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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三大版本 闲话 雕版  古籍版本的名目众多，但可以粗略地分为官刻本、坊刻本和私刻本。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中第一次将书籍分为官刻、坊刻、私刻。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多为官员，士绅、文人以及佛寺、道观等刻书。坊刻多为书坊商人刻书。除坊刻以盈利为目的以外，官刻与私刻大都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较易出精品。 1 Part 1 官刻 《旧五代史》记载：“时以诸经舛缪，（冯道）与同列李愚委学管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刻石经雕为印版，遍布天下，后进頼之。” 一般认为官刻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行为上升至中央政府倡导之事。《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并由国子监主持，收藏也在国子监，所以称其为“五代监本”。 历代朝廷都设有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上面所说的国子监外，元朝设有兴文署，明朝设有司礼监，清朝设有武英殿。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自己业务相关的书籍，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 由于财力雄厚，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较为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深受文人追捧。而许多大部头的书籍，非官刻无以刊印，如《大藏经》《太平御览》等。 在内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主，强调教化功能，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为圭臬，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故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再如明代的经厂刻书，多出自太监之手，校勘不精，素为后人诟病，但明代的藩府刻书，则在藏书家中享有口碑，人称“藩刻本”。  南宋江西庐陵官刻初印孤本《资治通鉴纲目》 2 Part 2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称“家刻”。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黄丕烈，一生酷爱藏书，又一生刻书，是版本学卓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黄丕烈那样，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熟悉学术发展状况，也熟悉学术界读者需求，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所刻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书之事，并非以此为生，只是因为成本太大，不售卖无以为继，但售卖又往往不懂经商之道。因此罕见从中致富之人，而将家产赔了进去，又乐此不疲的，总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士大夫一向轻视经商，士人刻书不谙商业经营之道，观念上又以利润最大化为可耻。从现代出版观念考察，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点。  明汲古阁《十三经》 3 Part 3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时开封大相国寺附近已经成为书铺集中之地。古代书铺有两种：一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自宋至明数百年不衰，所刻书人称“建本”或“麻沙本”。自宋开始，全国出版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浙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建阳）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小说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出版商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刻为高，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如雕版书籍中象鼻书耳的运用。  坊刻本《验方新编》 一般说，官家刻书财力、人力充足，校刻质量应当问题较少，但于当朝违碍回避较多，是其不足。家刻本因其多重家声，故校刻多为精良。坊刻本则较复杂，宋人叶梦得曾说:“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石林燕语》卷八）虽不可一概而论，但因坊刻的目的确实在于盈利，故其刻书希望“易成而速售”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不少书坊主人，因其结交了不少文人，刊刻精良者也的确不少，如临安陈宅书籍铺就刻了不少好书。 the end 公众号：闲话雕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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