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了一辈子的书，编了一辈子的目录，旁的不做，也没旁的时间。” 7月初的南京，已是盛暑溽热。 早上7点多，98岁的沈燮元从家里出发上班——先乘18路公交车，再到新街口转3路。 他习惯早点出门，车好走，空位多。一路上，他会默默观察车上的乘客，那些坐着不停抖腿，连带着四周座位一起颤动的人，“人品不行”。 快点半小时，慢点不到一个钟头，他在目的地南京图书馆站下车。9点上班，年轻的同事们还没到，古籍部办公室的门锁着，他坐在图书馆阅览区的长椅上，随手翻着一本杂志。杂志是从同事那儿借来的，他说有好多新名词看不懂了。
· 周一至周五，沈燮元乘公交车到南京图书馆上班。 对这个时代，他仍有强烈的好奇心。当年为了看综艺《非诚勿扰》，把电视从黑白换成彩色的。现在，他更关心国际风云，每天晚饭后锁定CCTV4，看看乌克兰局势，分析一番：“拜登是个妄想家。”“岸田文雄横插一脚，关他什么事？” 快9点了，他起身，走向办公室。看着走廊里那个微微驼背、缓缓前行的背影，打扫卫生的阿姨感叹：“这老头儿，有时来得比我都早。” 2022年初，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的热播，让与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沈燮元成为年轻人口中的“南图扫地僧”。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每周一至五，他依旧风雨无阻地上班，坐在靠窗的工位里，埋首满桌的书本资料，整理校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题跋。
· 在工位上校订书稿。 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上班族”，他也有想“躺平”的时候。“累了，休息好了再干。是个人嘛，哪有不出力气、不辛苦的？认定的路走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 “买了一辈子的书，编了一辈子的目录，旁的不做，也没旁的时间。”沈燮元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在他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幅两年前写的古人七言绝句：“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50年代，稿费500元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国，历代知识分子著述刻印，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江南一隅，自来是藏书重镇。清末四大藏书楼，除了位于山东聊城的杨氏海源阁孤悬北方，湖州的陆氏皕（音同必）宋楼、常熟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的丁氏八千卷楼皆荟萃东南。 沈燮元生于无锡，在苏州长大，虽曾就读教会学校，接受洋派教育，但从小自学古文，四年级能写文言作文，引得老师惊诧。抗战胜利后，他考入苏州美专，画素描，也学中国画。因为眼镜近视，只上了一个学期，转考无锡国专。考试要求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对于我小菜一碟”，发榜时，得了第二名。
· 年轻时候的沈燮元。 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年，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担任教务长。彼时，新文化运动已进行了20年，这所书院式的学校仍以研读古籍为主要课程，朱东润、冯振心、周贻白等名师云集。1947年，沈燮元转学到国专的上海分校，同行的老同学中，就有后来的红学专家冯其庸。 分校的讲席阵容依然强大。王蘧常开先秦诸子课，童书业讲秦汉史，王佩诤讲目录学，葛绥成教地理学，朱大可、顾佛影讲诗学，张世禄讲音韵学……只是读书环境堪忧，宿舍狭小，光线昏暗，住在下铺的人要低下头，才能坐到床上去，根本无法看书。 学校附近有一个合众图书馆，创办于1939年，由金融家叶景葵、出版家张元济发起成立，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担任总干事（馆长）。彼时，抗战进入第三年，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全国图书馆或已停顿分散，或在炮火中化为灰烬，私家藏书也零落流散；日美等国大力搜罗、乘势掠夺。危局之中，留守上海孤岛的“合众”同人，“搜孑遗于乱离，徵文献于来日”，为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了一处栖身之所。 在教务长王蘧常的推荐下，沈燮元来到合众图书馆读书，在那里完成了《屠绅年谱》的初稿。屠绅在历史上不算名人，因为写了一部小说《蟫史》得到鲁迅的评价而为后人注目。沈燮元当时喜欢戏曲小说，看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做年谱两种人最难，一种是功业大、事情多的，像乾隆时代的阿桂、清末的曾国藩；一种是资料少的。屠绅属于后者，材料很少，“我就偏偏要去试试”。 这篇稿子，先是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1958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58页的小书，3.3万字，定价2毛，稿费500元。“50年代拿500元不得了啊。我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又做了一件日本进口料子的大衣，还剩下一点零花钱。”
