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战争年代（1918—1921年）同列宁的会见

​国内战争年代（1918—1921年）同列宁的会见

卡·克·达尼舍夫斯基

　　1917年底和1918年上半年，我在德军占领的拉脱维亚从事地下工作。“斯巴达克派”小组在工人、农民以及德国士兵中进行革命工作，出版拉脱维亚文、德文和俄文的报纸，印发传单。它与一些德国士兵有直接联系，而且对驻扎在里加、库尔兰和里夫兰的德国部队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德国部队在一步步地瓦解，这在1918年初和春天尤其明显。由于这个缘故，德军统帅部不止一次地调动“被感染”的部队，将他们派往大后方（科尼斯堡[1]等地）去。

　　德国反间谍机关和暗探局疯狂迫害斯巴达克派的同志。尤其是在里加工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工人和德国士兵互相作出友好表示之后，他们逮捕了数以百计的革命工人。集中营里关满了布尔什维克。许多人牺牲了，但革命工作继续进行，与部队的友好关系不断扩大和加强。

　　拉脱维亚的孟什维克厚颜无耻地公开倒向凯撒威廉。他们勾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凯撒威廉的儿子发出名为建立自治的拉脱维亚，实为加入德意志帝国势力范围的效忠信。拉脱维亚的孟什维克变成了 “凯撒社会党人”，他们终于被清除出拉脱维亚革命社会民主党。

　　有关斯巴达克派同志在德军后方的工作和政治形势的报告（虽然是不定期地通过前线）不断送给彼得格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列宁无疑是了解这一工作情况的。

　　这是布尔什维克为争取对德媾和，反对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口号而斗争的时期。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发动革命战争”，实则主张冒险，使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得不到巩固。

　　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小组在自己的活动中毫无保留地捍卫列宁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疑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当我根据组织的决定于1918年6月下旬同俘虏和难民一道秘密地回到苏维埃祖国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电要我立即去莫斯科见他。

　　自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芬兰时期”（1907年）以来，我已有十年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他的外貌变化不大。他的目光依然深邃锐利，带有探究意味，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人感到他在询问，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并提出警告，似乎在说：要说实话，只说实话，只说你自己非常了解和经过你验证的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爽朗地笑着，站起身朝我走来，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赫尔曼，十年不见，您倒变年轻了！”

　　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记得我。我听了多么高兴啊！要知道，过去的十年是在地下工作、囚禁、押解和流放中度过的。流放纳雷姆，逃亡，参加二月革命，在前线第十二集团军工作，与克伦斯基[2]反动政府斗争，又转入地下工作……

　　前线德军的情况怎样？ 士兵的情绪怎样？布尔什维克在做什么？——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的几个主要问题。

　　我简要地叙述了情况：德国人惶惶不安，统帅部不信任士兵，给养很差，士兵强烈不满，但纪律仍相当好，统帅部仍能控制军队，也有可能调动军队来打我们，进攻莫斯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徳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做鼓动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首先取胜，然后革命。士兵也这么说。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做了很多工作，人数虽不多，但坚强有力，组织得很好……

　　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汇报感到满意。

　　“您应该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表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某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冒险。您了解这些动向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对如何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给我作了许多指示。我写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提纲。7月4日我发了言……[3]

　　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会场的气氛愈来愈紧张。7月5日晚突然一颗手榴弹在大剧院的某一层楼上爆炸了，引起了一阵混乱。当时主持会议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4]的冷静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沉着使会场很快安静下来。会议毫未受阻，继续进行。

　　我发言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会场。但是，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见面时，他称赞这个发言。这说明他看了我发言的速记记录和代表们对我的发言的反应。特别是第二点反应（载于1918年7月6日《真理报》）与伊里奇对我发言的看法相同……

　　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也在莫斯科蔓延开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定铤而走险，阴谋挑起苏维埃国家与徳国的武装冲突，其结果必将使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工人的胜利果实受到损害……

　　当布尔什维克反对冒险者和挑起战争的决议案付诸表决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留下来的是布尔什维克和为数不多的支持者（反革命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时已被清除出苏维埃）。

　　7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和政策的报告。报告严厉痛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日益公开反对苏维埃，即反对革命的言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声明：

