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鑫海花园一期 癌之治一——:西医有“三宝”从前，西医诊治肿瘤，不管是体表的还是体内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手术——割掉。 以后，虽然发现肿瘤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尤其在劳斯发表肿瘤可以由良性转化为恶性之后，诊治肿瘤的手段并没有改变，不管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一视同仁”，都要手术——割掉。 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诊治肿瘤的手段也增添了许多法门，什么内窥镜切除法、激光刀、伽玛刀、X刀……手法不断翻新，目标却万变不离其宗：对肿瘤割掉，把癌细胞杀光。 依照西方医学的道理：既然癌细胞是造成肿瘤的元凶，杀死癌细胞、割除肿瘤自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至于为什么对良性肿瘤也要“一视同仁”，道理更是简单：因为良性肿瘤可能转化为恶性肿瘤。 关键就是，除手术之外，别无他法。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在最近的几十年来，只要有人得了癌症，就要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者放、化疗。 家属花掉了所有积蓄，最后还是要送火葬场，作最后的一次“告别”……亲朋们，眼瞅着满头大汗的患者，忍着剧痛的憔悴面容，面对着家属们眼含泪水的哀伤，也只有无奈地摇头叹息。 这幅悲惨的景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许多人由震惊、恐惧而变得无奈、麻木了！ 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只有杀光了癌细胞才能治愈癌症。 可是也有人发问：为什么手术、放化疗的存活率最高才5年？ 这能算是治好了吗？ 这种又割、又杀地消灭癌细胞究竟管用不管用？ 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 几十年来仍然是这样地“割”下去，“杀”下去。 慢慢地，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叹息着：西医治癌三件宝，化疗、放疗、手术刀。 可是难以预料的是，1995年2月，有位日本医学家打破了这个领域的沉寂，公开了手术、放化疗并不能治愈癌症的“秘密”！ 这位医学家就是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放射科讲师近藤诚。 他以令人崇敬的胆识，在习惯于手术、放化疗程式化、学术权威一统天下的环境里，独特地揭露现行的癌症疗法的弊端——那是一些血淋淋的、令人震惊的，却也是发人深省的真实情况。 他希望能与不同观点的权威学者交流，敏锐的媒体抓住这个难逢的机会，当即筹划这场辩论。 可是难以置信的是，没有一位权威学者站出来和近藤诚辩论。 这一尴尬的局面，局外人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不辨是非，权威学者们仍然可以抱着曾经使其成名的理论，坐在崇高的权威高座上。 对于近藤诚的观点，他们自知无力推翻，尤其是面对那些无可辩驳的事实。 近藤诚的这本著作已由我国的尤立平和梁永宣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书名是《患者，请不要硬和癌症作斗争》。 笔者有幸买到这本书，并作了认真的阅读和思考。 下面就将这本书中有关手术与放化疗对癌症无效的根据和基本观点向读者作一介绍。 关于手术在近藤诚的书中，讲述了一个手术之恶例：富士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山川千秋，因为声音嘶哑去看病，被诊断为食道癌。 1988年6月29日，在圣玛丽亚医科大学接受了手术。 所做的手术是沿肋骨打开胸腔后将食道全部摘除，并切除食道周围的所有淋巴结，同时打开腹部将胃向上提到胸部，与食道残留的部分缝合，用胃来代替食道。手术做了10个小时。 此后，患者发烧不退，医生判断为胸部严重化脓，进行多种治疗不见好转。 到9月，病情突然恶化，因胃溃疡引起大量吐血而失血，甚至尿血，更出现高烧达40℃。 不久，因败血本症、血管内凝血并发肾功能不全于10月9日死亡。 近藤诚写道：战后从美国引进了麻醉等现代医疗技术，使许多脏器癌症都可以做长时间、大范围的切除手术。 