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银线》：白银问题这根线，如何将世界与中国、传统与现代连起来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19世纪时，英国从印度走私鸦片至中国，导致大量白银流出中国，清政府也由此陷入了严重的社会财政危机；而之后的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但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中，作者林满红女士却认为，相比较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因拉丁美洲白银减产导致的中国白银供给下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丝茶需求减少的危机，对19世纪中国命运的影响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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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出发，认为19世纪时清政府白银流入和供给同步减少，而白银在清政府的货币体制又处于十分关键性地位，因此导致“银贵钱贱”危机，从而引发相应的财政、社会危机和思想界的变化，让清朝从鼎盛走向衰落。这些危机与变化，作者统称之为“中国的整体秩序变动”。作者之所以将中文译本定名为“银线”，是因为白银问题像一根线将世界与中国、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思想潮流联系起来，而这根“银线”也成为绊倒清政府的一大障碍。

一、清政府的货币体系

要想了解白银外流对于清政府的巨大影响，我们要先来了解下清政府的货币体系。在清代，一直是银钱并行流通，银就是白银，钱就是铜钱。但是政府规定赋税需用白银缴纳，另外跨省的大规模交易也是使用白银。

在清代，铜钱是国家铸造的，规格和铸造方法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银锭是由私人钱庄铸造。由于铜钱价值低重量大，同等价值的铜钱是白银重量的120倍，非常不便于长途运输，所以清政府规定税银都要用白银缴纳。 因此这种财税体制，导致社会对白银的需求量持续增加。

但是由于清政府缺乏货币主权概念，放任私人钱庄铸造白银，这就限制了清政府对货币体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使得政府在货币市场长期处于被动局面。随着白银需求量增多，就连政府的公共支出都要用银来计算，大量的铜钱不得不在钱庄换成白银，因此钱庄就掌握了银钱兑换权力。钱庄还会囤积居奇，影响银钱比价，这就严重削弱了清政府对货币体系的掌控能力。如果税收收不上来，或者一旦发生白银短缺等问题，清政府也无法向市场投放白银来平抑物价，那么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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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1856年间，白银相对于铜钱的价格涨了2.5倍，这就是所谓的“银贵钱贱”危机。

在清朝初年，当发生货币危机或者白银短缺的问题时，清政府的处理方法就是控制铜钱的铸造量。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一方面可以减少铜钱的流通数量，提高铜钱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铸钱所需的成本都是用白银计算的，减少铸钱也就减少了白银的支出；更关键的是，铸造铜钱所花费的白银，比所铸铜钱在市场上可换取的白银还要多，1842年的福建、湖北一些省份，铸造铜钱的成本是收益的二到三倍。所以，在1824-1850年的银贵钱贱期间，除了云南、广东、四川，其他铸局均曾停止或减少铸钱。

但是，自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之后，面对19世纪这场“银贵钱贱”危机，清政府采取同样的减少铜钱铸造量的办法，结果就收效甚微。

二、银贵钱贱的原因及其危机影响

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下放了白银铸造权力，无法控制白银的生产数量，那么社会的白银流通量就决定了经济体系运行的安全。这时候，白银的来源越多元、数量越多，清政府的社会经济就越正常；反之，白银的来源越单一，清政府的经济体系就越受制于白银供给，在货币市场上就越被动。

在清代初期，白银的来源主要是陆地，集中在云南以及缅甸、越南等地。后来陆上白银来源断绝，那么只能从海上获取。比如，中国向海外出口丝绸、茶叶等商品，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白银。 1571年，拉丁美洲的白银通过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流入中国沿海地区。到了18世纪，英国成为将拉丁美洲白银输往中国最重要的欧洲国家，他们主要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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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末期，中国对拉美白银的依赖日益增长，清政府的货币体系也与拉丁美洲的白银产量捆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一旦拉美白银供给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也就首当其冲地受到巨大的冲击。

进入19世纪，由于拿破仑战争和1810-183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得拉美的地方政府无力维系银矿开采，金银生产衰退，产量直接减少一半，全球供应随之剧减。白银供给的减少，也影响了英美各国与中国的贸易。英国商人没有白银从中国换取丝绸和茶叶，这时候又发现中国内陆鸦片吸食之风盛行，便转而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换取大量的白银。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鸦片进口数量与白银外流都呈现增长趋势。

作者认为，鸦片走私固然是白银外流的重要原因，但当时中国茶、丝的出口萎缩所造成的白银流入减少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与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晚期相比，19世纪初期中国的茶叶、生丝出口相对不景气。以茶叶为例，19世纪上半期，英国市场上的茶叶销售价格跌幅高达60%，而茶叶出口几乎占到中国货物出口总值的全部，直接导致白银流入大量削减。

据统计，1808-1856年，中国白银外流的数量为2.58亿两，大约占当时中国流通白银数量的16.4%。白银外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银贵钱贱，造成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他们不得已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因此爆发，清政府也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财政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劳动人民日趋贫困，手工业者失业增多，流民丛生。