　　“当有人在这里谈到跟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时，正如前面一个发言人谈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争吵，那我就回答说：不，同志们，这不是争吵，这是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分裂，这是两种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分裂：一种是忍受着困难的处境、向人民说出真话而不是一味地发泄怨言的人，另一种是一味地发泄怨言而不自觉地执行着挑拨者的工作的人。”[5]

　　挑拨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徒和变节分子果真在第二天就干出这个“挑拨者的工作”，完全是蓄意将年青的劳动共和国拖入一场与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去。

　　7月6日十四时左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勃柳姆金[6]在其中央委员会的指使下向德国大使馆扔了一颗炸弹，炸死了大使米尔巴赫[7]伯爵。

　　这也是在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罗维奇[8]的直接指使下干的。与此同时，肃反委员会支队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9]命令支队进入战斗准备，煽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府。叛变和挑拨之卑鄙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择手段地挑起新的战争，使尚未巩固的劳动共和国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受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

　　炸死米尔巴赫后，叛军炮兵连立即向克里姆林宫开炮，炮弹击中布拉戈维申斯克教堂。然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显然害怕继续炮击工农政府，因为冒险者脱离群众，缺乏立即发起进攻的决心。

　　炮击克里姆林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暴动（7月6日十五时左右）的信号。

　　在这以前，代表大会代表和俄共（布）党员己经接到密令：离开会场（大剧院）到工人区、工厂等地去组织工人群众粉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叛乱……

　　布尔什维克党迅速部署了镇压暴动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组织并领导工人战斗队和红军部队。他详细了解兵力情况，掌握叛乱分子的动态，给司令部和无产阶级军队领导人下达行动指示。

　　7月6日傍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找去，向我提了几个问题，谈了几分钟。

　　“拉脱维亚步兵的士气怎样？他们知道您，您在拉脱维亚部队工作过。要把城外霍登卡教练场的拉脱维亚部队调入市区。”

　　我回答说，从1917年8月起就几乎没有再见过拉脱维亚步兵，但我认为，他们一听到人民委员会的号召就会起来反对叛乱分子。这时我还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抽出哪怕几分钟时间接见驻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团的指挥员，并给他们讲话，那将是很起作用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稍加思索（显然顾不上谈话，时间宝贵，已经听到了关于拉脱维亚步兵团部分指挥员起了歹念的传说）后，便同意了。深夜，拉脱维亚步兵团的几个指挥员和我一同来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接待室。不一会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来了。由于劳累，他的脸色显得灰白。但是，他很快走到这几个军人面前，打了招呼，简要地谈了战争挑拨者、反革命暴乱分子、叛徒的情况，并说，为了使国家免遭一场新的战争破坏，必须立即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消灭。指挥员们表示同意，谈话就此结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地转过身去走进另一房间：夜里还有更重要的、更紧张的工作在等待着他……

　　波波夫的叛乱部队于7月6日晚九时前在三圣巷区集结。他有步兵约两千名，火炮四一八门，机枪六十挺，还有迫击炮和手榴弹。

　　7月6日夜，苏维埃部队将这个区（基督救世主堂、阿尔巴特广场、克里姆林宫、热情广场、苏维埃广场以及卢比扬卡广场）团团围住。拉脱维亚步兵部队改归莫斯科市兵役委员会（军事委员是别尔津[10]和佩切同志）领导。由彼得斯[11]同志临时代理捷尔任斯基[12]同志主持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司令部由穆拉洛夫[13]领导，一切军事行动由波德沃伊斯基[14]（卫戍司令）指挥。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由瓦采季斯[15]担任。

　　拉脱维亚第九步兵团的一个连守卫发电站。

　　7月7日拂晓五—六时，开始炮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司令部。猖獗一时的叛乱注定要失败。十一时前，各处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赶进三圣巷。十二时，叛乱分子司令部开始乱作一团。他们从杰格佳尔纳伊巷向库尔斯克车站和索科里尼奇撤退。

　　7月7日十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莫斯科各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发出话传电报：“……立即尽可能多派武装队伍，派出部分工人也可以，去追捕逃散的叛乱分子。

　　要特别注意库尔斯克车站区，其次是所有其他各车站。务请尽可能多组织些队伍，不使一个逃犯漏网。

　　对于被捕者，未经再三审查并完全证明与叛乱无关，一律不准释放。”[16]

