加周到。就拿随领导下基层这件事,从那以后,每当领导通知我随行,我都是早早来到车库等领导。我想只要车在,领导就走不了。这个办法虽笨,却有效。

第二位是李维真副主任,他是一位当过党的七大代表的老资格,是城建系统的老领导,山东人,性子很急,对我十分信任。每次我把起草好的文稿或报告送给他审签时,他都大致看一下,然后问我:“你看可以吗?可以就行了。”拿起笔来就要签字,每当这时我都很紧张,因为文件一旦下达,就关系到全市的工作。

当时建委系统有二十多个局级单位,是全市的一个大系统。我不敢表态可否,只好拿回来说:“我再看看,再送您审签。”因为在那种极左思潮严重的年代,一旦文件出了问题,就会被人揪住,无限上纲,要你吃不了兜着走。这不仅会涉及到领导,自己也跑不了。

李维真副主任这种对我的充分信任,大大加重了我的责任感,使我养成了起草文稿时反复推敲,充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尽量减少矛盾错误。好在现在检查起来,在我起草的无数文件、报告中,还没发现原则性问题。

刘正平(1915—2009)

刘正平副主任也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个十分和善的老头。他平时寡言少语,对人和蔼,但对原则问题却敢于坚持己见。记得“文革”刚结束,陈丕显同志就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在建设晴川饭店的选址问题上,与市建委发生了矛盾。这是一所外亊饭店,建委从今后机场的搬迁、长江二桥的建设考虑,把地址定在了徐东,而且已经当时省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张玉华的同意 。陈丕显一到任就否定了张玉华同志的意见,决定在晴川阁建。

建委和规划设计院考虑,这里距长江一桥太近,噪音太大,而且基础不好,要打许多桩下去,将来地下的投资要超过地上。另外这是一块预留地,是为建晴川公园与晴川阁配套用的。建委的意见是对的,但陈丕显同志坚持己见,并严厉批评:“一个小小的建委,谁给它这么大的权力?再不听话,就夺了它的印把子!”当时那股“左”的思潮,谁还敢坚持啊?只好按陈丕显同志的意见办。

在后来不久召开的武汉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清除“四人帮”的影响时,刘正平主任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陈丕显同志:“哪有一个领导以个人的名义,要夺一个下级机关的印把子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当时,我是会议的小组秘书,刘主任要求我把他的原话一字不漏地写成简报,报到省里。后来陈丕显同志看了这个简报,并为此在一次会议上做了检查。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又是在那个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刘主任这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不屈服权威的精神,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也使我十分敬佩。

但他对下级干部却很随和,他言语不多,对工作要求却很严格。我最怕他审签文稿,记得有一次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是关于开展设计领域技术革命的内容。因为我不懂技术,虽说我为了起草这个报告,到几个设计院进行了几次的调研,但总感觉把握不大。经过几次修改以后,我认为差不多了,才送给刘主任签阅。

他把报告看了以后,不置可否,只说了一句:“你拿回去再改改。”怎么改他没说,我只好拿回来再修改。第二次把稿子送去,他看后还是一句话:“你拿回去再改改。”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拿回来以后,我又把有关上级精神的文件反复揣摩了一番,把文章又反复琢磨和修改。第三次把文稿送给他时,他看后说:“先把稿子留在我这里吧。”然后说:“你写的文章,文字都很通顺,但文章不长,而在管用,对今后的工作有指导意义,今后要多注意。”这时我心里这块石头才算是放了下来。

原来几次退稿,是要我压缩内容,简单明了,加强针对性。从那以后, 我知道了他的习惯。凡是他把文稿留下来,就算是通过了。这对我以后起草文稿,对我的政策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难能可贵的督促作用。

李冷主任是文革前市公安局的老局长,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笑眯眯的,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可能是文革期间把他整苦了,所以胆子很小,办事谨小慎微。他很少批评干部,看到问题,总是十分委婉地指出来。过去我写字很潦草,标点符号也马虎。每次我送给他审签的文稿,退回来总是看到经过他十分认真的修改,每个改过的字都工工整整,每个不清楚的标点符号都经过他重重的大大的重填过。

有一次我送文稿请他审签时,他说:“小巴啊,你起草的文稿不光是送给我看的,我签批了以后还要给打字员打印。打字员的文化低,如果把看不清楚的字和标点符号打错了,文件发下去,就会产生错误,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是领导机关,每一份文件、每一个报告,都对全市的工作有影响。你是文件起草的源头,把好这一关十分重要。”李冷主任后来调到省里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巳去逝十多年,但他这种严谨的作风,一直在影响着我。

谢滋群(1917—2007)

谢滋群主任是位走完了长征的老红军,文革前的市委政法书记,斗批改“解放”回来,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建委主任。他是个和善寡言的老头,也许是长期从亊政法工作的原因,他处事十分严谨。按当时的规定,不能给他配秘书。但因为他既有市革委会的工作,又主管城建工作,文件多,杂事多,就决定由我兼管他日常文件的管理,跟随他外出活动。

记得1977年工业学大庆,武汉和广州作为兄弟城市, 开展对口交流,广州市建委的李主任要乘飞机来武汉,谢主任要我陪他去机场接客。当时的机场在南湖,到南湖机场的路上有一段铁路,在货场编组的火车在这里经常停留挡路,行人和自行车可以由涵洞过去,但汽车只能等火车开走后才能通过。而且到机场去,只有这一条路。

这天是个下午,飞机到达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出发,我估计这个提前量是绰绰有余的(那时车少),哪知到了这里碰巧被火车挡住了。我急得不得了,火车快到两点了才开去。等我们赶到机场,飞机刚刚降落。谢主任说:“小巴啊,接待工作可千万马虎不得,特别是在接机、接站这种事上,路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都要预计到,宁可把提前量预计充分一些,也不能让客人在机场、车站等接待的人。”谢主任的话虽说不重,但我知道今天的事有点险。

从此以后,凡是接待客人,包括陪客人参观,我都是提前到达,从不误事,从不让客人等我。这个习惯的养成,对我以后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在建委工作的十一年。工作虽然累,受到了不少夹磨,但有苦也有甜,有教训也有收获。作为一个一般干部,特别是作为一个秘书,在这么多高级领导手下工作,受些夹磨,受些委屈,那是难免的。问题是看你如何应对,如果你只顾发脾气、发牢骚,甚至在领导之间找靠山、传小话,必然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吃不了兜着走。但如果你在这些领导的夹缝中,去主动适应他们,把他们的批评,甚至训斥,当成改进自己工作的动力,学习老领导的一些优良品质,那你一定受益匪浅。

可以说,建委的十一年,为我以后从事领导工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巴忠人老师是《老照片上的武汉》作者之一。刘宝森摄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清同治黄鹤楼

转载请注明出处,勿侵犯知识产权!



  扫描二维码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