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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年（文保二）年2月，后醍醐天皇即位，而由后宇多法皇进行院政。法皇十分着意政道的振兴。受到法皇信任的万里小路宣房，在1319（元弘元）年正月的院评定始上，提出了振兴神祗之政，起用人才，禁止后宫干政三条建议，另外还强调了评定众和传奏的重要性，朝廷的政治逐渐开始出现了活跃的景象。可以认为这也是朝廷意图推进诉讼行政的一个表现。并且，在1321（元亨元）年10月，法皇派遣评定众吉田定房到镰仓，就停止院政，实行天皇亲政一事征求幕府的同意。因为这是大觉寺统的内部问题，何况也不提出幕府提出的两统迭立原则没有什么抵触，幕府对此便表示了赞意。经过定房的的复命，实现了天皇的亲政。后醍醐继承了后宇多的意志，致力于政治的革新。以“朕之新仪可为后代的仪范”的气概开始了新政。除使辅佐后宇多院政的吉田定房、万里小路宣房继续参画朝政外，还起用了北畠亲房等人。另外，本属持明院统一方的廷臣日野资朝、俊基也各自被任为参议和藏人头，不拘家格拔用人材。继承文殿庭中等诉讼制度，设立记录所，亲裁诉讼官司。尝试对常常流于形式的朝廷政治进行革新。从持明院统花园上皇日记中“近日政道已归于淳素，君已成圣主，臣亦有多人”（《花园院宸记》）一句话，我们便可看到新政的成效是可观的。可以说儒教的德治主义，与再现被誉为律令政治的全盛时代的“延喜、天历”（醍醐—村上朝）时代，正是后醍醐的政治理想。后醍醐政权的政治的推进者，乃是日野资朝、俊基等少壮近臣。日野家是代代以儒学奉仕朝廷的门第，资朝、俊基都是参与在花园上皇御所进行的《尚书》讲义会的学者，尤其资朝是被花园上皇赞为“颇得道之大体者”的大学问家。同时，他们也以血气方刚，有志打破旧弊而为人所知。（55）他们这些天皇侧近的少壮派廷臣，对朝廷事事奉承幕府脸色的举动不满，他们的政治主张—宋学的大义名分论，充当了他们不满的正当依据。以这样的少壮派廷臣为中心的后醍醐政权，当然把幕府看成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上的障碍。与此同时，也抱有一种政治危机感，这是因为承久之乱后，幕府的支配权开始急速扩张，以蒙古袭来为契机，这个趋势更加地得到了促进，他们感到，如此下去朝廷难道不要完全变成幕府的附庸了吗？（56）事实上，如果朝廷不做任何反击的话，可以认为足利义满时代的情况（译者注：指朝廷的行政权被吸收合并到幕府的权限之中）是会早期实现的。（56）另外，根据大觉寺统内部的既定方针，后醍醐自己也不过只是在后二条的皇子邦良亲王继承皇位之前中继性地代管下皇位罢了。象花园天皇曾经在日记中“（朕以）不德之质，在位已及十年，新院（后伏见）、后二条院一共亦不及十年，以愚身已过两院之条，诚为过分之事也”（《花园院宸记》文保元年三月三日）述怀的那样，天皇在位期间在十年上下是当时的惯例。从大觉寺统内邦良亲王方面，同时想让幕府早点在自统内实现次任皇太子的持明院统一方，都发出了要后醍醐早点退位的呼声。因为不知会在何时幕府会奏请让位，后醍醐始终不能将心放下来。 