　　7月7日十三时三十分已经査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在溃逃。就在这一天，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给莫斯科省各乡、村和县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发出话传电报：

　　“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匪帮已被击溃，正向城郊逃窜。这次冒险行动的首领全部在逃。要采取一切措施捉拿和扣押胆敢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分子。扣留全部汽车。在所有公路上设置拦路杆，由地方工农武装部队把守。有消息说，暴动分子的一辆装甲车已逃出城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截获。”[17]

　　7月7日十六时发出最后的（即第三次）政府通告：叛乱已彻底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粉碎……[1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莫斯科无产阶级一道度过了这些战斗的日日夜夜。列宁经常询问战况，为此穆拉洛夫司令部和拉脱维亚师司令部不断发出有关我军运动和坚决打击叛匪的准备情况的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电话坚决命令加快战斗的进程。他对那套十足的“军事行家式”的战略战术很不满意，要求做到：迅速、果断、毫不留情。列宁要求向叛徒和挑拨者开炮（特别是在得到捷尔任斯基被捕的消息之后）。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夜间亲自带领几个最亲密的战友检查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岗哨，察看市内的动静，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镇压叛乱，制定进攻并消灭无产阶级国家的敌人的策略。他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利用敌人在策略上的软弱和胆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被动局面），亲自给各市、村苏维埃，给司令部发出指示和话传电报。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批准了消灭叛乱分子的方案（用密集的炮火，亳不留情地轰击敌军司令部）。

　　这都已经实现。

　　列宁还就如何消灭仓皇逃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了非常具体的指示。

　　1918年7月间，我第一次目睹列宁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这一领导本身具备了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非常敏捷地判断情况，准确地作出行动指示，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兵力、武器和行动性质。此外，列宁从不放过任何可能影响战役胜负的细节（打击方向、战斗性质、人员配备、激励士气、采取措施以防敌人逃跑、动员工农群众等等）。

　　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敏锐地察觉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背后打击工人国家的卑鄙的叛变行径。但他镇定自若，不露声色。唯有在他提问，尤其在他得不到满意答复的时候，透过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十分严峻的目光和急促生硬的动作才能看出他内心的焦急。列宁知道挑拨者使年青的无产阶级国家和千百万工人群众遭受极其严重的军事打击，他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成了一小撮狂妄的，并且钻进执政党内部的冒险分子的赌注。这是最无耻的叛变行径。消灭叛徒和叛乱分子——这就是1918年7月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作的全部书面和口头指示的实质。

　　经过1918年七月事件，我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列宁是我们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战斗的领导核心，他动员工人群众，他配置各条战线上的人力，他给指挥人员作有关各条战线当前和今后任务的明确指示……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制造的莫斯科七月叛乱，在当时不是一件孤立的、个别的反革命事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在各地挑起暴乱。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在时间上正好与协约国日益加剧的武装干涉阴谋活动相配合，因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反对工农共和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名副其实的走狗。

　　7月9日夜，雅罗斯拉夫里发生暴动。同时英国占领了克姆、索罗卡并向摩尔曼斯克进逼。

　　在下新城省的阿尔札马斯和木罗姆的叛乱分子也蠢蠶欲动。

　　7月12日，列宁向全国广播说：“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作战的部队前总司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19]被英法帝国主义者收买。他已从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逃往辛比尔斯克”，穆拉维约夫命令部队调头“反对德国人”（其实是去进攻维亚特卡，萨拉托夫，奔萨和莫斯科）。

　　列宁命令：“企图在德国战线上发动进攻的任何煽动都是挑拨行为，应就地枪决。宣布穆拉维约夫不再受法律保护，就地处决……”[20]

　　穆拉维约夫当天就被我们缉拿枪决。

　　德国帝国主义者也想利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制造的叛乱。7月14日上午十一时，他们几乎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同意他们派一营德国士兵保护他们驻莫斯科大使馆。列宁断然拒绝了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者，并让他们明白，苏维埃宁愿自己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也不让帝国主义的军队开进莫斯科。天空布满了战争的阴云。7月15日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德国的答复[21]。答复中表现出的革命决心制止了战争的爆发。

