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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席波
（五莲一中81届毕业生，现就职于泰安市汶南教育办公室。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当下，司马南对莫言的激烈炮轰，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粉丝也一齐浩浩荡荡，质疑、抨击莫言的“吃煤”描述。
其实，那些衣食无忧的人，无法深刻理解他人的忍饥挨饿。
对于饥饿的滋味，可能只有经历过饥荒年代的人，才会有痛彻心脾的感受，才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老家是五莲县街头镇席家庄，我生于文化大革命前一年～1965年。
我的整个童年几乎可以说与那个艰困的年代同步。
从我记事起，最初的记忆就是饿。
我们一家，爷爷，父亲兄弟三个，我母亲，还有我。可以想象，这样一家人，几乎都在大饭量的年纪，吃饭的问题是多么尖锐和现实。
我母亲隔个一两天就要摊一次煎饼，但这也不一定保证全家都能吃饱。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可以用来吃的东西。
也许你不会相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最好吃的竟然是老鼠肉。
我爷爷经常在老鼠经过的墙边支上抓（铁猫）或用砖坯做成的简易机关，如果逮到了，就把老鼠放在锅底下烧熟了，然后剥皮，把肉撕下来给我吃。
那时的我，就觉得那是最好吃的了，肉香得无与伦比。
等到我两个叔叔都成了家，我上小学了，我又有了妹妹和弟弟，分家就成为必然。
我记得，我们一家搬到知青下乡时住的生产队的房子，分到的家具就是一个柜子、一个铁锅、一个风箱还有一部分“饥荒”（欠账）。
吃饭的桌子、炒菜的铲子都是邻居借给的。我上小学自带的小板凳还是我远房的一个大姨给的。
一家五口冬天就盖一床棉被，土炕上铺一张破苇席，我们兄妹三个挤在中间，父亲和母亲就在两边。
就是这种情形，哪有吃的呀？好在还能从生产队里借些地瓜干，勉强能够糊口。
所以我童年记忆的核心都和地瓜干有关。因为上顿下顿，几乎顿顿是煮地瓜干，这也不能保证吃饱啊。
那时候，我在村里的席家庄小学上学，我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瓜干掰成小片，然后洗洗，放到锅里煮。
如果能够煮得烂乎乎的，还是挺好吃的。但是，一般母亲是不让煮得太烂的，一是费草（那时候做饭的柴草也没得烧啊），二是太烂了不充饥。
为了能够填饱肚子，真是什么都吃啊。荠菜、苦菜、山菜、灰灰菜，青蛙、甲虫、豆虫、蚂蚱……几乎都吃过。
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上山挖野菜，在一棵老栗树上发现了很多铜车郎（大概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金龟子吧）。
我们就爬到树上，使劲晃悠栗树枝子，铜车郎就扑棱棱落了一地。 我们就在树底下，捡些干树枝子，点起火来，去烧铜车郎。还没等烧熟，就你争我抢地吃起来。
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没烧熟，还是吃得太多，不多会儿，我就全吐了出来……
到了十二岁，王世疃乡办重点班，我到离家十几里路的乐山初中（一个只有一个班级的临时学校）上学，饥饿的感觉依然纠缠着我。
那时候，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下午回家拿干粮，周日一早到校晨读。从家里背一包瓜干煎饼，要吃上一个星期。
没有菜，只是有一罐头瓶子用油炒过的盐，这就是咸菜了。吃煎饼时，抓一点盐放到茶缸里，倒上开水，又算菜，又算汤。几乎顿顿如此。偶尔母亲也加盐和面，煎成咸面饼，每顿撕一点，就着煎饼吃，这就算奢侈了。
偶尔，花几分钱，从村里的门市部买一棵葱，咬一口煎饼咬一口葱，也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有一次，邻村的大姨知道我去乐山上学，就让表哥给我捎了一回水饺，后来每每想起，那简直就是一辈子无法忘却的美食！
即使后来上了五莲一中，到了县城，吃了转粮（卖了粮食换成定量的粮票），饥饿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
虽然每天能够吃上白面馒头了，早晚都是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中午一勺菜一个窝头。可是一天一斤粮食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十四五岁的半大小伙子来说，哪里能够吃得饱呢！
我的高中同学回忆起那段求学生活时说，上午“最后一节课饥肠辘辘，书本上，黑板上，试题里，全晃动着馒头的影子”……那种感觉真是太真切了！
后来，和同学交流起来，两年的高中生活，留给我们最深刻的记忆，竟然出奇得一致，那就是一个字——饿！
我那时有个要好的同学，他在县城有亲戚，隔三岔五的他亲戚会叫他去吃饭。
他也就偶尔能省下一个两个馒头（或窝头）。到了下晚自习的时候，也是我们往往饿得肚皮贴到脊梁上的时候，他会分给我一块半块的馒头（或窝头），我觉着那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点心了。
就是这一块半块的馒头（或窝头），让我一直对我的那位同学心怀感恩。
有一次，周日和同学出去逛街，遇到卖猪血的，我们花两毛钱买了两块猪血，我们一人一块，几口就塞进嘴里，也感觉美味无比……
我那时，时时地盼着家里能有人去看看我，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希望他们能给我带点吃的，能让我饱饱地吃一顿。
莫言先生在《吃相凶恶》一文中曾说，他“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儿，拱点东西，填这个无底洞”。
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很难想象饥饿的滋味。
像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经历那个时代，饥饿的感觉会萦绕一辈子。
一旦想起那种挨饿的滋味，浑身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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