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静 北方论丛 2013年第3期（总第239期）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其中，刘向所撰《别录》，以书录的形式评析史籍，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刘歆所撰《七略》，以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在史学批评史上显示出特定的价值。他们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认识这种关联，对于拓展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刘向；刘歆；文献整理；史学批评思想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3）03-0071-05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先后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在版本、校勘、目录等文献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前人论述甚多，并取得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从史学批评的视角对刘向、刘歆的文献整理作进一步探索。这是因为，刘向、刘歆在整理文献中，涉及许多史籍，并涉及对这些史籍内容的评论，不论是关于历史价值的判断，还是关于学术源流的考察以及史籍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都可以纳入史学批评的范畴。不仅如此，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所包含的史学批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早期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刘向《别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的学术批评意识 刘向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一个重要创举，是开创了撰写书录（或称之为“叙录”）的范例。据史书记载，刘向受诏整理皇家藏书，每校一书，便“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艺文志》)。南朝梁人阮孝绪进而说明了刘向《别录》的由来：“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 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可见，刘向每校一书，即撰一书录，后别集成书，称为《别录》。这是刘向校书的过程，也是《别录》成书的过程。 刘向所撰书录，从外在体例和思想旨趣看，具有书目解题或内容提要的性质，同时也蕴含着突出的批评精神。刘向自谓撰写书录的初衷在于“撮其旨意”，涉及对所校之书的评析。阮孝绪言：“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则具有更明显的批评成分。今人姚名达分析刘向等写定书录的义例，将其概括为八项工作：一是著录书名与篇目，二是叙述雠校之原委，三是介绍著者的生平与思想，四是说明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以及书之性质，五是辨别书之真伪，六是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七是叙述学术源流，八是判定书之价值。从中不难看出，除前三项之外，其余五项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刘向对所校之书的一种批评意识，特别是对书之性质、真伪及价值的说明与判断。对此，从清人所辑《别录》遗文，可以更具体地说明刘向书录的批评精神。如《管子书录》讲：“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晏子书录》称：“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并涉及评论书的内容、思想及表述等，一方面可以看出刘向对《管子》、《晏子》二书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这种价值判断是建立在尊经的基础之上。《列子书录》说列子“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又指出其书“《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这不仅说明了著者的学术渊源，而且评论了各篇的主旨及其思想的异同等。《孙卿书录》论曰：“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对书之功用、语言等特点进行了评论，同时，我们也似乎感受到刘向校书中的那种深切的历史感和他对有的作者的惋惜之情，反映了一个批评家的情怀。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明，刘向在书录这种形式中贯彻了一种批评的旨趣。 从史学批评着眼，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刘向在《别录》中批评史籍的见解与思想。清人所辑的八篇书录，多涉及诸子之书，唯有《战国策书录》一篇，所说的是史书，故而在史学批评上具有代表性。研读这篇书录，可以了解刘向对《战国策》一书的认识和评论： 第一，说明《战国策》的编次特点。刘向在简述此书的校雠原委时议论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说明了此书的体裁与历史断限，即以国为别、以时为序，记载了自春秋以后至楚、汉兴起间245年的史事。从这一历史断限中，可以看出刘向对历史阶段认识的特点，即将秦朝的兴亡纳入了战国时期的历史。 第二，揭示《战国策》的内涵与主旨。此书原有多种写本和诸多不同的书名，刘向在总结此书主旨的基础上定名曰“战国策”：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日《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在刘向看来，此书主要是记战国时期各国说客游士的策谋权变，故以“战国策”名书，即时代是“战国”，内容是“策谋”，从而把本书的特点形象地凸显出来，从确定书名中反映此书的主旨。 不仅如此，刘向在书录中还以较多的笔墨描述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从中说明此书的内涵。在刘向笔下，这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代，各路诸侯之间“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这是一个上下失序、天下争于战功的时代，“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这是一个思想领域出现极大反差的时代，当此之时，“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在这个时代，一批批游士说客应时而生，他们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为其出谋划策，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如“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构成了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也成为《战国策》一书的主要内涵。