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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庆喜(下)

 日本古典 2022-07-14 发布于湖北

下、野望破灭

大政奉还的政治意图

大政奉还

  虽然获得了天皇敕准兵库开港的巨大胜利,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得对幕府不利。罗休的支持者外相刘易斯在家茂去世的时候,提出了辞呈,穆斯蒂(Marguis de Moustiers)变成了法国新外相。就在庆喜同四国公使会面后,新外相向罗休发出了责问式训令,让他不要再这么明显地支持幕府,并且赞许一边和幕府保持关系一边和各大名也有接触的帕克斯的政治策略,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聪明的做法。一接到这个训令,罗休就对外相的看法表示了激烈地反对,对自己行为的正确性进行了辩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6月中旬。被庆喜所依靠的罗休,可能会被新外相免职一事,变得十分棘手。

  另外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合约成立后那么借款是否能够到位。背负着这个使命的就是外国奉行栗本鲲(安芸守),他在庆应三年6月为此事被派遣到法国。他以北海道当地特产的开发权为借款担保,展开了很多活动,但是始终没有成果。最后到了庆应三年10月左右,幕府只收到了大约30万美金的武器、军需品。

  另外,在兵库开港天皇敕准一事上,庆喜击垮了萨摩藩的非武力倒幕策划。因此,萨摩藩开始加强和长州藩在军事上的合作,打算“举兵讨幕”。就这样,当幕府和萨长之间的军事冲突迫在眉睫之际,前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在10月3日,通过家臣后藤象二郎提出了大政奉还的建议。在这之前,幕府就知道了土佐藩会提出大政奉还,因此在内部也进行了深思熟虑,所以土佐藩的建议一提出,庆喜马上就接受了,10月14日,就向朝廷提出了大政奉还的上表。

  一般看来,庆喜的大政奉还是接受了土佐藩公议政体论的结果,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在大政奉还的第二天,庆喜参加的朝议上,萨摩・土佐藩想要朝廷马上承认大政奉还,对此幕府打算通过武力来帮助佐幕派的公家。但是因为害怕引起动乱,而且公家们持反对意见,所以最后朝议结果为马上承认大政奉还。这天庆喜的参内时间是中午,退席是第二天早上2点,由此可以推测出这次朝议上引起了多大的波动。庆喜期盼的不是马上的大政奉还的承认,而是大政的委任。通过大政委任,在自己的影响下,召集诸侯会议,将新的政治形态合法化。

  庆喜寄予大政奉还的政治意图,可以从他想实现上表中所写的为了“朝权只归于一处”而实行大政奉还的语句中看出。在大政奉还的四个月前,也就是6月下旬,老中板仓胜静和若年寄永井尚志协商后,为了防止政令“由朝廷・幕府两方面发出”,而计划由将军兼任摄政的“妙案”,并且开始尝试行动。这是因为朝议总是因为反幕诸蕃的阻挠,而进入无休止的争论,所以希望通过兼任主宰朝议的摄政一位,使得政令“朝权只归于一处”。在大政奉还的上表中强调“朝权只归于一处”的必要性,也就是来自上面这个构想。

  大政奉还后在11月下旬,作为庆喜智囊团之一的西周助起草的“议题腹稿”,被认为这个构思的发展。这个腹稿是为了决定大政奉还以后的政治体制而召开的诸侯会议的第一议案,也可以看作是决定新政治体制的宪法案。

  其中分成了三个大纲“政府之权”“朝廷之权”“大名之权”。“政府之权”也就是行政权力。德川家的当家,被称为“大君”,是政府的首脑,任命官僚,行使全国的行政权。而各个藩内的政治只要不和“议政院”中决议的法律所抵触,那么都是交给各藩自行处理。对此,“大名之权”是立法权。作为立法机关的“议政院”由上下两院组成。上院由大名组成,下院由各藩派遣一个藩士组成。“议政院”的权限是:法律・预算的议定,外交・和战等重大事件的协商。“议政院”的权限看似作为“大名之权“充分制约了“政府之权”,但是它的实际操作却是极为困难的。“大君”作为上议的议长,在两议会中无法决定的时候,拥有裁决权,同时拥有下议的解散权。作为政府首长的“大君”同时又是立法机关的首长,因此十分引人注意。由此可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平衡重心,很明显地倾向了行政权。