而医生开始并不习惯做大的手术，因而制造了大量手术死亡事件。 特别是食道癌手术，十个人中就有八九个死亡。 为了继续实施手术，医生就必须大肆渲染癌症恐怖和癌避讳。 这样看来，可怕的不是癌症，也不是治疗，而是治疗的医生。 有位患者给近藤诚写了一封信，讲述她丈夫是怎样死于手术的经过。 她写道：我的丈夫在去年11月4日被东京某医院诊断为贲门癌，当场告知本人（注：贲门部相当于胃的入口处，与食道相连）。 11月8日入院，14日做了手术。 术后说明：胃、脾和胆囊全部切除，中途检查内脏时，觉得再稍切一些食道为好，于是又切了一部分食道，把剩下的食道和小肠在胸中缝合。 还说如果缝合的地方破裂时，就需再做一次手术。 16日，医生告知病人得了肾功能不全，于17日转到HCU（亚重病监护室）进行透析。 据HCU医生说，肝脏情况也不好，出现了感染。 我请求手术的主刀医生给予解释，感染问题未得到答复，医生只说缝合的地方出现破裂，现在已无法处理，这一周的病情最为关键，我听了这些话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21日转到ICU（重症监护室），为了增加心脏的血液，又做了手术，放入了气泵，身上也安装了人工呼吸等各种各样的器械。 病人一直睡着，意识不清醒，于24日死亡。听说转到ICU后给病人使用了吗啡。 病人连话都不能说，非常遗憾，但又无可奈何。 10月份我们夫妇去九州旅行的时候，他身体还很健康，我相信，如果不做手术，他现在一定还活着。 就算做了手术，只要少切些器官，然后再做钴治疗的话，也许能有救，我真太后悔了。 我觉得他是被医生杀死了，真想控告他们。 我这才知道手术是多么危险。 近藤诚写道：乳腺癌手术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赫尔特在19世纪末发明的。 这种手术不仅把乳房，而且将与乳房内侧相连的肌肉和腋下淋巴结根部全部切除，术后连肋骨都会暴露出来，手腕活动也会受到影响，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手术。 但在当时对乳腺癌还没有其他治疗方法的年代，这种手术方法像救世主一样传遍全世界，成为一种标准治法。 据笔者所知，我国医院的手术台上，也在广泛地推行这种“标准法”。 关于化疗在我国的医院里，用西医的外科手术技术对肿瘤施行切除手术老早就有了。 而化疗则是跟随“癌症”这个病名一起传入我国。 笔者知道这种疗法是在距今不过二三十年之前。 最初给人们的印象是：最新的高科技，是治疗癌症的救星。 可是没有多久，人们亲眼看到：一个个患者在化疗中感受的痛苦和紧随来到的死亡，并不比手术好些。 于是有的患者问医生，答说：“国外也是这样。” 化疗这样的高科技，对平头百姓来说是不可捉摸的；至于国外的情况究竟怎样，更是茫然一片。 笔者是读了日本医生近藤诚的大作之后才知道，现代一流的日本和美国，确如我国医生所言的“国外也是这样”。 在近藤诚的书中，讲述了很多使用化疗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很难得的。 其中有一份和我国的陆幼青一样，也是在临终前，记述自己经历这种高科技“药杀”的经过，她就是日本自由职业的专栏女作家千叶敦子。 她在《在纽约与癌共生》中写道：因为她相信这样一种宣传：对乳腺癌患者采用“预防性的化疗”的效果为：50岁以下的患者34%有效，50岁以上者22%有效。 于是，1984年秋，千叶敦子开始了化疗，她描述道：我最初两次注射化疗药物时，并没有出现副作用。 因而我乐观地认为情况不错，以为照这样下去，6个月的化疗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但在第3次接受注射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重度的恶寒、腹痛和腰痛，咽部深处好像有食物堵塞，稍一咳嗽就觉得胃内容物似乎都要吐出去一样痛苦难忍，四肢麻木，没有食欲，齿龈出血，指甲颜色变紫…… 此后，白细胞数恢复后又接受了四五次治疗，从治疗当天晚上到第3天星期日上午的几天里，我又变成了重病人，每隔几小时勉强喝些苹果汁，然后就拉上窗帘，把电话调成“无声”状态，在床上呻吟，连看书、听音乐的力气也没有……而且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 1986年秋，千叶敦子的癌症第3次复发了。 在胸的中央部纵隔处（心脏、食道、气管等位置处）淋巴结肿大，压迫神经，发音困难，于是再次向治疗癌症的化疗药物挑战，每两周接受1次丝裂霉素和长春碱注射治疗，然而这种化疗毫无效果。 千叶敦子对这次的化疗作了如下的记录：注射药物的当天，除恶心欲吐和全身肌肉疼痛外，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适感。 