第二，商业萧条，商人损失严重。盐商也贫困化，因为食盐以铜钱出售，社会上商品计价却用白银。虽然盐价也在涨，但是白银兑换铜钱的数量更是飞涨，所以盐商往往亏损严重。而盐税又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商的窘困也导致盐税的延迟缴纳和拖欠，从而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第三，士兵收入直线下降。清朝的制度，士兵的薪水是用铜钱支付的，铜钱数量不变，但是能兑换的白银却大大减少。在银贵钱贱危机中，士兵的实际收入下降了30%-60%。为了挣钱，很多士兵从事鸦片走私，或者做起小商贩，这就使得营务废弛，疏于训练，军队战斗力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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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方与京城官员的收入都减少了。由于很多官员家庭的收入来自土地或商业活动，土地与商业经营收入减少，官员的收入也跟着减少。此外，官员用白银向上级支付赋税时，不得不贴补因银贵钱贱而短收的税收，以及运输与熔铸白银的费用，这就使得地方财政出现巨大的赤字。

第五，清政府的收入也急剧下降，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比如乾隆末期国库存银7800万两，道光末年下降到800万两。1853年，清朝官员与军人需要的薪金共约3000万两。事实上，户部盈余只有29万两，也就是说，用来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钱款，有90%没有着落。

总之，银贵钱贱造成劳动人民、商人、士兵、官员收入，以及清政府收入的减少，更让清朝统治陷入了巨大的危机。

首先是民族危机，鸦片战争的惨败，清政府割地赔款，由此也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史。

其次是社会危机，从1842-1849年间，江苏、浙江、福建发生了110次暴动。之后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几乎颠覆了清政府的统治，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前后用了20年，花费了4.2亿两白银，让清政府债台高筑，也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再次是政府腐败越发严重。1854年，政府中师爷幕僚的数量几乎与官员一样多，约2.7万人。每年被幕友侵吞的款项多达800万两，约占政府收入的五分之一，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最后，银贵钱贱危机导致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盛行。

三、货币政策的争论及其背景

面对这场银贵钱贱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货币对策和思想，也引发诸多争议。从1814年开始，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建议有：国家发行纸币或铸造面值大于或等于实际价值的铜钱；鼓励多使用铜钱少使用白银；政府可以用金、铜这样的贵重金属铸造硬币，以补充商人所持有的银元、银两之不足；还有人建议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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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议的争论发端于江苏吴县的生员王瑬（liú）于1837年刊印的《钱币刍言》一书。在书中，王瑬建议政府需要管控货币供给，户部负责发行纸币。王瑬最关心的是强化国家的货币主权，因此建议通过发行纸币，并以之换取当时社会流通的所有白银，借此解决银贵钱贱的危机。 王瑬的《钱币刍言》引发了无数的回应，其中包世臣、魏源、许楣、陈鳣（zhān）都先后严厉批评了王瑬的货币政策，认为他这是试图为国家掠取民财。这场发端于王瑬著书的争论，代表了19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货币理念。

但是参与的学者和官员并没有意识到，是世界银荒导致中国市场低迷不振，才造成19世纪前期中国发生全国性货币危机。

两派学者的观点体现出各自对国家权力所持的观点。比如放任派倾向于从“小政府”的角度来审视国家权力，坚持认为上天的权力远在世俗的君王之上；而干预派则更乐于从“大政府”的角度着眼来理解国家权力，认为国家拥有可以支配一切的无上权力。

两派学者交锋的过程跌宕起伏，但是结果很明确，以干预派的胜利告终，因为内忧外困的时代急需加强中央集权来解决各种问题。特别是在银贵钱贱危机中，放任派学者也越来越意识到市场的力量，转向了干预派的控制思想。

1856年之后，引起银贵钱贱危机的白银外流转为内流，清政府控制了更多的商业税收之后，也使经济统制思想的演变成为可能。随着19世纪晚期自强运动的开展，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起，干预派思想则逐步占据主流，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管制的主要思想潮流。

四、总结

作者认为，白银对清政府的影响十分关键，类似于人体对血液的依赖。因此，19世纪前期的白银外流引发的银贵钱贱，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引发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摧毁了清朝。此外作者发现，银贵钱贱的危机使得清政府在19世纪晚期更加趋向于干预政策，这也深刻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就是国家干预或者国家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思想。

尽管作者的论述广泛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试图描写一部完整的历史，但是作者的很多观点也存在争议。比如，作者按照清代学者不同的货币思想和主张，将其划分为干预派和放任派，显然，这种西方经验很难概括学者的复杂思想。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比较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在货币问题上的想法，希望证明中国思想家在某些方面比欧洲同行更先进，但是这与全书的主体关系不大。

瑕不掩瑜，作者大胆地挑战了以往学界认为鸦片是白银外流及近代中国危机根源的说法，通过多学科的理论并结合新材料，引领我们重新认识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变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货币经济波动、社会秩序变动、思想争议纷呈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