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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返直流车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三个月的疗养疗期就要到了，身体恢复得很不错，可以打篮球了，只是仍耳呜，10月底就可出院。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我认真、反复学习了《决定》全文，感到无比亲切，深信随着《决定》的贯彻执行，中国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当读到“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联系到电机厂的实际，真感到《决定》字字珠玑。《决定》要求：“要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器节为辅”的提法，明确指出“我国在总体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决定》的精神，我确信在大件车工组试行承包制（实际上是计件工资制的初级形式，是解决吃“大锅饭”的一种方法。），是符合《决定》精神的，不知道王书记学习后是何想法，出院回到车间和他共同学习《决定》必能改变他对承包制的认识。纵观《决议》，上下对照，感到，党中央领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之术挥洒自如，真是高瞻远瞩；而基层党组织和一般党员对实现党的宏伟目标的能力明显不足，提高党的队伍的整体素质应该是新时期党的发展的重大任务。10月30日出院，第二天即回厂报到，古方族见我康复如初，高兴地说：“看到你恢复了健康真高兴，仍去直流当主任没问题吧？”看来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换人，我应答道：“没问题，不过你说得不对，不是当主任，是副主任。”他哈哈大笑了起来，说道：“马上转正，厂里决定实行分厂制，授予车间更大的权限，将车间改为分厂，隔两天就要宣布，你任直流分厂厂长。”离开厂长办公室，直接去了车间办公室，见到我，同志们七嘴八舌的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王书记挤进人群和我紧紧握手，亲切地说：“同志们都盼望你早日康复，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身体，也很想念你，看来疗养得不错。”我忙说：“谢谢王书记的关心，你们更辛苦。我住院疗养得闲，想了一些事，还要和你商量。我想先去车间看看。”“对，先去车间看看吧，我在办公室等你。”他说。走进车间，正在干活的工人们笑着和我点头致意，没干活的工人们有的大声招呼我“刘主任，回来了吗？”“刘主任，你好!”有的向我招手致意。大件车工组的工人们向我诉说着希望重新实行承包，钳工组也要求承包。他们见到我，好像又见到了希望。工人们的问候像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深感这里有真情。王书记手捧一张报纸在等我，见我进屋后放下手中报纸，请我坐下，静待我开口。我说: “在疗养院我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一些体会，想得到你的指导，也想和你商讨。”他听我说得如此谦逊，如此的尊重他，很是高兴，满面春风地说：“老刘，你太客气了，过去我们虽未共事，但是也很知道你的为人。中央的《决定》很及时，对我们基层工作也有很具体的指导作用。你生病后，我怕别人把握不好承包的事，暂时停了。这样吧，你回来了，先把大件车工组的承包恢复起来，还有什么想法，可以一一实施起来。”听他这样说，我的心舒坦开来，心想，王书记这人还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难相处，一定要和他处好关系。接着，我提出了两点措施：“我觉得，在生产车间落实《决定》精神，可以先在一定范围内、一定层次上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第一项措施是改变奖金的发放方式，简单说叫做集中、切块、按系数；第二项措施是找一个适当的时机，修改工时定额。弄得好，必将提高劳动生产率，继而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他听后高兴地说：“好，好，你先弄个方案出来，我们研究后发动党员和骨干支持。党支部负责动员党员和干部，你就放手干吧。”就在我正谋划方案时，厂里宣布了实行分厂制，各分厂召开职工大会，厂领导到场宣布分厂厂长、副厂长及书记的任命，还要颁发委任状，搞得轰轰烈烈、像模像样的，像这样任命车间领导干部是史无前例的。借宣布成立分厂的“东风”，我在大会上宣布了改革奖励办法，王书记讲话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支持奖励办法改革。