  同“大君”拥有强大的权力相比,“朝廷之权”基本上就是空名。天皇只负责给“议政院”决议的法律上盖章,但是无权否定。守备朝廷的军队是由“大君”直属领地和各个大名领地按照石高多少拨出的,士官以上是由政府派遣,其他携带武器的人都禁止进入山城国。这是为了封杀天皇的政治权利。天皇仅仅只是山城一国的领主,被以“大君”为首的政府通过军事手段监视,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另外,“议题腹稿”中令人注意的一点是,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各个大名的同时,希望等到形势安定后,由政府同意管辖。如果这样的话,大名一旦丧失军事权,就会变成单纯的宫廷贵族。那么兼任上议院议长的政府首长“大君”,就会更进一步地把握住全国军队的指挥权。像这样的权利者,即使不能正式地称为皇帝,也可以说是像罗马元首制中出现的“事实上的皇帝”。庆喜所寄予大政奉还的期望,或许就是创立这样的元首制。

  由上面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大政奉还,是庆喜为了避开同讨幕势力的激烈冲突,切实地实行“德川绝对主义”的巧妙战略。

明治天皇

与王政复古的对决

  因此作为讨幕势力一方,就必须让庆喜的这个战略破产。所以在幕府做好所有准备之前,讨幕势力必须先要确定军事上的成功。三千萨摩军在11月下旬进入京都,长州军也在11月末进驻摄津西宫,就近窥视着京坂。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实行了12月9日的政变。

  西乡吉之助指挥的五藩(萨摩・土佐・芸州・尾张・越前)军队在宫门前森严警备,在少年天皇出席的同时,下达了王政复古的大号令。也就是进行了宣言,内容为实行王政复古,废弃摄关・幕府等,设置总裁・议定・参与三个新的职位。当天晚上召开了小御所会议。山内丰信极力主张让庆喜参加会议,并且十分激烈地批判政变。岩仓具视马上展开了反驳,强调说如果庆喜真的有反悔之意,应该首先辞官(辞去内大臣)纳地(向朝廷进奉领地中的200万石)。负责推进举兵讨幕路线的大久保一藏,也同意岩仓的意见,发表了十分强硬的意见,认为应该命令庆喜辞官・纳地,如果拒绝就出兵讨伐。会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最后决定要求庆喜辞官・纳地。这次会议是岩仓・大久保的胜利。

  庆喜在知道了二条城里发生政变的消息后,一时十分愤怒,差点就打算出兵了,但是经过一番考虑后,察觉到在京都对自己有许多不利因素,因此马上决定去大坂。12日傍晚,出二条城,第二天下午进入大坂城。

  进入大坂城的第二天即14日,板仓老中向其他老中发出了“御沙汰”(庆喜的命令),说这是德川家安危的关键时候了,马上将军队・军舰等所有东西通过海路送到大坂。庆喜把旧幕府的陆海兵力全部集中到大坂,迅速做好决战准备。

  另外这一天,庆喜在大坂城召见了英国公使帕克斯、法国公使罗休,就政变一事,发出了强烈声明“向天皇提出强烈抗议,向天皇进言不要承认京都的新政府”。然后在16日,正式会见了各国公使,强调了这次政变的非合法性,以及表明了在外交上旧幕府才是正统政府,并宣读了声明书。

  当时还有庆喜自己主动写给在大坂官吏们的文书,在文书后还添加了对朝廷提出抗议的奏闻书。主要说:大政奉还的决定,是由于对各个大名的行动的认识不足造成的,因此希望取消大政奉还,坚决要“铢伐”鼓吹王政复古的“恶党”。其愤慨激昂之情,充分体现出了庆喜在12月9日得知政变时的感情。

  将“铢伐” “恶党”决心具体化的行动就是“举正退奸的上表”。强烈抗议实行王政复古,要求铲除天皇身边的奸佞。大目付户川安爱带着这封上表,12月18日彻夜上京,打算交给新政府的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事先得知的岩仓最后将这个上表扣押了下来,可以说在千钧一发之际躲开了危险。

