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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永甲戌之役——1274年冬，对马、壹岐、博多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10月5日，当这天清晨六时左右，对马国府的八幡神宫突然被熊熊的火焰包围。在 “着火啦”的喊声中，住民们为之骚动起来。“这可不只是单纯的失火，难道不是什么不吉之事的前兆吗？”人们之中大概有这样窃窃私语的罢，很不幸，他们的不祥预感居然成为了真实。在这天下午四点左右，在两天前从高丽的合浦出发的元、高丽联军四万余人，乘搭着九百余艘军船，在对马岛佐须浦小茂田（今天的长崎县下县郡严原町）的海面上出现了。元军的总指挥是蒙将忻都，副将是洪荼丘。另外随征的还有高丽将领金方庆。正如题头后世日本儒家赖山阳“筑海飓气连天黑”的诗句中描写的那样，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支可怕且庞大的船团。日本学者阿部征宽认为，那天清晨发生在对马国府八幡宫的那场如梦似幻的火灾，难道不就是元军先头部队的所为吗？傍晚六时左右，异国船团袭来的消息，传到了对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守护武藤（少贰）资能的守护代宗助国那里，助国大惊，急忙召集其部下郎党出征。当他们准备停当并赶到元军船队出现地点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光景了。助国等到天明后，在清晨六点，他“以译者真继男为使，见元人以询究竟”。但是元人用冷冷的弓箭给予了回答—“此际自上下七八艘船中，立聚千人左右，分散对射”。可怜宗助国主从一行，不过只有八十骑而已！但是不管如何，助国是拼了自己的性命去作了这场根本不可能胜利的战斗，“其时宗马允（助国）自阵中发射，其矢中异国人不知数”。他的同族和家丁也个个奋勇，“（元军）此中有骑马者四人，宗马次郎（助国子）向其先头乘苇毛马者右乳上射去，中箭落马，弥次郎亦射马，倒落者四人”。但是毕竟寡不敌众，战到上午九时，宗助国力尽战死，其一族郎党十二人也相继战死。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就这样崩溃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战死者中包括着肥后国御家人口井藤三，源三郎这样的非对马本岛人的存在。他们很可能是得罪被流放对马的。日本史家海津一朗对此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推论：当时日本由于流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变动，于是出现了所谓“恶党”活动，幕府便把这些难以对付的家伙流放到九州各地“充军”以为防备。口井氏便是其中比较早的例子。现在在对马各地，还流传着在同元军作战战死的武士们的传说。如上对马的比田胜，就流传着与袭击比田胜湾的蒙兵交战战死的下野次郎盛忠的故事，在江户时代还在当地建立了其人的墓。在吉田，也有着据传在三根湾同蒙兵交战战死的甲斐六郎之墓。在加志的河岸上也有阵亡于此次对马役的越前五郎之墓。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名字上下野、越前、甲斐等地名，如果这和他们的出身地有关系的话，大致他们也是和口井藤三有着同样境遇的人罢。并且还有一个可能，即元军不止在一处实施了登陆。不过，因为这些只限于传说，所以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元军一边在对马佐须浦放火打草谷，一边在对马或其近海逗留了十日后，就象寻求下一个猎物一样，把兵锋指向了壹岐。另外一方面，宗助国的郎党小太郎同兵卫次郎两人逃出了对马，把元袭来的消息传到了博多。当时位于太宰府的幕府镇西奉行所，以及在此后十月十七日得到袭来报告的京都朝廷一下子被大难当头的紧张感和恐怖感所包围，是殆无疑义之事。在10月14日下午四时左右，元军四百余人从壹岐西岸登陆。对此，壹岐守护代平景隆率御家人百余骑弛往抵御。平景隆的军力，同对马宗助国的一族郎党八十余骑相比，略有改观。可能是得知对马被袭后略作了军事准备的缘故罢。但是即使如此，兵力依然不够，何况“蒙古人之矢可射及二町（220米）之远，而守护代方则不能”呢？