　　我在返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途中，就决定转到部队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立刻就同意了，还顺便谈了我与拉脱维亚步兵师的关系……不久（7月10日）我就被任命为拉脱维亚步兵师的一名军事委员……首先我到了莫查—鲁査耶夫卡（奔萨）战区。那里有一个拉脱维亚步兵团（好象是四团）表现不好。四团驻扎在几节车厢里，住的是取暖货车，睡的是弹簧铺，过着旅行家式的生活。一听到敌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枪声，便一面还击，一面开动列车逃出四十——一百公里以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给我的任务是要四团撤离列车，于是我立即出发。这是我第一次到国内战争前线去。我乘坐一列由一个小火车头和一节货车组成的“政府专车”离开沃罗涅日。沿途停靠时，车厢里挤满了当地农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的任务顺利完成了：在团的一次会议上我建议列车开到后方去。起初步兵们大发雷霆，但不久就平静下来了。他们毕竟是一些能战斗的小伙子，是革命的战士。这一事件解决了，该团进驻到指定的战区。

　　7月12日，瓦采季斯被任命为东方（捷克斯洛伐克）战线总司令，我被任命为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一任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决定、直接下达的。他亲自与彼得松[22]（拉脱维亚师的军事委员，党内的一位老同志，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时期在师里工作）商谈了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如果有一名军事委员作为拉脱维亚师的负责干部，与拉脱维亚师师长瓦采季斯共同领导当时最危急的战线是有好处的，因为出于当时的局势，各拉脱维亚步兵团肩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几乎所有的拉脱维亚步兵团都被调往伏尔加河，调往喀山前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情况任命我的。

　　我们曾经约定，遇到重大问题，就去找列宁本人。1918年8月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我们东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柯鲍泽夫[23]、达尼舍夫斯基[24]、梅霍诺申[25]和拉斯科尔尼科夫[26]）的信中写道：

　　“同志们！

　　借此机会写几句。

　　各军事领导人和瓦采季斯的工作干劲足吗？政治委员们对他们监督得好吗？

　　对布洛欣[27]有哪些反映？他确实很好吗？如果确实很好，那么让他发挥得够吗？

　　当然我从侧面判断，容易弄错。不过，我担心：“司令部”是否在压制下面的群众性的生气勃勃的工作？在军事上同贫苦群众联系得够吗？

　　发动和吸收贫农的工作是否尽力做了？

　　现在革命的全部命运就在此一举：在喀山—乌拉尔—萨马拉战线上迅速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

　　一切都取决于此。

　　指挥够果断吗？进攻够坚决吗？

　　请打电报并派人送信答复，哪怕几句话也可以。

　　 敬礼！

　　列宁”[28]

　　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东线战况，提出派增援部队的工作要加紧进行，请求调査增援部队行动迟缓的原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警惕地注视着东线战况，立即针对我们对人员补充、给养、装备和政治工作的要求作了明确的答复。这一点国防委员会的简短记录（遗憾的是内容太少）也可以为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我们战线的政工人员的个人信件中要求经常向他报告我们战线的形势和个别指挥员的情况等，同时指示我们应如何行动。

　　列宁不能容忍任何拖拉和犹豫。他要求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匪帮。捷克斯洛伐克匪帮正在纠集东部反革命势力，鼓动敌对的阶级反对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我们不善于贯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不善于迅速组织起一条有战斗力的坚强的红色战线，不善于发动伏尔加河流域首先是喀山的无产阶级起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我们虽然对临阵脱逃者、胆小鬼、无政府主义者，对几支游击队的可疑的“革命行动”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镇压措施，但没有能及时肃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的叛变行为在红军中造成的无组织现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过问加强东方战线的工作。1918年7月29日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29]。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断督促最高军事革命委员会援助东线。8月10日，列宁直接下令将西线大批部队调往东线。铁路部门奉命让调往东线的部队立即通过。

　　但为时已晚，8月6日喀山沦陷了。我们专门发电报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列宁。

　　8月6日晚（约九时），我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带领在郊外和我们会师的肃反委员会部队，开赴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道（不很巩固的）防线。我们两人取道库哈尔基诺、科捷尔尼奇到达维亚特卡，然后由维亚特卡乘火车到达莫斯科（拉斯科尔尼科夫到雅罗斯拉夫里和下新城去集结有战斗力的伏尔加河区舰队和组织下新城的防御）。