这样，以后醍醐为中心，由日野资朝、俊基等侧近廷臣构成的后醍醐政权中渐渐地产生了讨幕的气氛。并且，他们之所以能决心进行倒幕，是从幕府的现状分析中得出的北条政权并不强固的结论所达成的。这时在镰仓方面，贞时退职之后，北条一族的师时、宗宣、熙时、基时相继袭职执权，之后在后醍醐即位的二年之前，由贞时之子北条高时继承了执权之位。由连署金泽贞显、高时之舅安达时显、内管领长崎高纲（法名圆喜）和其子高资辅佐据说极其愚蠢（《保历间记》、《太平记》的高时，经营幕政。此时，幕府政治体制的内部矛盾更加鲜明地暴露了出来，尽管多次发布了保护御家人的政策，但是御家人数量日渐减少，丧失领地，失去负担关东公事以及军役的御家人大大增加，伴随着所谓总领制的解体发生的御家人制度秩序的破坏，以上种种大大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得宗专制政治逐渐走向崩溃。奥州豪族安东氏因族内领地纠纷而向幕府提出诉讼时，因为内管领长崎高资从安东氏的两派都收了好处，然后对两方都做出了有利的判决，使两派争战不休。1322（元亨二）年幕府虽然派兵镇压，却无法顺利地平定动乱。这件事正向天下显示了幕府已经失去了对御家人的统御力，（57）史称“因高资行无道之政，世人遂轻武威，始成世间动乱，众人离叛之基”（《保历间记》）。1326（嘉历元）年三月，高时出家后，出自长崎高资的独断，金泽贞显被推为执权。这引起高时之弟北条泰家的不满，他甚至要诛杀贞显。为此，贞显在出席了一两次评定后就辞职出家了。之后，赤桥守时出任幕府的末代执权。这据说也是“高资所行之僻事”（《保历间记》）。这样，又发生了由于高资旁若无人，不听高时的命令，高时命长崎高赖诛杀高资不成，高赖反为“不思议之企”被流放奥州的事件。（《保历间记》）。镰仓的政治动荡，无疑成为了后醍醐政权讨幕计划决起的契机。后醍醐政权因为其本身并没有可以对抗幕府的力量，就派日野资朝、俊基等人游行诸国，秘密串联反幕府的武士。但是，计划在事前被六波罗探知，资朝、俊基等关系者遭到逮捕，后醍醐因为向幕府提交了发誓和事件毫无关系的誓文，而逃过一难。这便是所谓的“正中之变”。事件结束后，因为皇太子邦良亲王去世，围绕新的皇太子的选定，幕府不顾后醍醐的期望而如之前的决定支持持明院统量仁亲王为太子，公武关系骤然紧张。后醍醐在 1329（元德元）年，任皇子尊云法亲王（即护良亲王）为天台座主，第二年，后醍醐又再任对自己“忠义无二心”（《太平记》）的东南院僧正圣寻为醍醐寺座主，以联合寺院势力。1331（元弘元）年，事态终于发展成为“元弘之乱”。通过认为现在并非草创国家之机，同幕府搞武力对抗是无谓举动，应该等待幕府的自然衰亡，反对天皇讨幕的吉田定房的告密，六波罗逮捕了日野俊基等首谋者，后醍醐在从笠置逃向河内投靠楠木正成的途中被捕。响应后醍醐在河内赤坂起兵的楠木正成也逃亡他方不知去向。幕府根据承久之乱故事废掉了后醍醐，改立光严天皇（即量仁），并奏请其父后伏见院进行院政。同时流后醍醐于隐岐岛，处死日野资朝、俊基。这就是所谓“元弘之乱”。
这次内乱，在表面上虽然不过是公武之争。但是以此为契机，镰仓末年的矛盾被一举激化，转化为以御家人、非御家人为首，庄园、国衙领的名主和百姓也被卷入其中的大规模内乱。长期在朝廷支配下的皇室领地上的武士、在幕府体制外遭受着压迫的非御家人们，及为北条氏排挤而没落的御家人，都成为了反北条势力集结在后醍醐天皇之下。另外，后醍醐也积极地对在镰仓后半期势力逐渐扩大，受幕府严厉镇压的恶党、海贼进行组织。在这样的形势下，直接对抗着北条氏政治压迫的边境豪强也对幕府扬起了反旗。给予幕府最后的决定一击的，正是作为源氏正统对北条氏专制不满的足利尊氏和在他的劝诱下背离幕府的新田义贞的叛乱。（58）1333（元弘三）年，尊氏攻陷了六波罗，义贞也在差不多同时打下镰仓，灭亡了镰仓幕府。之后，九州的反幕势力也起来把镇西探题打倒了。(1)黑田俊雄《中世的国家与天皇》（前岩波讲座《中世2》，同《日本中世的国家与宗教》岩波书店1975）（2）永原庆二《日本国家史的一个问题》（《思想》475号1964）（3）佐藤进一《镰仓幕府诉讼制度的研究》亩傍书房1943 第三章第四节（4）网野善彦《蒙古袭来》（日本的历史10）小学馆1974 第138页（5）北条时宗和宗尊亲王的个人关系极为亲密，时宗成人时的乌帽子亲（戴冠人）便是宗尊。