日军战不利，退进了桶诘城（在今长崎县壹岐郡胜本町）防守。终于在15日彻底失败，平景隆自尽身死。同对马的情况相同，景隆的家丁宗二郎逃向博多，报告了战败的消息。以上的战斗详况，大抵出自元军袭来后，为宣扬京都石清水八幡宫以神威降伏“异敌”的灵验而编撰的《八幡愚童训（甲本）》的记事。关于这些情况，除了在当时的公卿勘解由小路兼仲的日记《勘仲记》之类的私人记录中可以散见一些只鳞片爪之外。无论是京都朝廷还是镰仓幕府，都没有留下一点具体的记载。在这点上，与摄关政治的极盛期——藤原道长的时代，所谓“刀伊”海盗（属女真族）侵掠九州之时，当时对此不仅束手无策，甚至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的中央贵族们尚且留下了“入寇”的详细记录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的右大臣小野宫藤原实资尚且在其日记《小右记》中对对马、壹岐、筑前各地的死者，被掳者，以至于被吃的牛马，被烧毁的房屋数目都作了明细的记录。不过，当时注视着对马，壹岐的动态，将其惨状记录下来，而使后世所知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他就是在1260（文应元）年向幕府提交宣扬应弃禅宗，净土宗等种种“邪法”，归依法华经正宗的《立正安国论》，在其中预言若不信奉法华“正法”，将会招致“异国侵逼难”、“自界叛逆难”—预言了元袭来而知名的日莲宗开祖日莲和尚。他当时虽住在甲斐国的身延山，但是他信徒中有着象四条赖基、富木良忍那样的御家人武士，也有行脚诸地，知道各地动静的商人手工业者。所以能在比较早的时期内得知对马，壹岐的情报。他在文永十一年11月11日的一封信中已经提到了对马，壹岐之役的消息，明确记下了对马和壹岐两战发生在10月6日和14日，并且对此表示悲泪难尽。从此以后，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自“二月骚动”发生，“自界叛逆难”预言实现，这次“他国侵逼难”预言又中而特别震惊的关系罢（他以“若不遵法华正法，异国定破此国”的论调来劝谏幕府可不止一回了，还因为得罪幕府要人而被流放佐渡岛，并差点丢掉性命）。之后在他的书信中好几次出现对马，壹岐之名。其中在建治元年（1275）4月写给武士信徒四条赖基的信中详细记录了对马，壹岐的惨相，他先提到对马宗助国不战而逃，“百姓中男子或被杀，或被活捉，女人被聚集在一起，以索穿手结于船畔，一人未能幸免，壹岐又如是（下略）”肥前的松浦党数百人被杀死，或被掳，“（元军）所寄各浦之百姓，一如对马，壹岐”。根据前面提到的《八幡愚童训》的记事，宗助国逃亡可能是流言。尽管如此，从男子或被杀或被掳，女子被用绳索穿手掳去的记事来看，当时的形状是非常恐怖的。另外从松浦党被杀数百人的记事，意味着在对马，壹岐之后，元军还袭击了肥前的平户、鹰岛，使当地的“海之武士团”——松浦党蒙受了相当大的打击。日莲这样不厌其烦地屡屡叙述各岛被元军掳掠的惨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向人们强调，若不信仰法华经这一“唯一正法”而继续崇信禅宗和净土宗的话，日本全国将会象对马壹岐一样呻吟于元的铁蹄之下。他之所以这样想的理由是，中国，高丽因为盛行禅宗，净土宗等“邪法”，使“护法善神”远国而去，故为元所征服，放任诸“邪宗”盛行的镰仓幕府以及朝廷必蹈中国高丽之覆辙，而“大元国”作为“天之御使”，将替天行道，收拾这些不知改悔的日本人。可笑的是，昭和战前时代的超国家主义者们，对这些史料选择性失明，却把日莲塑造成所谓“忧国的圣人”而大加吹捧。言归正传，太宰府守护所接到对马遭到元军队袭击的消息之后。立即将情况向镰仓和六波罗进行报告。并且传檄管内守护地头立即进行防战的准备。此时根据《北肥战志》的记载：当九州各国的军兵向博多集结之时，因为筑后国千年川恰发大水，而使萨摩、大隅、日向、丰后、肥后方面的军兵不能顺利渡河。全赖筑后国御家人神代良忠临时架起简易桥，方使日军兵力得以顺利集结。10月19日，元、高丽联军侵入了博多湾，在20日拂晓展开了登陆作战，联军分作三个登陆场：箱崎——博多一线、百道原——佐原一线、今津一线。对此，日军在武藤经资，景资兄弟，以及大友赖泰等人的指挥下，对上陆的元、高丽军队展开反击。这一天对九州前线的日本军队而言，正可谓是“最长的一天”。今津一线的战斗，因为史料不存，经过已经不可考，在百道原方面，战斗相当激烈，这里登陆的联军，主要是高丽军金方庆所部，日军主要由松浦党与原田氏构成。