　　到达莫斯科后，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报告了东线的情况。他很不满意，然而他对这次打败仗的人员却很慎重，很克制。他查问打败仗的人员对这次失败负多大责任，犯了那些错误，是否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失败。他想知道喀山沦陷前后的全部细节，我们采取了些什么措施来避免沦陷，鞑靼农民、喀山工人的情绪如何，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询问了新到的工人增援部队的情况，增援部队迟到喀山的原因，陆军人民委员部以及托洛茨基本人是否竭尽全力帮助东线等问题。

　　我说，喀山各工厂党的工作没有做好，东线与当地党组织配合不够紧密，因此没能将工人发动起来保卫喀山。我汇报了喀山的白匪暴乱事件，尽管拉齐斯[30]同志事先做了大量工作，还是没能防止暴乱的发生。我还谈了我们在撤退途经鞑靼人村庄时，富农拼命反对红军部队，抓走了单独或三五成群活动的红军战士。我谈到受富农影响的鞑靼人村庄至多只能保持中立。可是马里人村庄拥护我们，帮助我们的部队；有些部队……动摇叛变，以至于掉转枪口打我们；司令部里出了叛徒，在前线出了胆小鬼和逃兵。表现坚定的只有几支红军部队、工人队伍和拉脱维亚步兵。我提出要严惩胆小鬼和逃兵，甚至动用机枪来对付他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听着，间或插话询问某个细节或他感兴趣而没有明确提出的问题。他一面认真听取汇报，一面提出问题，把汇报引向他希望了解的方面，以便搞清那些对他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所必需了解的情况，

　　当我汇报到胆小鬼和逃兵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紧靠着我，用严峻的、不容置辩的目光凝视着我，微微眯起眼睛，压低嗓门说：

　　“对，……必要时枪毙几个，给胆小鬼和逃兵一点厉害看看！”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军队一定要有纪律，有了纪律我们才能打胜仗；我们要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紧密团结的红军；应将克伦斯基余孽、“委员会”分子清洗出军队；应采取强制办法肃清军队中道德败坏现象（部分是在红军初创时期仓促复员旧军队人员时遗留下来的）……

　　离开莫斯科后，我立即去阿尔札马斯。喀山沦陷后东线司令部迁到了这里。

　　我不记得哪一次从阿尔札马斯去莫斯科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谈到过托洛茨基及其在前线的作用。我汇报了前线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对托洛茨基专车象游击队一般，突然开到这个战区，突然又开到那个战区的做法普遍不满。指挥部也不满意，因为托洛茨基专车在通过和停留时，前线常常形成双重领导的局面，打乱了作战行动和计划，因为托洛茨基常常既不让指挥部、也不让革命军事委员会知道他的命令和行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发生的情况尤其突出。托洛茨基停留在这一战区使该区军事行动的指挥陷入了极度的混乱。有时还得派出专门部队保卫或营救他（曾经发生过白匪军袭击喀山铁路并包围托洛茨基专车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还企图直接发号施令。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前线的混乱，使政工人员和指挥人员非常恼火。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这一切，并建议把托洛茨基从这个战区召回。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说道：

　　“托洛茨基是个大人物，他很有办法，为吸收旧军官参加红军做了很多工作，为组建红军出了很多力。但他不是自己人，对他不能完全信任：谁也不知道他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来。要密切注意他。我们暂不把他召回。你回去以后，把情况调查了解清楚，详细地向我报告，那时再作决定。也许要给这类通信规定一套专用密码，请写给我本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番话对我震动很大。他对托洛茨基的评语使我困惑不解，因为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就经常在公开场合维护托洛茨基的威信，摆他的功劳，等等。

　　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次谈话的精神实质，甚至语气都作了准确无误的传达。

　　接着，我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殊通信便开始了。我汇报前线的形势，前线的缺点和弱点。我常用拉脱维亚文写给彼得松（拉脱维亚师军事委员、老布尔什维克，现已故>，由他将信直接或翻译以后转交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注视着前线发生的一切变化。他亲自对每一个多少值得注意的情况或每一件请示报告，都迅速地亲自下达指示，或者将问题提交国防委员会讨论……

　　喀山前线局势日趋紧张。托洛茨基惶恐不安，干出了蠢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向他发出措词激烈的电报指示。

　　8月30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电报指示托洛茨基，一定要采取特别措施惩办高级指挥人员，可以送交法庭，甚至枪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迟迟不攻打喀山一事感到诧异和不安。他指示不要怜惜城市。

