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唐鲁孙先生的几篇文章。这位“民国谈吃第一人”笔头确实了得，以某种美食为线，串起他早年吃遍大江南北的自身经历，佐以民俗掌故、名人轶事，不徐不疾，娓娓道来，读来颇让人开胃。汪曾祺的文章不仅介绍自己吃到的，更多讲自己怎么做，让人读出“情”趣；唐文则更像放西洋镜，有一种开眼界的“杂”趣。两者各有千秋，我都爱读。唐先生的《想起有味美馄饨》便是一篇佳作，他从北平的挑子说起，介绍了做穷学生生意的哑巴院口的“老夫子”馄饨，做酒客醒酒生意的大酒缸门口的“破皮袄”馄饨，以及八大胡同里一家专供倌人陪伴恩客消夜的陶陶小吃馄饨，多年后他身在台北仍念念不忘；在汉口，他曾在夜摊子上偶遇“亲自吃馄饨”的蒋公，后来又遇见几次时任市长等诸公光顾该摊；在上海，他吃到过日本天皇裕仁干儿子公馆附近夜挑子上的广式馄饨；在四川，吃到过皮子都是现擀、一碗只装得下八个的“大仙桥”大抄手；在无锡，吃到过鸡汤里放蒜瓣儿芹菜丝儿的“过福来”小馄饨……读来不仅让人对那般真材实料的味道悠然神往，对几位不挑食客贵贱有侠隐气质的馄饨挑子师傅又肃然起敬。在江南，馄饨比饺子常见得多。我们那个小镇上，没有专门的馄饨摊，多半是面店兼营馄饨。农忙之后出趟镇子的人，如果来不及赶回家，要下馆子吃饭往往首选便是馄饨，既快又好吃，惠而不费。学校里组织去看电影，有的孩子在散场之后还有额外的确幸，拿出家长给的一元钱，买一本菩萨书（连环画），再吃一碗小馄饨。自已家里如果包馄饨，总会给左邻右舍各送一碗，这样下次他们家包时，咱家也能吃到，是质朴的共享社交模式。与唐先生所讲的那几种馄饨不同，我们这里对汤头并不讲究，无非是拿猪油、味精、盐、葱花加开水一冲，端上来以后，食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加醋加辣酱，适口的汤头衬托得滑而韧的馄饨皮和鼓鼓的肉馅格外好吃。我尤其怀念小时候的面店里那种土法辣酱，没有油、颜色鲜红、质地细腻，加一勺到汤里，有一种格外纯正的咸鲜。那时候常听一些老食客很鄙视地说这种辣酱并不是“真扎货”，里面添加了番茄来冒充。不知何时起，这样的辣酱就消失了，店铺里供应的全是油泼辣子。现在想想，当时那种说法兴许体现的只是小镇人的井蛙心态，番茄有丰富的鲜味物质早已成为公论，辣椒自身鲜味不足，加以番茄提鲜无可厚非，现在许多大牌酱料中都有它的身影。
听说现在有卖松茸馄饨，价格接近百元。兴许是囊中羞涩，我提不起半点兴趣要去尝试。想来它既没有唐先生所寄托的文化意味和乡关情思，也已脱离经济条件有限时讲求小奢侈、济经条件不限时换换口味的平民美食范畴了。
对一本好书的最高褒奖，并不是锦盒盛装、束之高阁，除了一读再读，恐怕当属对书中所述若有所思、进而付诸实践了。昨天我也包了馄饨，并学着唐先生笔下那几位大厨的做法，将肉仔仔细细地剔去了筋络后再剁碎，拌上冬笋丁和荠菜末。馄饨皮是拜托大先生去浙北超市买的，我家附近菜场上只有一家店有卖，质量却很差，一包就破、一煮就散。辣酱用了老干妈的番茄辣酱——在我吃过的市售辣酱里，它的风味最接近小时候的那种，虽然质地并不细腻。
馄饨也是我家为数不多都爱吃的食物。小先生小学时跟他外婆约定，每逢周四晚就吃馄饨。大先生隔段时间也会要求我包一回。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包，老妈不知从哪家店里学来专业包法，又教给我：馅料居中，皮子对折，再将皮子边缘以馅为心从外边围过去，左右沾水粘住，出来的成品有点像礼帽，肚子滚圆，显得馅料特别足，卖相很好。只是那时候力气小，也没耐心，肉总是剁不细，咸淡也掌握不好，调馅水平时高时低。有一次暑假里我包了一回，下班回来的老爸吃着我烧好的馄饨，点评道：“馄饨总要汤淡馅咸才好，你这个正好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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