书抄完，上海解放了 1948年，时局已相当紧张，物价飞涨，人心惶惶。24岁的沈燮元从国专毕业。他成为合众图书馆的干事，专事编目，从此再没换过工作。 在当年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蒲石路（今长乐路、富民路转角）746号的合众图书馆从没有挂出自己的招牌。它的前门紧闭，后门却迎送着一批批大学者——顾颉刚、郑振铎、钱锺书、徐森玉……
· 上海合众图书馆，接待过许多著名学者。 钱锺书住在蒲石路的蒲园，离“合众”不远，常来看书。“那天顾老（顾廷龙）不在家，听见门铃响，我去开门，一看是钱先生。他头上戴一顶法兰西帽，穿一身中式丝绒棉袍，一双皮鞋，手里拿着一根stick（拐杖）。一听我的无锡口音，聊得很投机，说有空到他家玩，留了个地址给我。” 1949年春天，勉力支撑10年的合众图书馆，已奄奄一息。 沈燮元每天仍去图书馆上班，走在路上看不到一个人、一个兵，他也不害怕。国民党军队还在负隅顽抗，图书馆被占作据点，大门口堆了沙袋堡垒，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停顿。“顾老就让我抄清代吴大澂的《皇华纪程》，两万多字，用毛笔写的，抄了个把礼拜。书抄完，奇怪了，上海解放了。” “合众”迎来了新生，4年后捐献给人民政府，改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14年间，这个不起眼的小图书馆聚书30万册，其中不乏稀见的文献资料，如马列主义书籍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当年，顾廷龙将这些书刊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有些还特意伪造印章，钤盖面上以掩人耳目。 上海解放后，中断已久的交通恢复，沈燮元想回家看看。临行前，顾廷龙对他说，路上好走便回来。他没回去，而是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另一座图书馆。
买书好比交女朋友 1955年10月，沈燮元来到南京图书馆，开始了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 一种古籍有哪些版本，哪个本子好，哪个本子劣，流传过程中存在哪些谬误，这就是版本目录学，一门记载图书版本特征、考辨版本源流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版本目录是治学的门径；在现代人眼中，却难免艰深枯涩。 “古书很深，里面有好多问题，要懂文字学，要懂音韵学，看印章要懂篆文，看毛笔字要懂书法。有时候看一篇序，一个草书不认识，横在那里，整片文章都读不通了。所以（研究）古籍做出成绩太难了，比较苦，弄个高级职称很不容易。”
· 在南图国学馆的书架前。 在这个冷板凳上，沈燮元一坐就是60多年。常年在图书馆编目的实战经验让他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通过观察行格、避讳、刻工、纸张、字体、印章，鉴别出古籍的版本及真伪。因为对古人的“户口身份”了如指掌，顾廷龙先生曾戏赠他一顶“派出所所长”的桂冠。 每年春天和秋天，沈燮元会到上海、杭州、苏州、扬州等地为馆里买古书。图书公司大开仓门，让他去书库挑。库房很大，书摞到了天花板。沈燮元近视又老花，看书时把眼镜放到书架上，走走看看，再回来，就找不到眼镜了。 南图的十大“镇馆之宝”中，两部是沈燮元买回的。一部是北宋金粟山藏《温室洗浴众僧经》，“铁琴铜剑楼的后人卖给我的，可能是家里急需钱，只要500块”。一部是辽代重熙四年（1035）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他经朋友介绍，和卖家在上海的街头碰面。“那人拿来一个大卷子，掀开一点，看到'重熙四年’和'辽’字，叫他马上卷回去，问多少钱。他说500块，当时我带了1000多块现款，立马成交。我生怕他变卦，拿了就走。”他曾把买书比作交女朋友，“没有成功就不要乱讲，一乱讲就不成功啦”。
· 北宋金粟山藏《温室洗浴众僧经》。
· 辽代重熙四年（1035）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五六十年代，沈燮元花7块钱在书店给南图买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冬心的《冬心先生集》雍正刻本；到了2020年，金冬心著作系列17种拍出了350万。他有时也和后辈说说笑话，感叹当年买的好东西都上交了公家。“就像股票公司的人不能炒股，我在图书馆不能买古书，买了就说不清了。”
“出差”了10年 因为“识货”，1978年沈燮元接到一个任务，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并担任子部主编。 善本，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又流传较少的珍贵古籍。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提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百年来最为浩大的一次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程。 在北京，编委会住在北京香厂路国务院招待所，当时物质仍然匮乏，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其余时间，都置身于全国各地大小图书馆、博物馆等781个单位、13万多张善本目录卡片的汪洋大海中。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一一查核每张卡片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各项著录是否正确。上海图书馆的沈津私下调侃：“我们这些人成天和卡片打交道，都成了片（骗）子手了。” 1995年3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历经18年最终完稿，被认为是国内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古籍善本联合目录。从初审到定稿，沈燮元参与了整个编纂过程，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共“出差”了10年。