　　9月8日[3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电：“我确信，你们会对喀山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白卫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富农吸血鬼进行无情的镇压。”[32]

　　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战区停留期间的所作所为，有时简直叫人难以容忍：他又是“发号施令”，又是组织“出击”,有一次曾陷入白匪的包围，招来了敌人的炮击。当然，如果白匪俘获了陆军人民委员，气焰就会嚣张到极点。按照事先的约定，我用电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了斯维亚日斯克战区的形势，请求将托洛茨基召回莫斯科。我将电报的副本送给托洛茨基。我不知道用什么借口将他召回莫斯科。但事实是：数天以后的一个夜里，托洛茨基的专车来到了阿尔札马斯附近，要我马上到他的车厢里去。我来到了托洛茨基那里，他勃然大怒，他提高嗓门说：

　　“您归我领导，您无权越级给政府发电报，”如此云云。我回答说，我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他受的是同一个机关的任命；我认为向政府和党中央报告一切是党员的义务；依我看，为了顺利地领导军事行动，党和政府应该知道这一切。我们的谈话自始至终十分激烈。这是我为了工作的问题第一次与托洛茨基发生争执。托洛茨基不喜欢任何批评（现在可以说不喜欢自我批评）。他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容不得半点意见，他要求别人盲目同意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托洛茨基自己可能也感觉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面上维护他的威信，实际上却对他抱有戒心，政治上对他不信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第二次去东线前夕对托洛茨基所作的评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不信任。托洛茨基非常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人的高超艺术：善于把干部安排到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岗位上，善于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和特点为党和革命的利益服务，甚至连他在政治上并不是百分之百地信赖的人也不例外。不过，他对后者特别注意考察，时刻保持警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1918年底（10—11月），司令部从阿尔札马斯迁至谢尔普霍夫。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力量总指挥部。司令部离国防委员会近了。我常常，有时甚至每天都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用电话直接（或通过秘书）下达的各种指示。各条战线的基本战略任务都是党中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主持下研究制定的。给东线的增援也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微不至的、直接的关怀下由工农国防委员会组织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我们（瓦采季斯、达尼舍夫斯基和阿拉洛夫[33]）1918年12月7日关于组建十个师以及粮食、武器、被服、驻地、政治教育等问题的电报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工农国防委员会在12月8日就对这份电报作了研究。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先后在12月11日和15日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一再提出这些问题。他检查哪些已经做了，组建新师所需的一切东西是否都已拨出。他不相信口头说的，而要从各个方面通过不同途径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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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底，继德国革命之后，拉脱维亚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拉脱维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12月底，斯图奇卡[34]同志带领一批工作人员去拉脱维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这个新开辟的西线的局势。有关苏维埃拉脱维亚的问题，我个人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直接交往，都是由斯图奇卡联系。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图奇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我接替了他的工作，当选为俄共（布）候补中央委员。在拉脱维亚无产阶级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艰苦奋战的整个时期，我几乎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战场。

　　直到1919年7月，我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报告前线局势，并对总指挥部提出严厉的批评，恰巧其他几条战线的布尔什维克也对总指挥部提出了批评，这一严厉尖锐的批评也涉及托洛茨基（西线盛传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拉脱维亚战线现在已毫无价值，因此用不着援助啦！”）。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去东线担任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通知。我到了莫斯科，党中央让我在首都作短暂停留。这时，俄共（布）正在激烈辩论撤换总指挥部领导人员的问题。

　　为了弄清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部的情况，1919年7月5、6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派出特别小组来到谢尔普霍夫。我在（7月7日）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坚决要求立即撤换总指挥部领导人员，并将一些负责的参谋人员调离岗位。我认为再也不能继续在政治上信赖目前的参谋班子了，在全线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不能依靠他们指挥重大战役。指挥年青的无产阶级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应当是这样的司令员和参谋长，他们必须在前线指挥工作中显示出具备指挥国内战争的才干、真正掌握敌军的战略战术、并善于结合阶级战争的各种特点运用苏维埃的革命战略战术去对付敌人。

