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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醍醐天皇政府的成立乃至崩溃都使日本列岛卷入了反常的事态中。像建武动乱时从东北至九州的大军短时间集结开战，是前近代所未有的。击败东下的新田义贞所率的大军后西上追赶义贞军的足利尊氏、直义的军队，及自东北南下，从后方追踪的北畠显家军队，东海道的三支大军蜂拥着西上。后来一时间攻入京城的尊氏、直义的军队，被义贞、正成、显家包围败北后，长驱进入九州，再次大举东上，击破了义贞、正成军再度入京。战胜尊氏后就回到东北的显家军，一刻不曾耽搁再度南下西上，进入畿内，却战败了。义贞也逃到北陆，苦战之后，不敌身亡。建武二年（1335）至历应元年（南朝延元三年，1338）的三年间，大军就这样在列岛上奔驰横行，迅速把列岛全域卷入了动乱的漩涡。其中，东北、东国、西国、九州、北陆等自立条件成熟的地域势力各自策划着独立，不断展开了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战争画卷。幕府——北朝年号、南朝年号、北陆（用南朝年号），加上观应之乱后的北朝、南朝的年号和足利直冬的年号，年号的并用和鼎立，正是列岛社会分裂的象征。也是东国的皇权——镰仓幕府倒台后异常强化了的后醍醐天皇的皇权崩溃带来的一种结果。日本列岛的主要部分被逐渐统一起来的权力构成而改变。从琉球成立国家，北海道南部的社会掀起独立运动等可见，这场动乱多少扩散了一部分影响。而且扩大的不仅是外部影响。立刻获得新政府情报，因为有望争得属于自己微薄的二丁多名田的权力，若狭国太良庄的名主和百姓不断进京，向本家东寺提出诉讼；为了抓住同样的机会，隶属新政府内藏寮近江国菅浦的渔民，要求缔结承认全体住民供御人化的契约；因东海道有大军过境，遭受战乱损失，美浓国茜部庄的百姓强行要求不上缴当年年贡。根源深刻的动乱波及到京都王朝和镰仓幕府支配下的社会的方方面面。使百姓被动地卷入战乱漩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悖乱，从这些事例中一见可知。百姓们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本家，对当权者走马灯般的交替非常敏感，为了巩固自己生活的权益，厚颜大胆地连动乱也为我所用。 
百姓并不指望依赖固定的当权者。就算是多年当权而受到敬仰的预所或领主，一旦对方立场恶化，对自己不利，就举行一味神水仪式（在神前书写誓文，加盟者签署，烧成灰和着神前净水饮用），用一揆（对抗代官和守护等土地支配者的暴行，士民团结自卫）的方式强行诉讼、逃散，流放当权者，做这一切毫不疚心。于是出于现实的利害和打算，在这种混乱中，名为惣、惣中的自治村庄形成了。事实上，动乱结束时，和动乱开始时相比，村落应有的状态完全变了。农民和土地的联系加强、村落的定居巩固，可以说比之前更有了质的变化。武士们的情况也一样，主人和从者、惣領（也叫“総領”，旗本、御家人的嗣子）和庶子间结成的信赖关系，到13世纪后半叶以后，不断地被动摇，在动乱的漩涡中几乎消失殆尽。瞬息万变的权力、权威的转变广泛地唤起了“下克上”的风潮，当时流传说“更换主子，五次十次也不稀奇”，武士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无不反复地东奔西走。而且在这一时期，上文所述的大胆的农民和自治村落本应收到管辖。像镰仓时代那样任命代官，远国的领地毕竟无法维持。自然而然，拥有西国领地的东国武士应该迁往西国，拥有东国领地的西国武士迁往东国，在各自领地中建筑城郭，扎下根来。另外把东国定为大本营的武士和把西国定为大本营的武士非常流行交换领地。理由之一是东国和西国的地域、性质的差异简直是两个独立国家，令人浮现出鲜明的对比。武士们必须克服相互间的利害冲突，积极地结成“一揆”。最初多为谋求在战争中步调一致的暂时性一揆，后来出现了像肥前的下松浦一揆那样的、用契约规定法则和地域权力的一揆。于是武士的应有状态在南北朝动乱的前期至后期全然改变了。相对朴素的主从关系、同族间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精于算计、现实利益的权衡逐渐浮上水面。作为这场武士和农民共同掀起的风潮的背景，不能不提13世纪后半叶以后，浸透到社会深处的货币——宋元钱的流通作用。当时田地和人身买卖已主要用钱交易，年贡、税收（租、庸、调、杂徭）、劳役通常也要兑成钱收缴。武士们的领地、收入的多少也开始用钱计算。过去中村直胜氏认为， “拜金主义”的风潮、富裕就是有德的想法，在那个时代是很普遍的。武士和农民处都在这股风潮中。这样看来最早触及货币——钱的世界的非农业民，无疑受到最大的影响。事实上，当时的商人、高利贷者、土仓（民间高利贷者，多兼营酒铺，常被合称“土仓酒屋”）等金融业者，多是非农业民出身。
