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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战役被俘,他想跳海自杀,战士哭着要一起去死

 梦想童年594 2022-07-14 发布于江西

二战时期 ,一名叫皮莱茨基的波兰军官,自愿进入了德军设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三年的时间,他依靠过人的智慧与坚定的信仰,在集中营成立了秘密组织,援助同胞死里逃生。后来,皮莱茨基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这便是后来轰动世界的电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原型。

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军巨济岛战俘营里,也有一名志愿军军官,在战俘营里的1001夜里,同样依靠过人的智慧、坚定的信仰与卓越的情报能力,以自身“战俘领袖”的身份,带动7094名志愿军战俘返回了祖国,但其惊心动魄的经历既没有拍成电影,也不被大多数人知晓。

这位志愿军战俘的领袖人物叫孙振冠,他已经离开我们已经22个年头了。

本文源自上世纪90年代的采访,并参考了孙振冠前辈生前的历史资料,后续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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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8日凌晨,朝鲜的长津湖地区又下起了鹅毛大雪。

自从11月10日,随部队20军60师180团由吉林辑安(今集安)进入长津湖地区,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场大雪了。

雪下得那叫个铺天盖地,即便是白天,也只能看清10几米以外的地方,到了夜里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了。

20军源自江南的新四军,抗战胜利后补充了一些山东胶东半岛的部队,胶东半岛是山东的雪窝子,可胶东兵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更何况老家浙江的我了。

这一天是长津湖战役打响后的第12天,陆战1师已经从长津湖边的下碣隅里逃进了古土里,再往南撤,首当其中是我们180团3营的阵地。

战前,我是178团的一名副教导员。刚进入作战位置的当天,师首长将我调到180团3营任教导员,说我是整个20军最年轻的教导员,一定会带领部队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

这时3营接到了命令,由古土里南的一个无名高地转移至水门桥以北,阻击继续撤离的陆战1师的先头部队。

敌人十分凶恶,而严寒更加残酷。此时,重火器的弹药都打光了,只剩下了手榴弹和步枪子弹,土豆10个人也分不上一个,手脚全部出现了冻伤,有的双手已经冻掉了。

我的双脚冻得像两个馒头,眼睛也饿得直冒火星。看着没了弹药的重火器,我直接命令事务长杀掉驮运的战马。

我所在的部队,从抗战到内战从来没有杀战马吃,可不杀不行了,战士们肚子里空空的,没有热量恐怕脚也没了。

每人吃过一块拳头大小半熟的马肉,我们紧急朝预定的位置行军。拂晓进入阵地后,古土里方向的陆战1师还没有到,但自五老里朝北增援的一个营却开始了攻击。

激战到黄昏,我一清点阵地上的人数,发现只剩下十八罗汉了。

我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减员只要超过了三分之一,部队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战斗常识。

这时,又有20几名打散了的战士赶了过来,我和营长将剩余人员临时整编后,回到山坡变电所的地下坑道里,对着草图做了一番研究,营长夜里继续收容部队准备火力,我第二天带领战士坚守阵地。

营长点上了一截烟屁股,只吸了一口递给了我,说我这几天一直在一线阵地,不行的话他去阵地。

我只吸了两口,烟就烧到手指头了,可我仍舍不得扔,直至将纸烟吸到了吐沫的位置才扔掉。

当时,我22岁。看着年长我几岁的营长,我挥手示意道:“司政那能分家啊,敌人这么凶悍,我当教导员的不能只看着战士们枪林弹雨。”

说了几句话,我困得打起了瞌睡来。到了凌晨1点多,我被冻醒了,一看营长正坐在我的身边。

我问:“布置完了?”