　　东线的布尔什维克（古谢夫[35]、斯米尔加[36]等人）推荐谢·谢·加米涅夫[37]和普·普·列别捷夫，他俩成功地在东线发起进攻，一鼓作气消灭了敌人。古谢夫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极其尖锐而有说服力的发言。他指出，战争规模已超过现有的总指挥部的能力，总指挥部干预得过细，这在战争初期（1918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1919年就有害无益了。各条战线已涌现出一批新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应该创造条件将他们的作战经验用于总指挥部的参谋工作中去。可是，现在的总指挥部基本上是一些只会照旧章程办事的人，他们没有直接参加过国内战争前线的战斗。

　　托洛茨基气急败坏地拼命反对撤换总指挥部领导人员。在党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要只谈了几点意见，提出了阐明局势的若干问题。显然，他对总指挥部领导人员也是不满的。决定第二天继续讨论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托洛茨基没有出席。问他为什么，说是生病，不能到会。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这个情况，他听后，笑了一笑，走过去给托洛茨基打电话，说中央委员会在等他，问题一定要在今天解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托洛茨基说：“如果您真有病，那么中央委员会会议可在您家里召开。”

　　托洛茨基的回答显然很简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只讲了几句话就回来了，又继续从容地与同志们谈话。大约过了十五至二十分钟，托洛茨基来了。会议继续进行。托洛茨基还坚持必须保留原来的总指挥部领导人员，他说没有理由把他们撤换掉。并扬言，如果撤换，他就要离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次插话表明，他坚决赞成撤换总指挥部领导人员，赞成将东线指挥部领导人员安排到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因为东线指挥部领导人员已经学会打击敌人，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他们对革命事业是赤胆忠心的。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托洛茨基声称要到南方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谁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至少在这次会议上是如此。

　　会后，我乘车回到自己的车厢前往文达瓦车站。我打算在文达瓦度过第一次十天的假期。

　　但是，第二天傍晚，运输肃反委员会要我接电话。我拿起话筒。这是列宁打来的电话，他要我马上到他那儿去，商谈一件非常紧急和重要的事情。我立即到克里姆林宫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在等我。他马上接见了我，仍和往常一样，向我一步一步地走近，几乎靠在一起，微眯着双眼，用机警敏锐的目光盯着我。两个大拇指插在西服背心里。

　　“赫尔曼，您得立即去谢尔普霍夫安排撤换指挥部领导人员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到谢尔普霍夫后如何开展工作作了一系列非常明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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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国内战争中出现的一切问题，不论是全局性的还是局部性的，也不论各个时期战争形式怎样，都要亲自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还记得1920年，那是剿匪、反对开小差和保卫军需仓库等任务极其繁重的时期。

　　2月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决议：“为了坚决肃清猖獗的匪患”，特规定“凡被控有持械抢劫、袭击掠夺、其他抢劫等行为者概交革命军事法庭审判……革命军事法庭的判决为最终判决，不容反驳，不准上诉”……

　　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一系列电报指示。他不止一次地给我指示，为工作指明了方向。

　　“严惩匪徒！”

　　“决不宽恕逃兵！”

　　同时他还指出：“要认真分析逃兵的社会成分，既要执行惩罚政策，也要多做解释和政治教育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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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是国内战争最紧张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也是苏维埃国家开始摆脱白匪、外国武装干涉者、波兰地主强加给她的战争的一年。

　　红军击退了皮尔苏茨基[38]部队，兵临华沙城下，甚至占领了维斯瓦河左岸的部分地区。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立即接受了和谈的建议。同波兰人的第一次会晤原定于7月的最后几天举行，但波兰人却一拖再拖。他们是有所指望的：指望巴黎能否来指示，指望自己部队开始反攻或者英、法两国继续进行干涉。因而，他们千方百计拖延双方代表团的会晤。

　　8月2日，苏联政府收到无线电委托书后，就建议波兰代表商定会晤日期，波兰人却逃之夭夭。到8月5日，波兰政府才用无线电通知我们，他们同意会晤，进行个人间谈判。这份无线电报莫斯科在8月7日才收到。我们立即作了答复。8月10日红军占领谢德耳策后，发现波兰代表团部分团员和议会议员已在城里。于是立即开始了预备性谈判，确定和谈的时间和地点。