我们配合的默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厂领导满意，职工也为之欢呼。奖金的分配向生产一线倾斜，生产一线中又向有定额的工种倾斜。有定额工种工人的奖金系数为1.1，其班长系数为1.2；无定额工种工人奖金系数为1.0，其班长系数为1.1；车间行政干部系数为1.0，技术干部为1.1；车间领导为全车间人均奖金的1.1倍，这就是把领导干部的利益寓于群众利益之中。这种分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一线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完成任务的起到了定性的作用。我作过一个统计，电机厂全厂职工4100余人，工人约2500人，其中生产工人1700多人，有定额的工人只有800多人。而有定额的工人每天实际工作时间只有4—5个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个4100多人的工厂中，每天只有400人做有劳动定额的工作8小时，他们的劳动强度相对来说，高于其他工人。如果能提高这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这个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将得到直接的提升。奖金向他们倾斜既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极积性，还有利于稳定他们的从业情结。在调整工时定额时，劳工员王淑芬碰到了一位名叫叫伍云秀的“钉子户”刨工，她加工的工件的工时定额明显偏高（用12分钟能完成的加工量，被定成为30分钟。），她不愿意修改，拒绝向劳工员报削减量，也拒绝接受考核。当劳工员走到她旁边测量加工时间时，她就借故离开。劳工员没办法，只得向我汇报。对她，我早有耳闻，知道是位很难对付的中年女工，如果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将会产生连锁反应。于是，我亲自带上计时器和工时定额统计簿走到刨床前，她见我来知道是为啥，敷衍了几句就关掉机床称要上厕所而离去。我只能守候在机床边等她回来，大约10分钟过去了，不见回来，旁边的工人笑嘻嘻的对我说：“刘厂长，不要等了，你不走她是屙不完的。”我说：“那好，我来帮她刨吧。”说完后就把刨床开了起来。加工完她未做完的那个机座后，我又重新装夹一个机座，从头刨起，并记录了上下工件的时间。待我加工完两个机座后，她终于回来了。她来到刨床边，低着头、眼泪花花的，低声说道：“刘厂长，我错了，只要不处分我，我愿意修改工时定额。”看着她那样子，我的鼻子顿感酸溜溜的。这女工赖着不愿改定额，不过是想多得几元钱的奖金，不过是不懂得修改定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大家能多得奖金。我和颜悦色地对她说：“伍师傅，别这样，不会处分你的，你放心好了。只有通过修改不合理的工时定额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才能多超产，才能多获得厂里的超产奖，大家才能增加收入。你去上厕所时，我帮你刨了两个机座，每个加工时间包括上下工件一共是12分钟，而定额规定是30分钟。你觉得合理吗？该不该修改，修改多少合适？”她听我毫无批评之意，又以理相商，心底一宽便破啼为笑了，忙说：“该改，就改成15分钟嘛!”我说：“你现在这个态度就很好，只给你改成20分钟，多给你留点超产分。其他规格的工件也照此办理行吗？由王淑芬来具体改。”她忙说：“要得，要得，刘厂长你放心，我一定配合王淑芬。”伍云秀被攻克了，其他几位想效仿她的工人都不露头了，全车间顺利完成了工时定额的修改。部分班组的生产产量承包、合理的奖金分配制度改革、再另上工时定额的适当修改，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四季度产值、产量都大幅度提高，12月完成产值52万元。除填补不足月份的产值外，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全年的月平均产值达到31万元。直流车间的进步得到厂里的表彰，被评为1984年优胜集体，直流车间的新面貌为车间职工所肯定，一股潜藏在职工内心的生产极积性已开始涌动，必将释放在新的一年。产品生产有它自身的规律，电机产品生产在符合普遍规律的同时，还有它自身的规律。工厂对车间的考核是季度考核，直流电机产品的生产周期往往超过一个月，产品生产前松后紧，是电机厂几十年来从未摆脱过的魔咒。为了适应它，为了迎接1985年，我将季末那个月的奖金比例调高，以鼓励季度末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招真灵，大件车工组的工人们不愿意下班了，下一班的人要到车床边催促上一班的人下班，生产工具的使用效率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改革的几项措施在新的一年里结出硕果，厂里在1985年实行了超产奖制度，这对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流车间1985年1季度的平均月产值达到60万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工人们的奖金也拿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就在车间职工出现团结奋斗的大好时机时，老天爷又助了我一臂之力。