“不行,我恐怕不行了。”营长大口喘着粗气,脸色十分难看。

原来,分给他的马肉他让给了战士,组织好弹药与火力后,已经没有力气上阵地了,连滚带爬才返回了指挥所。

我一个机灵爬起来,淌着没过膝盖的积雪上了阵地。

一看许多战士都僵睡在那里,于是我喊战士们翻滚一下身子,活动一下血热。

战士们那个可爱啊!咬着牙执行我的命令,可刚一翻身,眼前的两名战士的双手就掉了,但他们却不知道,仍然用脚蹬着吃力地翻身。

我眼睛一热,刚转过头眼泪就夺眶而出。

转移阵地时团长交待说,1营在我们南侧的1071高地,且有一个整连的预备队2连,关键时可以去联系他们,于是我又返回了变电所的地下坑道。

这时,营长已经躺在了地上,只有说话的力气了。

营长也想起了团长的交待,说:“现在,必须去联系1营,否则……”

当时,副营长和副教导员都上了阵地,除了我已经没有人可去。

我带上自己和营长的通讯员,还有1名司号员和1名医助,趁着敌人照明弹的光亮,朝1营的1071高地摸去。

文章图片1

我战斗过的黄草岭阵地

1071高地位于黄草岭腹地,向北可以瞰制陆战1师撤离的必经之路水门桥,向南可以阻击北援的敌人。

当时,水门桥已经被兄弟部队27军炸毁,我们只好绕道冰封的长津江。起初,我还是一瘸一拐,两只脚如同失重一般,走了一会儿后,这才感觉到脚可以抓地了。

而我们赶到1071高地时,1营的阵地上却空无一人,任凭怎么喊也没人回应。

我急了,冒着被美军发现围歼的危险,让司号员吹联络号,可联络了几遍,1071高地还是一片寂静。

我们战斗连队的编制至少120人,有的甚至超过了200人,一个整连的战斗力啊,怎么生生不见了人影呢。

事后我才知道,提前埋伏在1071高地主峰上的1营2连,早已全部冻死在了阵地上。

这时已经到了黎明时分,而3营那边又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想到3营仅剩下了一个排的兵力,我当机立断,留下两名通讯员继续寻找1营,自己带上司号员和医助急忙返回支援。

半个多小时后,我跑到3营阵地附近的一个山坡时,负伤的副营长撤了下来,不一会儿,副教导员也带着几名负伤的战士跑了过来,说:“敌人将3营四面包围了,阵地上已经打散了。”

我交待副教导员,接替我继续去找1营,我和司号员、医助朝枪声不断的3营方向跑出。

我知道,这个时候返回阵地十有八九是个死,可战士们还在阵地上,营长也只身躺在坑道里,生死我这个教导员都要和他们在一起。

危急关头,我冻伤的双脚一跛一跛地跑得飞快,不知不觉将司号员和医助拉在了后边。我跑到山路拐弯处一架被击落的敌机边时,美军的排炮开始了封锁道路,直打得敌机残骸叮当作响。

这时,天麻麻亮了。趴在敌机残骸的背面,我看到了被炸毁的水门桥,阵地就在水门桥南侧的东临,而那里还有激烈的枪声。

枪声在,说明还有战士在。我将驳壳枪打到了快机上,不顾一切地朝前冲去。可刚跑出十几米,一阵密集的子弹将我拦住了。

我卧倒在地,迎面发现一顶顶发着亮光的钢盔,随即,又是一阵密集子弹扫来。

我一边开枪一边喊道:“开火还击。”可除了自己的驳壳枪声,却不见司号员和医助开火,我这才发现自己孤军深入了。

美军不但封锁了通往3营阵地的道路,而且开始实施迂回包抄,我只好转身往回返,寻找落在后面的司号员和医助。

美军也发现了我只身一人,于是一边开枪一边哇啦哇啦地追上来。

我边撤边用驳壳枪还击,等打光了子弹时,透过近视眼镜,模糊地看到前边有两个人影。我以为是掉队的司号员和医助,于是兴奋地跑了过去。

不料,滑下一个陡坡刚想起身,我就被一名美军拦腰抱住。

我1943年参加新四军,虽然一开始在浙东纵队政治部任干事,但自从下连队当指导员后,也练就了一身功夫,所以一个下蹲就将抱我的美军摔倒在地。

我回身一个跨步骑到美军身上,刚举起驳壳枪砸去,另外几名赶到的美军一起动手,迅速将我制服在雪地里。

我挣扎着叫骂起来,可整个脸面被按进了厚厚的积雪里。

一名美军用枪托砸了我一下,喊道:“STOP!STOP!”