按照国内交战的惯例，日军首先向来袭的联军阵势射出响箭，这时天色已经明亮，战斗打响了。联军首先击鼓鸣金，发出震动天地的喊杀声。可怜日军战马何曾见过如此大阵仗，纷纷受惊而嘶颠起来，日本武士们忙于使战马平静下来，一时无法进击。这时联军开始放箭，其箭虽小，但是箭头上涂了毒药，人不能抵其毒气。这样，在冲锋过程中日军就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待到两军交阵之时，联军根本不理会日本武士愚蠢的作战方式（按照日本国内的作战方式的话，两阵开战，两方的军士便捉对厮杀，若找到了合适的对手，二人首先要各自报上自己的一长串家谱，证明自己不是无名小卒，然后再搭弓抡刀，一决胜负，砍下对方的首级后还要留着，以备战后计功。这也和当时日本的军事体制有关系，日军当时没有建制，而是以大大小小的武士团为单位参加作战的，一个武士团的作战则都围绕武士团的首领进行，部下郎党家臣的主任务就是协助家主建立功勋。这些武士为建立战功，也经常不听大将的纪律约束而自行其是。读者可以参考《平家物语》中的战斗场面描写），和他们单打独斗，而是“为画一备，以承我(日军)冲击，左右回围之，协力合击”，以三四骑，五六骑为单位一小股一小股冲进元军阵中的日军顿时如陷刀山，被砍得“伏尸如麻”（《高丽史节要》），《八幡愚童训》云：元军“皆矫健，勇猛有力，不惜死。贯轻铠，乘良马，弛突便捷。部酋必据高，进退鸣鼓；将旋军，铁炮（原文作“てっぽう”，汉字即“铁炮”，这当然不可能是火绳枪，从《蒙古袭来绘词》的图上看，可能是震天雷一类的东西）一鸣，烟氛为晦。”而日军为之“气夺胆丧，惘然昏迷”，凡陷阵者基本被杀得不还一人，百道原的防御阵地一下子被突破了，联军立即兵分二路，一部向鸟饲，一路向别府的松原进兵。元军的主力，即忻都率领的蒙汉军，也在博多，箱崎一线登陆。日军根本无法抵挡，纷纷败退，但当元军进至赤坂时，却遭到了出人意料的反击。
一路败如丧家犬的日军阵中，突然发出了一阵骚动声，接着，数百骑骑马武士争先恐后地冲出阵势，不知性命地向元军发起了冲锋。他们的领队者，乃是肥后国御家人菊池武房，以及大友一族的诧磨赖秀，各带有郎党一百三十骑和一百骑。菊池氏是肥后地方有名的武士大族，其先祖就曾经参加过前述抗击刀伊海寇的战斗。但是因为在源平合战的时代，菊池氏曾对放弃京都逃向九州的平氏小朝廷予以支持，承久之乱时又因为正逢轮班上京侍卫被卷入朝廷的讨幕运动而站到了幕府的对立面，所以彼一族在镰仓时代遭到了幕府的冷遇。对于他们来说这次外敌侵寇正是建立功名以振兴家族的好时机 ，所以菊池一族的军兵作战尤其奋勇。《八幡愚童训》这样描述了菊池武房的勇战：“二百三十骑蜂拥而上，将敌阵冲得七零八落，或上或下，四处奋战。”经过激烈地战斗，元军被击退，而二百余骑也大多战死。菊池与诧磨二人尚得性命，从容地率残部撤归自阵去。元军自登陆以来，大概是还没有见着这样打仗这样不要命的日本人，一时被这次突击打懵了，就放弃了赤坂，大部向鹿原退去。一部向别府方面的冢原退走，在鸟饲方面的海岸扎下了阵势。菊池武房集起残部，尚有一百余骑，就开向博多的日军本阵报功。他将自己亲自取得的二颗首级插在太刀和长刀的刀尖上，让郎党拿着。一行人经过住吉神社附近时，碰上了六骑赶向前线的武士。那六骑中为首的一人扯着嗓子喊道：“过来的乃是何人？看上去真是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哪！”“啊，我也是肥后国的，竹崎五郎兵卫季长是也，现在正要杀入敌阵，您就好好瞧着罢！”
蒙古袭来绘词 这一位竹崎季长，正是《蒙古袭来绘词》的主人公，这幅作为这场战争唯一的图象史料的绘卷，正是他主持请人编绘的。竹崎氏是肥后国益城郡竹崎（今熊本县下益城郡松桥町）地方拥有领地的御家人武士，据说是菊池氏的支族，而季长又是这支小武士团的庶族，并且因故丢掉了本就只有一丁点的领地，正为了维权而同人打土地官司中。可以想像，此人为了立功邀赏，打起仗来的玩命程度是不会输给菊池一族的。这一天清晨，季长带着他的五名郎党到达了箱崎，这里是大友赖泰的防区，正在季长觉得自己应在大友的指挥下参战的当口，传来了元军已经在博多方面展开行动的消息，季长六骑立即受命弛向彼方作战。当季长到达了博多的冲浜时，其地已经聚集了不知数的军兵。大将武藤景资准备利用赤坂方面不利骑兵机动的地势，等元军进入不利地形进退维谷后再放箭聚歼。但是穷疯了的季长满脑子所想的是第一个冲进敌阵，立个打头阵之名可为军功之资，而这种一拥而上的打法根本分不清谁先谁后，他季长可实在不愿意打这种乱仗。于是他便找到景资说道：“我自己只有五骑随身，这样的话无法在大将面前杀敌立功。欲立功名唯有杀上前去一途无外。我现在便去打个头阵，请您将此事向将军汇报”。