· 灌上一壶开水，开始一天的工作。 休息的时候，他喜欢去书店消磨时间，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他常找中国书店卖旧书的徐元勋师傅相聚小酌，后来被学术青年称为“辛神”的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歆羡地看着两人共忆书林盛事，说着不能和他们这些后辈小子“相共语”的话。 那些年结交的年轻人，多年后都是图书馆或高校的骨干精英。沈燮元整理黄丕烈题跋，需要相关资料和书影时，就会有人欣然送上他的案头。“全国只有我有哦。”他拿着书影，对照着手头正在二校的《士礼居题跋》书稿，有点得意。 黄丕烈，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在藏书界，经他题跋的古籍都被视为重量级藏品，有了“黄跋”，“价格嘭嘭嘭就上去了”。士礼居，就是黄丕烈的藏书楼名。 百余年来，“黄跋”先后经几代学者多方搜集、汇编成书。但由于整理者多半没看过原书，难免错漏。退休以后，沈燮元一直在整理黄丕烈题跋集，希望理出一个更翔实完善的版本。他的《士礼居题跋》不仅对照原书、书影，将旧辑本的讹误一一纠正，还搜寻了不少散落各处、前人未见的“黄跋”。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万字的书稿，他全部手写。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军是沈燮元的忘年交，帮他将稿子录入电脑，从2007年到2017年，“打字打了10年”。“他很精益求精，一定要拿到书影墨迹来核对，哪里发现了新材料，也要设法弄来看。”这样的结果就是无限拖延。2017年，李军把电子稿交给了出版社。如今5年过去，沈燮元还在二校，不断地增加、修改，书稿上黑笔、红笔、铅笔、修改液的痕迹错落。 “书囊无底，我和他说，你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黄丕烈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但是他很坚持，在他手里，这本书一定要尽善尽美。”李军说。
过好每一天 在某些地方，沈燮元有自己的执着。 他不太信任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印出来发现错了。有些是同音字，比如'嚴文郁’打成了'嚴文鬱’；有些是字体的问题，比如'春晝（昼）堂’打成了'春畫（画）堂’。”他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这些讹误，“就瞎搞，架子上的正式出版物，随便翻翻就见好多错字，这个不行，害人的。” 他挑书注重“颜值”，逛书店，不管新书旧书，要挑架子上品相最好的。网上买书也是。“我们俩买了两本一样的书，快递送来可能有破损折角，要给他先挑一挑。”李军说。 吃饭，他有自己的口味，热爱苏帮菜，南京几十年吃下来，除了盐水鸭，其他东西都不好吃。他曾经手写过一份菜谱并附简单做法，请年轻的同事打印下来，交给食堂师父。 喝酒，他喝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喝多了，还曾醉卧在苏州忠王府的大殿前。如今每晚回家也要喝点，一杯黄酒或一罐啤酒，白酒不碰了。“有时出去聚餐，年轻人请我喝茅台，一个小杯子，喝一点点。年龄太大了，不敢让我多喝。”
· 沈燮元在家中吃晚饭，爱喝两口小酒。 “生活要有规律，绝对不能熬夜。要起居有节，要控制饮食。希腊人讲，认识你自己，这句话不容易，我们哪晓得自己啊？我们总是放纵自己，这不行，要管好自己，自己是最好的医生，所以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大夫说我的心脏年轻，像三四十岁的人。” 2018年，《沈燮元文集》出版，深耕古籍60余年的著述汇总起来，只是不厚的一册。这一代古籍研究者都没有留下鸿篇巨著。“他们编了一辈子目，很多书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只是不愿意写，觉得微乎其微。换成现在的学者，一本书能写好几篇文章。”李军说，“现在的年轻人，一本书找来全世界各种版本做校对，挑出前人的不足，好像就很厉害了。你是搞懂了一本书，但你懂书吗？可以什么都不带，走过去拿起一本书，说出它到底是好是坏？稀不稀见？价值何在吗？”
· 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期间，沈燮元与冀淑英(左一)、顾廷龙(左二)、潘景郑(右二)在南京栖霞山。 当年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人，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潘天祯都已过世，编委会的成员也大半凋零，沈燮元成了少数的“硕果仅存”。“我今年98岁，从来不想这个年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生活越简单越好，不要胡思乱想，我奉行的信条就是5个字，过好每一天。” 中午11点40分，他慢慢溜达到食堂，拿着餐盘打饭，有荤有素有汤，坐下慢慢吃。吃完饭，他不午休，还有满桌的校稿等着看。 《士礼居题跋》只是前奏，他要做自己的“黄丕烈三部曲”，题跋集之后，还有诗文集和年谱。 年轻人替他着急，他的心态却很好：“黄丕烈弄不完，我不会'走’的。” 一尾蠹鱼，潜入古籍深海，流光如矢，且寄余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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