正因为后醍醐天皇的组织触角的深入，非农业民的世界发生了激变。实际上，后醍醐天皇一度获得的胜利，可以说是通过包括下层贱民在内的“恶党”和海贼的武力实现的。建武朝廷崩溃后，以海民为首的非农业民最活跃的舞台摄・河・泉（摄津、河内、和泉）一带，楠木一族，渡边党等手工业者的武士团，结成忠实的南朝军投入战斗。把北畠亲房送到东国、把后醍醐天皇之子怀良亲王渡到九州的，正是伊势、志摩、濑户内海的海民和海贼。纪伊的熊野海贼也趁着黑潮进入南九州，以支援朝廷军。另外，护良亲王在吉野举兵以来，支持南朝直到最后的是包括山中修行僧在内的山民。稍微夸张一点说，恰如中国的游牧民族屡屡越过长城，蹂躏、征服农业帝国一样，海民和山民等非农业民的武力集团，在后醍醐天皇的组织下逐步挑战农业的社会秩序。后来他们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而这种机会在日本列岛再也不会有了。在这个意义上，后醍醐天皇的败退、南朝的灭亡原因不仅是皇权决定性的变质、天皇政治实权的丧失，另一方面也是“恶党”和海贼等手工业者武士团的败北。武士们后来成为高师直的爪牙，以野武士（流浪武士、专门掠夺败兵的武器）的身份进行猖獗的活动。全国看来，非农业民根据动乱的地点逐渐分为沿岸船夫、商人、金融业者、手工业者，在港口、市町、旅店、寺社门前，形成集中居住的自治都市，因此频频发生这样的猖獗活动，而渔民、山民等非农业民则在渔村和山村定居。就拿货币的大量拥有来说，非农业民手里积累了比起农村人多得多的钱。不可否认，刚才说到的“败北”给非农业民的世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南北朝动乱后，成立自治的农村同时，日本列岛的大部分的社会确定了农业、水田优先的秩序，非农业的都市、渔村和山村也拥有了各自的地位。天皇和诸神的权威零落的同时，对下层贱民、河滩役夫、娼妓、木偶剧艺人、部分渔民等非农业民的歧视，以西日本为中心固定下来，不得不看作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这种阴冷的歧视逐渐印刻在日本社会里。
但这些人在不断严重的歧视中没有被彻底打垮。建武新政时喷出社会表面异样的风俗“婆娑罗”暴动在贵族、僧侣、武士中广泛流行，引起民风大乱。新的近世风俗就从中产生，不仅如此，茶道、插花、连歌、能、狂言等，通常所说代表日本的多种艺能都从中而来。正如河滩役夫以擅于造园著称，艺能愈磨愈精的、正是在歧视中生存的技匠们。四处周游的技匠们，为了把艺能传遍日本列岛，足迹甚至延伸到了琉球。另外，在动乱中，不仅有暂时的军队的转移，更有以中小武士为中心的大量人口迁徙，确实促进了东西交流。于是伴随着自治村落和都市的形成，不仅为武士，也为农民和工商业者生活所必须的“读、写、珠算”也在庶民间普及了。因为用钱的普及，计数能力为人所不可或缺。另外，若狭和备中的百姓书写的诉状，不论是夹杂假名的文体，还是汉字书体，无不酷似，由此可推测存在某种范例和模本。文字至少渗透到上层的村民和都市民的生活中。最初作为女性专用文字的假名文字给文字普及带来很大贡献，连琉球都开始使用假名，需特别注意的是，文字对形成“均质的”日本社会的特质，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庶民生活在动乱前和动乱后完全改变了。能预示神意而被人们敬畏的掷石比远的游戏变成了一项例行活动，而有着占卜神意意味的赌博成为一种儿童游戏，社会的黑暗面显然占了上风。从中世的都市遗迹中发掘出多种巫咒用具的传说可知，咒术已经深刻地掌握了庶民的生活，这无疑强化了他们重实利的性格。到镰仓时代为止的文书可感受到的那种“文字高雅的魅力”已消失殆尽，不能不说与这种向着庶民乃至当权的武士阶层渗透的、重实利的风潮有关。划分南北朝动乱前后期的重大转折，是日本列岛主要部分的权威结构和社会性质的转换。我认为这不是古代、中世、近世这样社会构成上的时代的划分，应该说是民族史的转换。这确实是“均质的日本民族”的形成史上的新纪元。人们在列岛内部积极交流，无疑支持了其形成。但“均质化”其实相当程度是“文字”上的，不容忽视的是，不同地域的个性没有比这时期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为漫长的历史所证明的地域的个性、自立性等并没有被“均质化”。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日本社会深处的差别歧视印刻下的事实绝不能忽视。这是当时保持“均质化”所表现出的受压制的一面。最终在庶民识字的前提下，成立专制国家的先决条件也必须从中谋求。我们为拥有后醍醐天皇这样异样的天皇而自卑的一部分原因，也许由此显见。 [译者的一点感想：充满歧义的后醍醐天皇，他是一心恢复正统、百折不挠的领袖，还是野心勃勃谋求专制的阴暗角色？从坂本太郎的寥寥数语中读到了他对南朝的尊重，颇有点我们看待南宋小朝廷的感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悲壮？还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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