武藤景资闻言，便保证如果自己能活下来，一定为他记功。季长听了大为喜欢，随即踊跃前去，在路上碰上从赤坂退回来的菊池部，见其各有斩获，心想自己大概也能斩个一级两级领赏罢，于是更加亢奋了。不久，六骑人马就抵达了鹿原的元军主力所在之处。当他正要杀上前去时，手下郎从劝止道：“等到我方大队人马到来再上罢，要战也得有个证人啊。”——按照当时武士的习惯，战功必须有人为之见证才能成立。但是季长根本不听，大喝一声：“弓箭之道，唯进得赏，给俺杀啊！”就冲将上去了。郎党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同主人一起向元军阵地冲去。元军见来者不过这么点人马，就迎上前去，用密如骤雨的弓矢来招待这几条无脑莽汉，从《蒙古袭来绘词》上看，元军还向竹崎主从六人抛掷了震天雷一类的火器。其发射之势“宛如下坡的车轮，势若霹雳，闪闪如电光”，炸得主丛六人遍体鳞伤，又被如雨的箭矢射成了刺猬。正当还有一口气的季长等着敌人来割自己脑袋的时候，肥前国御家人白石通泰带着百余骑前来驱散了蒙兵，季长和活着的两名郎党才拣回了性命。
以上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的奋战，都是10月20日上午发生的，并且从发生的地点来看，至少在当日正午，元军还没有突破赤坂以东一线。下午的战况，究竟怎么样了呢？就现存的史料来看，详细的战况是不可考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日军虽然奋力作战，但是这种毫无节制，零零散散的反击根本不能撼动元军分毫，反而被一一击溃。元军不久就攻入博多，兵指冲浜的日军本营。双方在冲浜展开激战，大将武藤景资亲自上阵抵挡，率500骑从博多的本营出马，迎面撞上一个元朝的大将军，其人美髯过腹，骑着一匹苇毛马，带着十五骑，亲兵七八十人，对方见来敌，便上前挑战，景资一箭放去，正中其胸甲，将他射落马来，亲兵们急忙将他救走，景资问被俘的元兵是谁，方知是蒙古的“副元帅”“流相公”，一般认为此人就是刘复亨。但是这依然不能挽救日军失败的大势。最终本营失守，日军只能退守到古时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在白村江之战失败后为了守卫太宰府、防止唐军的来袭而建造的水城。箱崎八幡宫也毁于战火之中。但是奇怪的是元军并没有上岸驻扎，而是撤归船内。20日的战斗便这样结束了。这天晚上，博多阵中的日军将士，恐怕没有一个人能高枕安眠的，大家都为着自己叵测的命运而不安。谁知，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不可思议的情景发生了，昨天排在岸边密密麻麻的元兵船，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了。终于拣回一条命了呵！武士们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大笑起来。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竟然成为了现实！元军有一艘兵船在志贺岛洋面触礁搁浅，日本方面没有人前去救助，结果此船上的大将投海自尽，余下的兵士或被杀，或被虏。成为了日本人泄愤的牺牲品。元军究竟是怎么了？竟然放弃了这样大好的战果引帆归航了？日本方面的战史资料如《蒙古袭来绘词》、《八幡愚童训》都没有说明原因。不过《高丽史》倒提到“会夜大风雨，战舰触严崖，多败……军不还者，无虑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另外公卿权中纳言勘解由小路兼仲在战后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也提到元军船被逆风“吹归本国”，真是神明加护所至。另外第二年萨摩国天满宫（以北野天神，即菅原道真为祀神的神社）与国分寺的造营奏状中也有“神风狂吹，敌兵失命”的记载。以此为根据，暴风雨被史学界长期认为是元军退兵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日本的气象学者荒川秀俊指出，旧历十月二十日，即阳历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早已远离了台风季节，当时可信的第一手文书资料也没有任何台风的记载。荒川氏的结论是，所谓文永的“神风”，是同蒙日第二次战争，即弘安之役的台风事实相混淆的结果。事实上元军的自发的撤退，决非台风的影响。