时宗名字里的“宗”字也是宗尊的赐名。两者的亲密关系虽可散见于《吾妻镜》，但是只因宗尊是将军，时宗拥有得宗地位，两者便不能两立。虽然在宗尊被解除将军职务时，其父后嵯峨上皇顾忌幕府，和宗尊断绝了父子关系。但是宗尊回京之后，幕府反而向宗尊亲王进献领地，还希望就后嵯峨院和宗尊义绝一事进行调解，从这些事例便可以看出时宗和宗尊的私交关系究竟如何了。（7）濑野精一郎《镇西东、西奉行考》（《镇西御家人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75）川添昭二《镇西谈议所》（《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纪要》第18号 1973）（8）关于恶党，可以参考本书小泉宜右《内乱时代的社会变动》（9）川添昭二《龙口法难的必然性》（《九州史学》第44、45号 1971）（10）佐藤进一《镰仓幕府守护制度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川添昭二《镰仓时代的筑后守护》（月刊《历史》21-24合并号1970）（12）“他人和与”之禁，在1274（文永十一）年重申，此时不问恩领还是私领，没收和与地相关已经完全回到了1267（文永四）年之制（《中法》追加法461）（13）关于文永之役，请参考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东洋文库1931、相田二郎《蒙古袭来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58、龙肃《蒙古袭来》至文堂1959、旗田巍《元寇》中央公论社1965、山口修《蒙古袭来——元寇真相的记录》桃源社1964（14）关于镰仓幕府的祈愿，可参考相田二郎前引书P97以下（15）幕府命六波罗、镇西两探题提出关于这些事项的敕许申请，可见《弘安四年日记抄》同年6月28日条（16）初期的六波罗探题只有不完全的裁判权，自此以后，其裁判权限日益强化，虽然在等级上还不能从镰仓独立出来，但是六波罗本身已经拥有了越诉机关，取得了御家人的断罪权，详载佐藤进一《镰仓幕府诉讼制度的研究》（前引）（17）佐藤进一《镰仓幕府守护制度的研究》（前引）P104以下（19）在文永之役，据说连九州防御的最高负责人武藤资能、大友赖泰都放弃战斗指挥而逃跑了，可以认为文永之役后武藤氏兼带的守护职减少的一个因素便在这里。参考川添昭二《日莲与文永之役》（宫崎英修、茂田井教亨编《日莲上人研究》平乐寺书店1972）（22）参考相田二郎前引书第6章《异国要害石垒》。川添昭二《注解 元寇防御筑垒编年史料》福冈市教育委员会1971等（24）例如石母田正《日本史概说1》岩波书店1955 P216—217（28）佐藤进一《镰仓幕府诉讼制度的研究》（前引）第5章。川添昭二《镇西特殊合议机关》（《史渊》第110辑1973）（29）佐藤进一《镰仓幕府诉讼制度的研究》（前引）川添昭二《镇西谈议所》（前引）（30）濑野精一郎《镇西谈议所考》（前引《镇西御家人的研究》）。川添昭二《镇西总奉行所——北条兼时、时家的镇西出向》（《金泽文库研究》18卷12号1972）（31）濑野精一郎前引书、第4章第3节《镇西探题的设置》（32）佐藤进一《镰仓幕府守护制度的研究》（前引）〈周防〉等项（34）石井进《镰仓幕府与国衙关系的研究》（同《日本中世国家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70）（35）网野善彦《镰仓末期的诸矛盾》（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讲座日本史3》〈封建社会的