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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在村东头，离家就一箭之地。 两三亩大的校园，被两米多高的土墙围起来。 西边靠着人家，笔直地站着些哨兵似的新疆白杨。 东边是大路，稀稀拉拉有几棵一抱粗的大柳树。 大柳树紧挨着的土墙，开了一个大豁牙。 那是被狗急跳墙的野尕娃们给蹭掉的： 周末，山中无老虎，我们翻进去打篮球、乒乓球、玩纸牌。 学校大门在南面，这也是我们潜入校园的绿色通道。 像野猫一样踩着扣锁子的钢圈，一脚蹬起，提腿骑门。 然后，再来个鹞子翻身，手扳住门顶，做自由落体运动。 操作不好，就会落个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又麻又疼直打滚。 进大门，小石子铺成的甬道，连着一座圆形的花园。 一到八月底开学，八瓣梅和黄菊花，在秋风中摇曳着。 花香浸透校园，细腰薄翼的小蜜蜂，伏在花蕊上，做着轻盈而寒凉的梦。 还有七八个向日葵的“大盘磨”，惹得我们贼眉鼠眼地干转，恨不得嗓子眼里伸出个手，一把摘过来。 花园背后，有两排房屋，前面的是教室，后面是教室连着老师宿舍。 校园中间，一棵茂盛的大槐树，为我们遮阳挡雨。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蹲在树下，用电池中取下的芯子“黑炭棒”，在地上默字。 阳光洒在树尖上，风吹来闪银光，一群咕噜雁“嘎嘎”地越飞越远。 结了籽的槐树豆荚落在头上，我们互相扔来扔去； 或者压住了正在搬运馍渣的蚂蚁，够仔细瞧上一会儿。 槐树上拴着一个生铁的大铃铛，锈迹斑斑，告诉我们上课下课，入学放学。 多少次，我们大中午在学校隔壁的同学家里看《白发魔女》，被练霓裳和卓一航弄得五迷三道，无法自拔。 当当当，铃子响，羊毛装的一裤裆。 听到铃铛，大家花容失色，野牦牛般冲向校门。 中午放学，回家咥一碗洋芋菜，至多放着些辣子、粉条，和炼油后存了几个月的肉丁。 秋天，洋芋成熟了： 白天洋芋菜，晚上菜洋芋，听说是生活改善哩，洋芋的头上抹蒜哩。 有一次，回到家掀开尚有余温的铁锅，又是洋芋菜。 我攥起盖在碗上面的白面“云花”，撒手就扔了出去。 脸上的眼泪捏把把，淌了一脸盆，简直可以让妈妈和面了。 母亲去地里干活，父亲在外面打工，多少个秋日，我黯然地望着天空发呆。 我是个学渣，一年级语文7分，数学9分。 经常吃老师的暴栗子，头都差点成老和尚的木鱼了。 后来咸鱼翻身，但总是有点自惭形秽，感觉是被抽了筋。 我就是那个躲在角落里，了无生趣的闷嘴葫芦。 到了9月，教师节要来了。 学校中间的教室侧壁上，文艺积极分子们充分释放艺术细菌，开始办黑板报了。 “教师节快乐”的粗体粉笔字，戴着红领巾敬礼的少年，还有一只大红身子、黄色火焰的蜡烛。 我们的是村校，六七个老师，学生最多时也不到一百。 那时候，老师们的日子也像周杰伦的歌，饭特稀。 自己找柴，拿斧头划成十几厘米的小条，或者收来苞谷楔子，整整齐齐码在房檐下。 自来水要到村中央去抬，停了水，得派学生取半山腰的泉水。 没有公交车、摩托车，每个人骑一辆白鸽或永久的自行车，平时住校，周末回家。 人太少，没食堂，每周一把馍馍干粮背来，宿舍中间支起炉子，自己做饭。 后来，修了一间厨房，做大锅饭、焪洋芋包谷才偶尔一用。 那时候，大家都没钱，没手机，也没有汽车楼房，日子总被一碗清水和几声鸟叫所照亮。 我们的教师节，自然也简单恬静得像收割后的麦子地。 买张贺卡，写上动人的祝福，塞进老师的教案里； 采一束小野菊，插在老师书桌墙角的玻璃瓶中； 每人凑三五块，送一对“二龙戏珠”青花瓷杯子； 一个电壶，一条毛毯，一个笔记本，一只钢笔。 用心的家长，叫老师到家里吃一碗浆水面，或者杂面的尕撒饭。 大部分时候，老师给学生们放假半天，纵虎归山。 然后，清清静静地煮点羊肉，喝点小酒，打会扑克，压指头、谝闲传。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日子继续在指缝间溜走。 在当当当的铃子里，读书声也响了起来。 一只屎泡牛，爬在教室的窗户上，嗤嗤嗤地兀自振动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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