  另一方面,萨摩藩召集浪士做士兵,挑起了对旧幕府的战争。这些骚动一天天激烈起来,不只是关东各地,以萨摩藩府邸为根据地的江户的治安也开始发生混乱。对于萨摩藩挑起战争的行为,板仓等在大坂的老中以12月24日的日期,给江户的老中发去了书信,传达了庆喜开战的决心。也就是:在明白浪士暴动的根据地是江户萨摩藩府邸时,命令攻击该府邸。同时奏闻(向天皇奏请)手续完成后,马上开始讨伐,东西呼应攻打“萨贼”的话,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于是开战的时间决定于鸟羽伏见战争发生的10天前。但是这封传达了庆喜开战决定的书信还没有到达江户的时候,小栗等人所提出火攻萨摩藩府邸,就在25日凌晨开始了。

  这期间,有关辞官、纳地问题,新政府内部的讨幕派和公议政体派之间进行了很大的争论。12月24日,做出了决定,关于辞官则称庆喜为前内大臣,纳地则在调查德川家领地后用天下公论的形式确定政物费。这个决定通过公议政体派的德川庆胜・松平庆永传达给了庆喜。对于这个决定,庆喜在26日提交了请书,写道:关于辞官没有问题,但是纳地的话,如果不是按照石高多少来从全国筹集政务费的话,就无法安抚臣下,所以无法轻易接受。事实上也就是代表了拒绝的意思。京都、大坂之间关于纳地问题,这时候就等于是协商完全破裂了。而且正好这天,火烧江户萨摩藩府邸的消息传到了大坂。大阪城里完全充溢着兴奋。当天晚上,庆喜把老中以下的官吏都聚集到城中,用擅长的口才抨击了萨摩藩的恶行,并决定进攻京都。

胜海舟

重夺权利之梦的破灭

  过年后明治元年(1868年)元旦,庆喜起草了“讨萨表”。其中将12月9日政变以来发生的事态都归结是萨摩藩“奸臣”所引起的,要求交出“奸臣”,如果不同意就诛杀。庆喜全面否定了讨幕派阴谋创建的京都政权,为了恢复到12月9日以前的状态,开启大政奉还所真正企盼的新政局,要决定攻占京都。

  庆喜一声令下,正月2日,1万5千人的军队向京都出发。3日傍晚,突破了鸟羽伏见的关口,正打算进入京都的德川军和守护当地的萨摩长州军开始交火。萨长军队在人数上只有德川军的1/3不到,但是通过把具有优势的炮火集中在狭长地区,击破了德川军,在三天里就分出了胜败。6日深夜,庆喜慌慌张张地从大坂城里逃了出来,8日坐着开阳丸从大坂湾启航,途中不停遭受风浪侵袭,11日晚上,到达了品川冲。

  庆喜的东归并不是像一般评论所说的顺服。在庆喜进入江户城的12日,向诸藩传达了今后根据形势,会马上去大坂的意向。江户城内开始了连日连夜的争议讨论。其中抗战论占优势,尤其是勘定奉行兼陆军奉行并小栗忠顺・步兵奉行大岛圭介・军舰头榎本武扬、发表了强硬派的发言。15日小栗突然被庆喜罢免。他激进的性格和非妥协性的战争主张,让庆喜很生气。同时也可以看出庆喜的心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但是小栗被罢免,并不能马上说明庆喜打算顺从。17日庆喜给庆永的书信中提出了抗议并且说到当收到追讨令的时候“十分的惊讶”。同时,在19日、26日、27日同法国公使罗休进行了三次会面。在会见中,庆喜表明了大政奉还以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表明了自己只是想保卫德川家的领地,同时想把纪州藩主德川茂承立为继承者,自己隐居,成为茂承后盾。罗休当时向庆喜提出,陆地上在骏河设置防线,海上在坚守江户湾入口的抗战方针。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德川领地实际上就是指东日本。

  这么会谈的结果,罗休和庆喜达成协议,以保持在东日本领地的和庆喜名义上的隐居为条件,罗休和其他各国公使一起,向天皇政府展开调解工作。到了这个地步的庆喜,可以说已经不再想攻占京都大坂的事情了,只是想通过名义上的隐居,采取不得不退让的态度,但是同时他也是想通过罗休的调解工作,从天皇政府那里尽量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的和平。