我在上海读过高中,会一些英语口语,战场上的“STOP”是让你停止反抗的意思。我意识到,自己成了美军的俘虏了。

美军下了我的驳壳枪,又拿走了我脖子上的望远镜和照相机,但却没有注意我腰上的那个小牛皮包。

小牛皮包有上级的作战命令,还有一份“20军60师咸镜南道战役作战地图”,这些都属于高度军事机密。

我灵机一动,将在上海买的手表和钢笔以及人民币津贴,悉数扔在了雪地上,趁美军弯腰捡的空档,我将小牛皮包深深地踩进了雪里。

我长叹了一口气,只要军事机密保住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美军将我押到公路上后,1营机炮连几名被俘的战士也低着头走了过来。

这时,约有一个排的美军,衣冠不整地从1071高地上走了下来,有的扛着捷克轻机枪,有的还别着木柄手榴弹。

这些武器只有我们志愿军才有,我顿时明白,防守1071高地的部队已经伤亡殆尽了。

我突然想起了那两名留在1071高地的通讯员,还有随我行动的司号员和医助,以及营长和阵地上战士,他们都怎么样了?

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他们不能生还,即便是牺牲了,也不要和我一样被美军抓了俘虏。

我15岁参加新四军,大小战役有过上百次,我曾无数次地想过负伤,想过掉胳膊断腿眼睛被炸瞎,想过壮烈地牺牲,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当俘虏。

作为一名政治教导员,我当然知道只要有战争就会有战俘,可这个时候当俘虏实在太窝囊了。因为长津湖战役中号称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1师被我们打退了,敌人从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节节败退,而我却被俘了,你说窝囊不窝囊。

中午过后,一名美军军官上前通过韩军翻译说:“统统站起来,那边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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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志愿军炸毁的水门桥

我知道这是去修水门桥,于是蹲着不动,战士们见我不动也都蹲在那里。几名美军一阵枪托砸来,我们只好站了起来。

我假装说,自己有病,干不动修桥的活儿。

一名韩军士兵又砸了我几枪托后,美军军官将我叫到了一辆敞篷吉普车前,让韩军翻译问我:“要说实话,你们的阵地是怎么布置的?”

我说自己是一名文书,除了部队的番号,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美军军官显然掌握了一些情况,于是问我:“你怎么会有手枪?”

我说,那是替首长背的,首长打散了。

见什么也问不出来,跟来的3名韩军将我按在雪地上,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我的眼镜被打掉了,我刚想伸手去摸,一名美军又将我拎了起来。来到水门桥头一看,已经有40多名被俘人员在沟底修被炸毁的桥墩。

我下到沟底干活时,有两个人先后趁机握住我的胳膊,分别用手指敲了两下,我当即明白他们是“同志”。悄声交流过后,我才知道他们叫董有才、金香云,被俘之前都是我们60师的排长。

看着越修越高的桥墩,我问两名排长:“能找到炸药包吗?”

这里虽然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美军已经清理过战场,连一枚手榴弹也找不到了,我与桥墩同归于尽的想法顿时落空。

两名排长也知道我的用意,说如果有炸药包的话,他们俩早就拉火掩护战士们逃跑了。

修好了桥墩后,美军又将我们押上了桥头,这时美军的工兵开始了铺设钢板桥面。

黄昏时分,约有一个多排的美军从1071高地上走了下来,除了自己的武器装备外,不少人还扛着捷克轻机枪和汤姆冲锋枪,这些都是志愿军步兵最好的装备,我知道守卫1071高地的1营伤亡殆尽了。

此时,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了。

天黑后,我悄声吩咐两名排长,当看守我们的5名美军背对我们时,以我站起来为信号,大家一齐往傍边的山沟里跑,敌人开枪也要跑。

两名排长问我:“同志,那你怎么办?”