以上，无论是从史书名称的确定中，还是从对时代特点的把握中，可以显示出刘向作为一位文献整理者的深刻历史感。 第三，评论《战国策》的历史价值。书录的最后，刘向在分析战国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对此书所载内容的历史价值作出了肯定：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在此，刘向把“时君”与“谋策者”加以区别，即“君德浅薄”，而“谋策”之士则“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并从当时的时势即“兵革救急之势”看待“谋策者”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设身处地地评价了“谋策者”及其谋的作用，亦肯定了此书“可观”的价值。今天看来，这一认识，反映了刘向无苛求古人之心，而有知人论世之志，在史学批评方面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战国策书录》之外，清人还辑有一些有关史籍书录的零散语句，例如，《周书书录》记：“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世本书录》云：“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也。”论及《周书》、《世本》的性质、内容等，从中也约略可见刘向史学批评的见解。 二、刘歆《七略》“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的学术辨析旨趣 刘歆校书的成就所得，是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七略》因被班固采用写成《汉书·艺文志》而流传至今②。《七略》发展了区分学术领域和典籍分类的观念，并以序文的形式穷原竟委，奠定了中国文献学和目录学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亦被史家评为“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在文献学史和目录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七略》于史官、史籍等多有评论，在史学批评上显示出一定的价值，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论及古代史官的职责、功用与演变。“六艺略”《春秋》家的序文开篇写道：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此处涉及中国古代史官的一些情况，如建置甚早，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分工与具体职责，并撰成《尚书》与《春秋》两种不同体裁的史书；遵循“君举必书”的法度，而其功用表现在提醒人君“慎言行，昭法式”，即通过记录君主的一言一行来规诫君主，并为后世树立准则。 “诸子略”道家的序文指出：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虽是考察道家之源，却也道出了史官的流变及其职责等。道家是否出于史官的观点这里不来深究，重要的是，刘歆指出，古代史官的职责在于“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其中包含着从成败兴亡之故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即如司马迁撰《史记》所明确提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刘歆所讲古代史官的职责，表明了史官具有突出的历史意识，也可视为史家撰写史书的一个重要宗旨。正因为此，人们往往将史书用于历史教育，如《国语·楚语上》所载：“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这里的“故志”，据三国吴人韦昭注，正是“所记前世成败之书”。刘歆讲道家学说为“君人南面之术”，从道家源于史官的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古代史官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以上所征引，在内涵上都是相通的。 第二，肯定孔子整理六经的贡献，并具体讲到了孔子修《春秋》的背景、目的和影响等。如《易》家序文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书》家序文讲：“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诗》家序文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春秋》家的序文则对孔子修《春秋》作了如下论述：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般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毅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 书。 上文概述了孔子修《春秋》的相关内容，即“周室既微”的时代背景；因“载籍残缺”而“思存前圣之业”的主观愿望，反映了孔子对于古代制度文化的重视；对鲁国文献及史官记事法度的参考；“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以正礼乐”的旨意，与《左传》所评“惩恶而劝善”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相通；“假日月”即编年记事的体例和“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的表述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春秋》诸传的形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情况。至于有关左丘明事，当是据传说而书，未可凭信。 刘歆对孔子整理六经的认识还反映在他的《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中：“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关于孔子整理六经的过程与意义等，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有较详细的论述，综观刘歆的这些认识和文字表述，当是受司马迁所论的启发。 第三，论及其他一些史书。如“六艺略”《春秋》家后列有史书《国语》21篇，题“左丘明著”；《世本》15篇，认为“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战国策》33篇，称“记春秋后”；《太史公》130篇，指出“十篇有录无书”。这些多讲到史书的著者、篇名、记事内容等，而从这些史书的著录形式中可以看出汉代史学尚未独立的情况。此外，“诸子略”小说家中列有《周考》76篇，称“考周事也”，《青史子》57篇，题为“古史官记事也”，据此可将二者纳入史书的范畴。刘歆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果说小说家所记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那么其中自然会有与史事相关者，即如《周考》与《青史子》。关于小说家与史学的关系，从刘歆所著录书目中，可窥知一二。之后，《隋书·经籍志二》将史书明确分为十三类，其中“杂史”类小序讲道：“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刘知几著《史通·杂述》篇，专论“与正史参行”的“史氏流别”凡十种，其中之一为“琐言”，而所谓“琐言”，即“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包含的“委巷之说”以及刘知几所讲“琐言”，其中自有与刘歆所言“小说家”相类之处。 