  罗休停留江户期间,在23日,德川政府的机构组织形式进行了改变,以前的老中・若年寄作为国内御用,退到了幕后,旗本出生的人被任命为总裁或副总裁。这意味着全国政权职位制度变成了地方政权职位制度。其中伴随着这个改变带来的人事变动尤其引人注意。“鸽派”的胜海舟・大久保一翁被分别任命为陆军总裁・会计总裁。这个也应该是与庆喜・罗休会面时表现出的变化有关。

  但是,庆喜所期盼的罗休的调解失败了,军事上朝着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2月5日,庆喜写给庆永的叹愿书中,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顺从的意思。接着12日,庆喜自己离开了江户城,隐居在上野宽永寺内的大慈院。在前一天,他召见了正副总裁,传达了要隐居的意思,告诫家臣不要盲目冲动。

  当时,新政府里面,西乡、大久保等人,虽然豪言壮语要完全灭了庆喜,但是这应该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实际上他们提出的是要庆喜无条件投降。3月6日,在骏府的大总督府举行了军议,决定的也是这个事情。3月9日,山冈铁太郎作为胜海舟的使者,在骏府和大总督府参谋西乡进行了会面。当时,西乡向山冈提到的是,替庆喜掌管备前(冈山)藩,要求交出江户城和所有的军舰・武器,提出了以这些要求为中心的无条件投降。对此,山冈传达了庆喜反对委托别人掌管备前藩,另外希望不要攻入江户,同时对于交出军舰・武器也抱有异议。

  另一方面,胜海舟为了获得宽大的投降条件,开始给帕克斯做工作。因为只有帕克斯才是能给天皇政府施加最大压力的人。最后3月13日,东海道先锋总督府参谋木犁精一郎,奉西乡的命令,在横滨同帕克斯进行了会面。帕克斯强烈要求说,国际舆论也要求宽大处分已经表示顺从的庆喜。

  在这样的背景下,胜海舟和西乡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席上,胜海舟以“诸有司”的名义提出了叹愿书(请求书)。其主要内容是:庆喜隐居在水户。在出让江户城手续完成后,由田安家掌管,军舰、兵器由德川家收集齐,然后等待宽大处分,一部分留在德川,其余的都交给政府。这意味着大幅改动了西乡给山冈所指示的无条件投降。

大久保利通

  西乡答应将这封叹愿书交给大总督有栖川宫。并且他给其军队暂时下达了停止明天进攻江户城的指示,然后赶往了骏府。向大总督报告后,又马上去京都。西乡到达京都是20日的傍晚。然后马上召开朝议,决定了德川处分,其中大部分采用了胜海舟叹愿书的内容。然后,西乡在21日从京都出发,25日到达骏府,将朝议的结果报告给大总督,然后又去了江户。

  在西乡去江户途中,4月1日在横滨和帕克斯进行了会面,传达了对庆喜宽大处分决定的报告,得到了帕克斯的理解。4月4日,桥本实梁、柳原前光两敕使陪同下一起进入了江户城,把朝议上决定的德川处分作为朝旨传达给了田安庆赖。除了将江户城掌管从田安改为尾张藩之外,基本上和胜海舟的叹愿书没有什么改变。关于庆喜的处分,看在德川家治国功绩以及尽心辅佐天皇,宽大处理,免除一等死罪,望在水户好好隐居。

  根据这个朝旨,4月11日,进行了出让江户城的仪式。这天天还没有亮,庆喜就离开了大慈院,前往水户。庆喜因为连日积累的阴郁,面容消瘦,胡子拉碴,黑木棉的羽织上穿着小仓挎。看到他这么令人心痛的样子,大家都哽咽抽泣,几乎没有人能正眼抬头看他。庆喜仅在32岁的时候,就结束了其政治生涯。

余生

  后来,庆喜渡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余生。他在水户弘道馆的一个房间里过着幽禁的生活,三个月后在7月,转移到了转封给德川家的骏府(静冈)。这或许是担心戊辰战争波及到水户。就这样在静冈居住了大约30年,明治30年(1897)11月,回到了东京。这期间,明治13年(1880)5月恢复了正二位,明治21年(1888)6月晋升为从一位。然后明治35年(1902)6月被封为公爵,成为贵族院议员。41年(1908)4月,被授予勋一等,43年(1910)12月隐居,把家督让给七男庆久。就这样,专心沉浸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中,作为“隐士”度过了明治时代。大正二年(1913)11月22日,77岁时寿终正寝。

德川庆喜(晚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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