我说自己的眼镜被敌人打掉了,你们先跑我接着跑。其实,我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了眼镜我哪跑得出去啊。

夜色黢黑了,而5名美军却没有一丝地放松警惕。午夜时分,完全修复的水门桥嘈杂起来,一眼望不到边的车队,开始像蚂蚁一般开了过来。

这时,5名美军不约而同地背过了身,我刚想起身发信号,一名小年轻的美军突然转过身来,用枪口对准了我:“坐下!

相互看了一会儿,我问他:“你多大了?

小年轻美军见我会英语,顿时轻松起来,说:“17岁。

我随即说道:“读书的年龄,回家吧!”

“闭嘴!”小年轻美军突然吼了起来,并用枪口又对准了我。

我半点也不害怕,甚至一时觉得眼前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因为这一年,我在浙江镇海老家的妹妹也刚好17岁,她已经读中学了。

我心里这么想,眼睛却盯住了小年轻美军腰间的手雷,我想瞅准机会和他同归于尽。

这时,一名被俘的班长沉不住气了,不顾腿伤拔腿就跑,而美军先是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跑,等快到了沟口这才一梭子子弹过去。

“妈的,还有谁?”开枪的美军大声问道。

这时,先前审问我的美军军官带着人跑了过来,一律打开了枪保险,我一看逃跑不可能了,就偷偷吩咐两名排长:“停止行动。”

大概到了午夜时分,一阵地动山摇的爆炸声响起,我们被震的从雪地上弹了起来。原来,过桥后的美军用高爆炸药又砸毁了水门桥。

这时,几辆卡车开了过来,美军开始用枪托赶我们上车。我一看,美军这是要逃跑了,于是急忙吩咐两位排长:“路上寻机逃跑。”

董有才排长不知从那里捡了一枚手榴弹,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棉上衣的袖筒里,说:“到时干掉敌人,跳车逃跑。”

一路上卡车走得很慢,等沿着积雪的山路爬上黄草岭的顶峰时,天色已经大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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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9兵团击溃的美陆战1师

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以及像抹了一层金色的山峦和白雪,我一时痴迷起来,如果没有战争,这里应该是一个风景区。

可这是战场,况且自己又成了战俘,我心里那个窝囊。

卡车下坡时,我猛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跳车自杀。可我两脚已经冻得动弹不了。

“娘屁的,听天由命吧。”坐在车厢的后尾,我心里骂了一句。

突然,卡车一阵颠簸,押送我们的一名士兵的枪响了,子弹几乎插着我的帽子而过。

司机急忙刹车,卡车差点掉进旁边的山沟里,而那名士兵的枪又响了一声。

原来士兵瞌睡中,将枪口偏离了我的身体,随着一颠簸和急刹车,接连打出了两发子弹。

忙乱了一阵子,卡车又开始了行进。当时我想,那两发子弹打中我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成为烈士了。

当天夜里,美军将我押到了兴南港的一所学校里。

美军用枪托将我们赶进了几间教室后,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我看到墙上挂着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画像。

“怎么没有毛主席的像,我们是来帮朝鲜打击美国佬啊。”我心里有些不对劲。

美军关上门后,屋里顿时漆黑一片。过了一会儿,有个人影摸过来,朝我手掌敲了两下“同志”,我也恢复了两下,原来是董有才排长。

董有才趴在我的耳朵边悄声说,过黄草岭时,他原本想用手榴弹镇住他那辆押送的美军跳车,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万丈深渊,如果跳车不被敌人打死也将全部摔死。