三、历史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 刘向、刘歆父子于文献整理成果中所具有的史学批评见解，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早期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仅反映在其史学批评的具体成就，更重要的是，《别录》、《七略》所蕴含史学批评旨趣的模式及思想，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重要关联，在推动后世文献学、目录学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发展。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刘向所撰书录，“为后世的史书提要，提供了一个占老的范本”，并贯彻了一种批评的旨趣。换言之，“提要”实则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后世许多目录书继承了刘向书录这种解题的体例，同时也使解题的这种批评模式及其中所蕴含的史学批评思想表现得更加明确。例如，南宋高似孙所撰《史略》，是一部具有史学简史性质的目录书。作者在序中讲到其旨趣在于“依刘向《七录》（当是《别录》之误——引者）法，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所谓“品其指意”，显示出明确的史学批评意识。从《史略》的编次特点来看，作者于每一类史书既列举书目与作者，同时也或多或少地评介其内容等。如卷四讲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通史和《资治通鉴》等。其中于通史一类，列举有梁武帝《通史》、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高峻《小史》、姚康复《统史》、萧肃《合史》，以及苏辙《古史》等书目，并简要介绍了《通史》、《小史》和《统史》的起讫和体裁等，而对《南史》、《北史》和《古史》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论，涉及作者撰述此书的缘由、体裁、内容、表述特点及思想旨趣等。从整体面貌上来看，或许高似孙的《史略》在解题上不如刘向“书录”的体例之纯，但必须承认其解题之中包含了更加明确和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使目录书与史学批评的联系显现得更为突出。 如果说刘向通过书录解题架起了目录书与史学批评联系的桥梁的话，那么刘歆的《七略》在史学批评上的意义则表现在以各种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世一些史志书和目录书所继承，在史学批评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尤为典型的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及诸类小序。其史部大序不仅明确提出了史官所应具备的素养，即“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也勾勒了两汉、魏晋以来史学的发展梗概。而史部将史书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个类别，每一类皆有小序纵向梳理源流、横向评析特点，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反映出著者的史学批评思想。如“正史”类小序讲到正史之源于国史的情况，简要评介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正史的形成、编纂特点以及在后代的不同命运。“古史”类小序评论了荀悦《汉纪》“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的特点，以及《竹书纪年》的编纂、内容和性质等。“霸史”类小序则着重阐发此类史书产生的时代特点，反映出对史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而对这种史学现象的认识无疑是古代史学批评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等等。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来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重大发展时期，而主要代表之一正是《隋书·经籍志》的史部诸序。同时，《隋书·经籍志》也是全面继承《七略》、《汉书·艺文志》所开创的各种序文传统的最为突出的代表。可以说，《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所具有的双重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联结目录书与史学批评方面的重要价值。 从较宽泛的意义上看，一些目录书兼具书录解题和序文评论的双重特色，如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清官修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等。尤其是后者，在解题方面“完全接受《别录》之体例，对于一切皆一一详论者也”。其中关于史部书的各篇《提要》，以及史部总序及所含各类小序，都包含着更为鲜明、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近年来，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批评研究日益受到史学界重视，或从理论上总结其史部提要的批评标准和方法等，或从整体上阐发其史部的史学批评价值，或探讨其史部某一类史书提要的史学批评思想，或考察其史部关于某一专题的史学批评。这些研究成果都充分表明，《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在古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是总结性的著作，而且“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同时也将目录书与史学批评的关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在解题的史学批评模式上表现得更加成熟，在史学批评内涵上更加丰富和深厚。 综上，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批评史籍、史官的见解和思想，并以书录解题和序文评论的形式，初步反映出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随着后世文献学、目录学的发展，有了更为明确的体现，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关注。准此，是否可以认为，发掘、阐述刘向、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认识文献目录书与史学批评的这种联系，无论在历史文献学史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研究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道宣.广弘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全汉文[M].北 京：中华书局，1958. [5]左传.[M].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61暗书「M1.北京：中华书局.1973. [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高似孙.史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9]4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