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36）关于蒙古袭来与御家人制的变质，请参考山口隼正《镰仓御家人制的性格》（《日本的社会文化史》，〈2封建社会〉讲谈社1974）（37）关于得宗专制政治，参考佐藤进一《关于镰仓幕府政治的专制化》（竹内理三编《日本封建制成立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55）（38）与泰盛同命运的武士们的姓名可见《熊古直之氏所藏文书》所收《东大寺凝然自笔梵网疏日珠抄卷第三十纸背文书》（《神奈川县史》资料编古代中世2 1973）（39）关于霜月骚动，参考多贺宗隼《北条执权政治的意义——以后期为中心——》（同《镰仓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目黑书店1946）佐藤进一《镰仓幕府诉讼制度的研究》（前引）第3章。另外，关于安达泰盛，在多贺宗隼《秋田城介安达泰盛》（同前引书），网野善彦《蒙古袭来》（前引）中也有提及（40）川添昭二《岩门合战再论》（《史学论集 对外关系与政治文化》第二 吉川弘文馆1974）（41）关于得宗被官人，参考佐藤进一《镰仓幕府诉讼制度的研究》（前引）第3章第1节附说二《御内与外样》。关于平赖纲，此外还有山川智应《平左卫门尉赖纲的父祖与其地位权力及信仰》（同《日莲上人研究》第一、新潮社1929）可参考（42）关于平禅门之乱，参考佐藤进一《镰仓幕府诉讼制度的研究》（前引）（43）佐藤进一《镰仓幕府守护制度的研究》（前引）P101（45）关于北条氏的领地，可参考石井进《在九州诸国的北条氏领地的研究》（竹内理三博士还历纪念会编《庄园制与武家社会》吉川弘文馆1969），同《镰仓时代常陆国北条氏领地的研究》（《茨城县史研究》15号1969）丰田武、远藤严、入间田宣夫《东北地方北条氏的领地》（《东北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报告》别卷7 1970）入间田宣夫《北条氏与摄津国多田院、多田庄》（《日本历史》325号 1975）。另外，原来由公家控制在手中的对交通要路的支配，镰仓幕府进行了干涉，同时加强了对其的支配权，关于这点详见网野善彦前引书290页以下（48）笠松宏至《永仁德政令与越诉》（竹内理三还历纪念会编 前引书）（50）中村直胜《吉野时代》（日本新文化史7）日本电报通信社出版部1942（51）桥本义彦《关于院评定制》（《日本历史》261号1974）（52）三浦周行《镰仓时代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 P579-580（55）中村直胜前引书P359 和岛芳男《中世的儒学》吉川弘文馆1965（56）参考网野善彦等《座谈日本历史 8 南北朝的动乱》（学生社1974）所收《作为建武政权前提的得宗专制时代》（57）骚乱并没有停止于虾夷地方，尽管多次发出了禁压令，恶党和海贼的活动逐年激化，为此幕府命六波罗采取恒常化的镇压体制，在此同时，在1324（元亨四）年同朝廷进行交涉，得到了强行进入本所一圆地执法的权限。另外从对恶党的嚣张气焰感到头疼的本所方面也时常可以看到放弃守护不入特权的事例。这样，我们虽然可以发现幕府的全国统治权明显地得到了强化，但是实际上如本文所述，幕府失掉了对御家人的统制力，别说恶党、海贼，连本所，被一味地驱使于恶党追捕的御家人的不满都集中到幕府身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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