我悄悄暗示董有才排长,传话给金香云排长,提前编个假身份,千万不要暴露干部身份。

到了第二天傍晚,许多人挺不住了,因为大家已经4天4夜没吃东西了,有人说:“妈的,这罪遭的,不如死了利索。”

俘虏也得给饭吃啊,我们当年俘虏了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人,不光给饭吃而且吃的比我们还好,你美国不是号称最文明最民主嘛。

我用英语喊来看守,不一会儿南朝鲜的伙夫给送来了饭菜团,可一吃没有一点盐味,我又喊来看守要盐巴。可盐的单词想不起来了,看守领来了一个佩戴上士军衔的黄种人。

抄着广东话的黄种人上士说,我想吃盐得跟他走。等走进坐着两名高大美军的房间时,我才意识到,这是要审讯我了。

已经拉下脸来的黄种人上士问我:“你们哪个部队?从那里来?”

黄种人上士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此前敌人已经在飞机上喊过部队的番号,所以我回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60师,从鸭绿江边来。”

“来朝鲜干什么?”

“来朝鲜消灭侵略者。”

黄种人上士愣了一会儿,又问我师长叫什么?部队士气高不高?每月的薪水是多少?

我随便编了个师长的假名,说部队的士气很高,官兵一致,没有薪水。

黄种人上士笑了,说:“士气很高,官兵一致,没有薪水?鬼才相信。”

我告诉他,如果士气不高,官兵不一致,能将你们的陆战1师打得节节败退吗?

“妈的,不许说这个!”黄种人上士火了,还没等美军动手,就左右开弓打起我的耳光来。

黄种人上士打够了,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是什么级别的军官。

我说:“你会说广东话,说明你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你也下得了手?”

黄种人上士警告我,不回答的话打耳光是轻的。我于是说出了自己的假名字“宋作坤”,同时坚持说自己学生出身,在部队里当文书。

这时,两名美军走上过来,一前一后地拥住我,突然同时喊了一声:“拳击!开始!”

顿时,拳头如雨点般落在我的头上和脸上。

几个来回下来,我吐出了一颗带血的牙,眼前直冒金星,耳朵也嗡嗡作响,像一个皮球一样,滚来晃去,又是一阵拳击,我倒地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踢我的屁股,我睁开眼睛一看是黄种人上士,说:“我们什么都清楚,只要你说你是军官,我们会优待你。”

见我只摇头不说话,一个人走上前叫了我一声:“教导员,你就说了吧,说了他们就不打你了。”

我虽然看不清说话的人面孔,但凭声音听出此人是部队里一名姓吴的战士,因为不是一个部队的,没人知道我是教导员。

我明白,姓吴的已经变节了,我仍装糊涂说:“我是宋文书,你是谁啊?”

这时,姓吴的提醒黄种人上士,说撕开我的棉上衣找到一块小白布,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职务还有部队的番号。

黄种人上士和两名美军立即将我按住,不一会儿从棉上衣的内襟里找到了我的光荣条:志愿军20军60师180团3营教导员孙振冠。

黄种人上士嘀咕了好半天,我猜想他一时翻译不出教导员这个词,果不然,两名美军还不明白我教导员身份的意思,于是又问我:“教导员和营长谁说了算?”

我说:“都说了算。”

一名美军又问:“你到底负责什么?”

我瞪了美军一眼,说:“我负责让战士们消灭你们。”

两名美军一听,不但没有打我,反而吆喝黄种人上士端来一盆水,等我洗干净了脸上的血污,又将我带到了一间讲究的房屋。

一名美军少校起身端上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又十分礼貌地递给我一支骆驼牌香烟,

志愿军官兵一致,而美军却等级森严,下士见了上士都要打军礼,闲暇时也各有各的俱乐部,即便是警卫也不能进军官的俱乐部。

看着这名必敬必恭的美军少校,我心里那个笑,如果光荣条上说我是一名团政委,他还不得朝我打敬礼啊。

美军少校说:“米斯特孙,孙小校,你是幸运的,被我们联合国军抓到了,如果被南朝鲜军抓住了,你现在早见上帝去了。”

我吐了一口烟,没理会他,美军少校又说:“北朝鲜军抓住了我们的人,将生殖器都割了。”

我问道:“你看到了吗?”