4 月的一天，重庆电车公司来人，说一台ZQ100型电机的风扇在维修时被弄坏了，要求卖一个给他们自已修配。我告诉他，你们自配是不行的，风扇更换后必须做动平衡试验，否则运转时会发生掁动，电机容易损坏，必须将电机拉到工厂来更换，按大修理收费，收费标准是电机价格的30%—50%。他一听后吓了一跳，说能否通融。我正想给职工搞点福利，好事正好送上门来。便向他提出：“我们免费为你们换风扇，你们免费为我们提供两辆大客车到大足石刻旅游一天。如何？”他说可以考虑，回去向领导汇报后再定。两天后事情搞定，只是把大足改成了南温泉。星期天早上，两辆大客车开到车间门口，参加旅游的130多名职工兴高采烈地登车，高唱着解放军进行曲，神采奕奕直出厂门而去。免费组织全车间职工旅游，是工厂从未有过的事，一时轰动了全厂，不少人想调到直流车间工作，理由是奖金高、福利好。直流车间的工人们也神气起来，感到身为直流车间的职工有了几分骄傲和自信。在我任直流电机分厂厂长时，1984年8月，一位名叫关行才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从生产科副科长任上，左迁发电机分厂任厂长。那时他经常到直流分厂来找我“取经”，嘴很甜，总是刘老师、刘工的喊个不停，要我提供直流车间推行的管理办法、经验等。那态度虔诚得就像一个小学生，很让人喜欢，我常给他讲点“过经过脉”的真经。他在发电机分厂干了不到一年，于1985年7月，离开发电机分厂，升任副厂长了。就在1985年8月的一天（此时古厂长已调走，由一位196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的名叫文亚的工程师接任厂长），胡副厂长来直流车间找到我，还特意把门关上后才说：“你在直流干得不错，厂里对直流已经可以放心了。现在发电机分厂不行了，一月份才完成1.5万元的产值，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一个月平均产值80万元的车间，垮到这个程度怎么得了？党委决定由你去'救场’调你去当发电机分厂厂长，把发电机分厂抓起来。你看如何？”发电机分厂是全厂最大的分厂，当时还包括后来的水轮机车间，共370多人。在电机厂，历来有发电机分厂是“江津帮的天下”的说法，据说很难管理，党支部黄书记是江津人，这个分厂只有他说了才算数，非江津人是站不住脚的。我在直流车间已经得心应手，再去发电机分厂趟浑水很值不得，反正都只是个车间主任，何必自找苦吃呢？想到这里，婉言回绝道：“我在直流工作得刚刚有了点起色，与王书记配合得很默契，愿意在这里干满三年。有当副厂长能力的关行才都没搞好的车间，我恐怕更是难于胜任哟! 请党委另外选人。”他听我如是说，多少懂得了我说话的含义，采取了激将法，微微笑道：“呵，晓得了，你是怕到发电机分厂去，怕管不下来。不过，我们认为你能胜任。再考虑考虑嘛，如果实在不敢去，过两天我们再交换意见。”说完后，也不等我再说什么，开门离去。明知胡副厂长用的是激将法，就是破解不了，尤其是那句“如果实在不敢去，”的话老是回荡在耳边挥之不去，“不敢去”有悖于我的性格，而且还会遭人耻笑。去就去，到那里撞出一遍新天地也是一份乐趣。想定之后，不等胡副厂长来找我，第二天主动给他打了电话，表示同意去发电机分厂。不知道王书记是怎么知道我将被调走的事，跑去找到党委张书记，要求不要调走我。张书记当然不会同意，他又气急败坏的跑回车间来找到我，要我去找党委要求留在直流分厂。他的诚意真令我感动，我还真想过不走了。他的这一折腾在厂领导层中引起了轰动效应。在电机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关系紧张，常有要求党委换人的事；车间党支部书记挽留车间主任的事情，尚属首例。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关系的融洽，也证明了他是能与行政干部搞好团结的。同时他也帮我表明了，我与党支部书记能和睦相处、团结共事。这就为我去发电机分厂解决党政领导团结共事的形象及心理因素做了有益的铺垫。临走前，王书记亲自安排了颇为隆重的欢送仪式，星期六下午，召集了有全车间干部和班组长（约18人）参加的茶话座谈会，晚上又一起聚餐。那时，聚餐不是去饭店，而是在职工食堂订菜，在车间外的空地上，把包装箱拼在一起再垫上塑料薄膜当桌子，空漆包线滚桶当坐凳。这种简陋的宴席是时代的象征，它凝聚着一种力量，表现了一种精神，汇集着一种情感，我忘记了那天吃了些什么，同志们又说了些什么，却忘不了那天的场景。
刘家修，1942年1月生于重庆市。1964年毕业于贵州工学院电机系电机专业，1964-1989年在重庆电机厂工作，1989-2003年在重庆市机械设备成套局工作。正高级工程师，曾在国家级、部级及地方技术性刊物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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