1周后因白细胞数目减少，非常容易罹患其他疾病，全身疲惫不堪。 每天有必须做的工作，无论如何疲倦难受，只要能有一点起床的力气，我就想爬起来。 若不是有工作的压力，我难以想象如何忍受这种痛苦，疲劳到连眼睛都睁不开的程度，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天。 因为我写的专栏必须在每星期五刊载，如果不是承担此项任务，我也许不可能再爬起来了。 事实正是这样，千叶敦子于1987年5月又出现了小脑转移，7月9日，因肺转移继发急性呼吸功能不全而死亡（享年46岁）。 她的化疗经历不及3年。 近藤诚指出：千叶敦子对国立癌症研究所发表的化疗对乳腺癌的“有效”是误解了。 其实，34%或22%的数字是指5年生存率，而不是完全治好了。 因为事实上“患乳腺癌后即使生存了5年，也不一定就是已经治好了，也有不少患者在生存5年之后因癌症复发而死亡”。 在日本，能使癌细胞减少1/3的药物便可贴上“有效”的标签，成为通用的疗效标准。 而临床的每次化疗，通过联合应用和调整用量，最多只具有杀死癌细胞总数1/10的能力，即10亿癌细胞中的1亿个，1000个癌细胞中的100个。 因此经过若干次化疗后，好不容易减到了1/3的程度，专业医师们就如获至宝地声称“有效”。 可见要想真正使癌细胞减少到1%、1‰是何等困难。 假若癌细胞转移至其他脏器时，即使瘤体只有0.lcm大小，也含有1000个癌细胞，而1cm大小则包含有100万个癌细胞。 因此，近藤诚认为，从化疗药物所具有的能力来看，要杀死所有的癌细胞是不可能的，而癌症的复发又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这其中的“内情”，局外人、平头百姓们是难以明白的。 患有乳腺癌的日本女作家千叶敦子就是误解“有效”而上了大当的。 对于千叶敦子的死，近藤诚颇为感慨地写道：千叶女士接受治疗后，可能获得了几个月延长寿命的效果，但是却因副作用而痛苦了7个月，延长的仅仅是一段痛苦的生命过程而已。 所以，对病人来说，并不会体会到生命的延长；而留下的，只不过是化疗副作用的痛苦记忆罢了。 对于副作用，近藤诚认为：化疗药物就像是从毒气的研究院中产生出来似的，本来就是有副作用的物质，而且这个副作用问题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书中又以道子的死、山川千秋的死作为例证。 他写道：道子向来身体健康，过着平常的生活。 因感觉到背痛，于1992年3月6日到B诊所就诊。 经过多种检查，确认为胃癌。 于4月17日接受手术治疗，切除了2/3的胃和淋巴结。 病理检查的结果是早期胃癌，而是停留在黏膜内的极早期胃癌，切除的22个淋巴结内也未见转移。 术后恢复顺利，5月16日出院。 就在出院之前，医生开始给她用上了有问题的化疗……之后再次入院，于6月29日与30日应用化疗…… 道子于7月2日出院，从那天起出现高烧，达38℃，本来就有的腹泻更严重了，腹痛也更厉害了。 因此，于7月3日第3次住院，用静脉点滴来补充水分，但水样腹泻依然不止，全身状况不断恶化，被认为因感染而出现的40℃左右的高烧持续不退，正常白细胞应在3000以上，而道子的白细胞在7月6日时已减少600；7月7日前后，血压由平时的150降低为100左右。 B诊所意识到事态恶化，于当天将道子转到了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 转到大学附属医院后，道子被诊断为：白细胞减少、败血症、血管内凝血症，开始进行集中治疗。 但在第2天，即7月8日，道子因舌根部堵塞喉咙而出现呼吸暂时停止。 采用复苏抢救后意识虽然恢复，又因口腔内大量出血而再次出现呼吸停止、意识消失。 经气管内插管、人工呼吸器抢救，意识未能完全恢复，于18日死亡。 山川千秋是富士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她的遭遇与道子类同：53岁患胃癌的女性。 术后第10日起开始给予5-氟尿嘧啶，到第21日止未发现异常，全身状况良好。 第25日第7次给药后突然出现频繁腹泻、肠蠕动亢进，其后见血性腹泻，第27日起持续高烧（39℃）。 各种止泻药物均无效。 第35日出现黄疸，第38日合并有血痰，接着持续出现呼吸急促，第40日因呼吸不全而死亡。 近藤诚写道：在日本，至今为止，因副作用而死亡的“道子”大概有数十万、数百万之多。 为进一步例证化疗及其副作用对生命的危害，近藤诚在书中引述了3个医师的自我记述：一个是精神神经科医师西川喜作，他患了前列腺癌，每周点滴1次顺铂和光辉霉素，治疗几次以后，他得出如下看法：也许忍受了化疗药物的副作用能医治我的病，但是不完全治愈反而可能因副作用再也无法恢复健康。 同时药物对肝肾功能的损害也太大了。 