美军少校道:“是听说的。”

我扔掉了香烟,指着自己的脸口说:“我说的是看到的,你们把我打成了这个样子。”

美军少校又说:“中国军队比较文明,北朝鲜军队比较野蛮。”

我反驳他说,野蛮的是你们联合国军,因为你们侵略了朝鲜半岛。

美军少校停顿了一会儿,说不要争辩这个问题了,如果与他合作话就请我坐飞机。

我故意问道:“你要送我回国?”

这时,那名黄种人上士又走了进来,说让我上飞机去给还在追击他们的部队喊话,一个小时和半个小时都行,回来立即享受美军少校的待遇。

美军少校又补充了一句,说:“你的人又冻又饿,十分危险,作为一名少校,你得去解救你的人。”

我心想,自己会开飞机就好了,上去就朝祖国方向开,或者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笑了,说:“你们放心。”

美军少校瞪大了眼睛:“你同意了。”

我闭上了眼睛,说:“我死也不会。”

我预料的又一顿毒打没有发生,美军少校看了我半天,说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接着让人单独将我关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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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的志愿军战士

3天后的12月14日上午,美军将我和水门桥一起被俘的人全部押到了兴南港口,直到中午才登上了一艘运输舰。

前程茫茫,亲人何处?

我心里猜想,这可能是要去南朝鲜的什么地方,或者被运到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也可能被拉到美国当劳工,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想过了,就是没有想到台湾。

望着结了浮冰的海水,我又一次想到了自杀。

通向运输舰的桥板虽然不宽,但也有四五米,我迈着冻伤的双脚刚挤到桥板边,就被董有才排长发现了,他一把将我拉到了桥中间。

我流泪了,示意董有才松开我,而他却死死抓住我的手不放。没有办法,我只好抬脚走上了运输舰。

那桥板不过10几米长,而我却觉得有万里之遥,因为迈过这10几米,就是异国他乡了,自己也成了“怕死鬼”和“软骨头”了。

我是20军最年轻也最有前途的教导员啊,这样以来,我怎么向培养我的部队交待,又如何向一直以我为荣的家人交待啊。

在海上混混沉沉飘荡了几天几夜后,我们被赶到了甲板上放风。此时,美军只是远远地看着我们,因为除了跳海找死之外,你无处可逃。

我一看自杀的机会又来了,就若无其事地朝甲板边挪去,离栏杆只有半米了,只要再挪上两步身子一歪,性命就结束了。

岂不知,金香云和董有才已经注意我多时了。我刚挪出了一步,两人就一左一右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刚想挣扎,董有才排长火了,压低声音说:“你是教导员,你想到过我们吗?你死,这个容易,可我们怎么办?”

金香云排长也悄声说:“敌人巴不得你跳海,你教导员死了,敌人可以任意收拾我们。你教导员这样做,太自私了,我一百个反对。”

可我听不进去,依旧使劲向前挣扎。

董有才排长哭了,说:“谁愿意当俘虏啊!饿着肚子战斗,枪里没有子弹,枪托也砸坏了,我们才当了俘虏。你如果执意去死,那我们都跟着你一起去死。”

我无论当指导员还是当教导员,从来没有骂过下级,可这时,不知那来的无名火,于是我开骂了,说:“都给我滚开!”

这时,围上来的几名战士也哭了,说:“教导员,战场上我们不怕死,是因为你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跳了海,我们也没什么活头了。”

听了这些话,我泪流满面了。

站在那里,我想了好半天才想明白,虽然自己当了俘虏,但有责任和战士们在一起,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清白,而去一心寻死。

(未完待续)

我是志愿军27军80师烈士后代,长期致力于长津湖战役的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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