对于荒川的看法，历史学家龙肃在其《蒙古袭来》一书中提出了反对观点，他认为荒川所使用的资料不过是近五十年的数据，以之论证六百多年前的情况并不确切，并且认为高丽方面的资料以及勘解由小路兼仲的日记都不能忽视。筑紫丰则注意到编撰于江户时代元禄年间（1688—1704）的《西大寺敕谥行正菩萨（睿尊）行实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文永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亥刻，猛风频吹，元之大船百余艘沉入海中之消息自西国传来”，他推测从时间上看事件可能发生在元军的撤退途中。认为元军确实是自主撤退，遇风雨袭击则在撤退途中。但是，筑紫氏的论断也不能说没有问题，毕竟他引用的史料过于晚出，并且在论及此役的其他部分的内容中也有明显的事实误记。综上所述，关于文永神风的问题，现在好象还没有定论。但是，笔者认为，九州中世史著名学者川添昭二先生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他认为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所谓的“神风”并不一定是物理上的风，而是神威神力的表现，抗蒙战争也是日本的诸神组成的“神军”同异国的神灵进行的“神战”，并通过这样的“神风”守护了日本的国土。这样的意识通过当时的朝廷和幕府广泛进行的异国调伏祈祷而深入人心，形成了“神风”的概念。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元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洪荼丘和金方庆二人矛盾很深，被武藤景资射伤的刘复亨全然失去了斗志。而金方庆所部高丽军在百道原之战中的出色表现，也不免使诸将心生妒忌。当晚，忻都，洪荼丘、金方庆等主要将领进行了作战会议，会上金方庆认为“我兵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请复决战。”然而主将忻都则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忻都的话不免遁辞之嫌，他宁愿借故退兵，也不愿意让金方庆抢到大功。从而断送了本已经胜利在即的军事行动。《元史 日本传》中，作为远征军撤退原因的所谓“官军不整，又矢尽”，恐怕就是这些人糊弄忽必烈所用的借口罢。已故著名日本社会史家网野善彦的推测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当夜确实存在风雨，但是并不是能够倾覆元军舰队的大飓风，但是风雨动摇了征战整日劳累不堪的远征军将士的斗志——毕竟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由被元征服的民族所构成的，完全是被迫抛家离口上战场的，根本没有积极的作战意志。从而导致了元和高丽将领的意见对立与其激化，最终导致了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功亏一篑。文永之役日本的胜利，决非象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者们叫嚣的那样，是所谓日本举国团结一致奋斗的结果，或是什么勤皇意志以及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而是这次战争的侵略性质所决定的。构成远征军主力的高丽以及汉人士兵深受蒙古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在心中对元统治者怀有很深的仇恨，不可能斗志满满地参加蒙古贵族出于其野心发动的侵略战争——这和他们的利益根本没有一点契合的地方。他们不但不会积极响应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还会对其进行消极抵制。由侵略和压迫产生的元帝国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弱点，在他们发动的第二次对日侵略中同样地表现了出来，并且使得他们的野心最终成为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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