按照主管医师的治疗方案，1个疗程需4个月，而且难以保证1个疗程就结束治疗，还会考虑延长为两个疗程和或3个疗程……如果静脉注射化疗药物能够保证延长三四年的生命那还算好，然而并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需默默地在床上忍耐三四个月才能度过这一段时间。 这使我无法接受……于是我下了决心，不接受静脉化疗而出院了。 另一位是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的外科主任竹中文良，在他写的《医师患癌症之时》中，记载了他自己患大肠癌的经历。 文章的大意是说，由于他对癌症的恐惧而试着注射了一次化疗，而用药后因为令人吃惊的副作用而中止了化疗。 还有一位患癌症的日本医生竹中，在静脉点滴化疗药物1周，同时口服化疗药物一段时间后，却下决心中止了化疗。 他所以中止化疗，是因为许多抗癌的化疗药同时也是强有力的致癌物（致癌研究者们已经证实，应用强力抗癌剂和放射线也可致癌）。 近藤诚认为：竹中文良“试着治疗一次看看”的观点是有它的道理。 但现实的问题是“所有接受治疗的人无一不产生副作用，而且病情恶化的人更多”。 可以坦率地说：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因接受化疗而获益。 因此，近藤诚认为，试着治疗的最大问题是：这一次治疗的副作用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 很多人仅注射1次阿霉素便使头发全部脱落，头发脱落尚能再生，有的化疗药物注射1次就出现了脑损害而变为痴呆，或导致肾功能不全而终生过透析生活……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这些治疗是毫无意义的。 近藤诚写道：有不少人从手术室直接就进了太平间。 还有很多患者在入院后不久，就因化疗药物的副作用而死亡。 医生可以这样说：癌症是非常可怕的疾病，为了救助患者，不得不面临危险的化疗药物和手术的挑战。 从近藤诚的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日本，凡是被医生们诊断为“癌症”的患者，大都相信医生的这些话，冒着危险接受手术和化疗，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我国，情况也是如此。在济南，笔者的外甥媳妇，原是一所艺术学校的国画教师，因咳嗽严重被医院诊断为“肺癌”，并接受了“化疗”疗法。可是她实在忍受不了化疗给她带来的痛苦，跪求母亲“宁死也不再化疗”。 可是，母亲却深信化疗会是女儿的唯一生路，不料连续几次化疗就送了女儿的命，自己也因丧女之痛随后离开了人世。这是发生在笔者身边的悲剧。 上海的陆幼青在最后的《生命的留言》中，有段话可以给人们对国内肿瘤患者的处境有个概括的认识。 他写道：中国大部分肿瘤病人都在重复这样的故事，先是用廉价的、国产的、毒性可能跟农药差不多的化疗药物，然后眼看着体力不支，化验单上的数字直线下降，满头黑发一夜尽枯，然后，遵医嘱去医院门口的药店或是某公司购买辅助药物，止呕吐的、升白细胞的、增强体质的，它们都有同一个特点，量少价高。 有位朋友告诉笔者说，她的亲友因被诊断为癌症后，在一次化疗时，护士注射时将药水漏洒在她手背上，皮肤立时变成深褐色，吓得她不敢再化疗了。 而手上皮肤的颜色几个月都变不回来，她才知道化疗药物的毒性实在太惊人了。 陆幼青是从医书中知道化疗的毒性以及其疗效只有10%。 因此他在《生命的留言》中写道：想想也是，把自己的全身灌满毒药，只因为身体里有个地方长了个病灶，从常理来推测也是一件低效率的事，我果断地把另一半化疗处方扔了。 我同室的8个病友全部在按质按量完成了化疗1年内死去。 陆幼青虽然没有“按质按量”地做化疗，但是他已经做过的手术和化疗，耗去了他的全部生命，所以没过多久，也跟在那些病友身后，离开了人世。 面对肿瘤，不管是良性的、恶性的，除了割掉之外，别无他法；面对难以分辨、而且“不听指挥”的细胞们，除了不分好坏地“格杀勿论”之外，也是别无他法。 至于杀灭的手段，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发展，也增添了不少新的“法门”，什么“内窥镜切除法、激光刀、伽玛刀、X射线”等等，只要是可以割除肿瘤、杀灭癌细胞的新科技，都会“拿来我用”。 至于患者术后的生存问题，不在考虑议程，因为在这些专家、学者心目中，“得了癌症的人，终究是活不长的”。 或有人问：为什么良性肿瘤也要割除呢？答案很简单：一是良性肿瘤可能转化为恶性的；二是西医对肿瘤，除手术之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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