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与人的行动

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对经济学本质的看法，特别是他的思想对行动学发展的意义，与他对社会科学的总体看法密切相关。这些反过来又围绕着“理解”（Verstehen）的概念展开，“理解”是韦伯用来区分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工具。将韦伯实现这一区别的方法与克罗齐（意大利思想家——译注）使用的方法进行比较很有意义。

与克罗齐一样，韦伯将“目的”视为行动中最显著的特征，而且，因为它是“理解”这一观念的基础，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可能的分野的来源，所以“动机”是“一种意义的复合体——对行动者本人或观察者来说，这似乎是充分的——构成他的态度或行动的基础。”“目的”在对行动的科学分析中的意义，在于它引入了一种新的因果观念，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对行动动机的“理解”来把握行动的原因。对具体行动正确的因果解释意味着“不仅外在过程，内在的动机也能被正确把握（grasped），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有可能就人文科学感兴趣的现象的因果关系作出陈述，这构成了这些学科（如经济学——译注）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标志。在后者中，事件只能被“外部”观察，而社会现象的目的论导向，使社会现象能够被充分理解。

对于韦伯和克罗齐来说，经济学就像一般的“理解性的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一门关于人的行动的科学，也就是被理解为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的科学。但正是在这里，韦伯和克罗齐分道扬镳，韦伯在行动学上的进步也发生了转向。克罗齐并没有理解，人的行动的经济学方面只在于“行动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认识方面，克罗齐认识到目的性对行动的制约，即行动会倾向实现激励它的目的。在克罗齐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这种倾向的广泛含义和后果的科学。但是，在韦伯对经济活动的认识或对经济科学性质的认识中，行动中的目的这个方面不起任何作用。韦伯的科学之所以注意到人的行动的目的论特征，仅仅是因为这一目的性特征为行为的“内部”性质打开了一扇窗户，而根本不是因为它意味着行为被限制在遵循特定的路径上。人的行动是由于动机而产生的，这一事实只是使其具有“被理解”的属性，但对于建立“经济”范畴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建立一门经济科学了。

的确，韦伯能够扩展“理解”的概念，来掌握最不合理或情绪化的人的行为。为了实现经济科学的构建，韦伯首先需要引入“理想类型”的概念，即抽象的、任意的行动人模型的表述。韦伯的四种理想类型中只有一种在他的经济学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理性行为”的理想类型，一个冷静计算的、意识到目的和手段的人的模型。基于对它们动机的理解，我们可以直观地把握一系列行动，在它们当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行动模式，它们实际上适合于实现所选的目标。在这些模式中，可以找到韦伯设想的经济学家要研究的材料。

韦伯认为有必要将理性作为特定假设引入到经济活动中，这样就限制了人的行动概念的一般性，也表明他对行动的行动学内容的理解程度是有限的。在韦伯看来，所有“可理解”的人类行为的共同点，不是它们是否符合“使用给定手段实现期望的目的”的理性模式，而只是它们都有意识地朝向那个目的。我们能够理解一个行动，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而是因为我们能够感知和理解这种行为可能是由行动人欲求实现目标的心智状态引起的。对于韦伯来说，他并没有假定这种诱导所产生行动将加速实现相关目的。如一个寻找意中人的人可能会因为受挫而愤怒，或者处在追求的兴奋中，其追求的方式，如以冷静的观察者或从随后的历史判断来看的话，是极有可能无法实现其所寻求的目标的。当然，这种行动概念本身不能作为经济科学的基础。只有通过理想类型进行人为的抽象，韦伯才能拥抱经济学。显然，为演绎经济学命题，必须假定符合某个理想类型时，这样的命题就不再具有人的行动的逻辑含义，经济学也不再是行动学的一个分支。（选自I.M.Kirzner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Sheed and Ward Inc,1976由朱海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