　　波兰代表团于8月16日夜间才抵达明斯克。8月16、17两日，波兰军队开始疯狂反扑，其原因是企图拖延和谈。

　　7月28日，我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还包括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谈代表团团长。团员有斯克雷普尼克[39]和斯米多维奇[40]。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参加办理我的全权证书。而且，我记得在草拟委任书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写上我的所有“头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军事委员等）。在列宁问到我的军职时，我说是共和国革命军事法庭庭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两眼炯炯发光，手指着稿纸，建议写上这个职务。他说：“就要这么写，应该让他们知道和谈的对手是共和国革命军事法庭庭长。”于是就这样写上了。我不记得在委任书的最后一稿，即正式稿里，这一条有没有保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动身去明斯克之前（8月9日夜）向我详细介绍了英国和德国的情况，阐明了我国的和平政策和严惩用战争对付我国的侵略者的决心。他听了我提交的开幕词的草稿内容后，作了修改、补充（此外，契切林[41]同志也给我作了指示）。在明斯克谈判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每夜都要用直通电话向我作补充指示，要我坚决遵循既定路线，为以后的会议提出建议方案，并解决我与团员之间，以及我与西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争论。总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莫斯科直接指导了代表团的政策和策略。这里，我也想高兴地指出，大大小小的争论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决了，结果证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甚至还规定其他团员的发言都必须经过我的审查批准（这是在我向中央报告了斯克雷普尼克经常吹毛求疵之后作出的决定）。

　　我离开莫斯科的第二天（1920年8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给我发来电报：

　　“您将从契切林那里得知我们在英国就波兰问题所取得的重大外交胜利。我相信，您能充分考虑到这点……照咱们谈的那样……”[42]

　　我几乎每天将谈判的进程、各种意外情况、我的疑点等等记了日记。

　　1920年8月12日，我写道：

　　“……收到列宁和契切林发来的许多电报。电报谈到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俄国的变化。”

　　8月16日，波兰白匪发动了强大攻势。8月18日我写道：

　　“夜里两点…… 局势暂时有利于他们（波兰人）。坚持既定的路线，我们感到困难。形势令人感到泄气，我们一直在退却，可能还要持续三一四周。重新部署兵力并不那么容易。

　　刚才收到列宁的电报，他要求我非常坚定，不要急躁，要保持冷静[43]。我应该这样，但是在这种局势下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

　　前线事态的发展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在明斯克谈判中，波兰人也采取了决裂的对策。8月28日，波兰代表团团长去布列斯特与自己的政府碰头。就在同一天，我也到了莫斯科。

　　8月31日，我在与契切林、加拉罕[44]、克列斯廷斯基[45]等同志进行一系列会商之后，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汇报。

　　一间大房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写字台后，正在仔细地研究地图。看来，他正在标出我们部队在西线的位置。我走过去，向他问了好。他拿过袖珍地图册，翻到波兰和德国交界的一页，要我指出我军和敌军的位置。我很为难，因为这本《军事地图》比例尺实在太小了，很难辨清位置。我们用惯了“三俄里缩为一英寸的地图”。我感到不安，因为很难在这本地图上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要找的地点。

　　我再次说了自己原来的意见：我们的部队脱离后方，已经疲惫；在如此重要的一次进军中，在部署部队方面，前线犯了一系列错误；没有考虑到波兰前线的许多特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听，一边询问我们后方和战斗部队的位置，以及红军战士的情绪。他在房里大步地斜对角来回踱着。

　　最后，他提出了关于和平谈判今后的前途问题。他同意在新形势下必须更换我国代表团团长的主张，但更换的时间他尚未决定。更换时间要适宜，不致被人解释为波兰施加压力的结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放弃重新向西进军的想法，但是，也考虑向波兰白匪发起反击。

　　8月31日，由于形势已经起了变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不同意我留在新任团长（越飞）领导的代表团里，但仍考虑让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担任副团长职务，不过现在要让我去休假一个时期。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说：“这好象是提醒波兰人：你们如不好好同越飞[46]谈判，那么达尼舍夫斯基就要回来了。”他指出，由于形势不同了，原来我执行的任务和越飞面临的任务也不相同。

　　9月1日深夜，中央委员会决定免去我的职务，由越飞担任团长。

　　我的外交活动就此告终。时间只有一个月……但我在领导这一工作期间，几乎每夜都要直接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电话，学到了很多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他的劝告，同志式的帮助，坚定明确的指示；提醒我们克服动摇和急躁情绪；指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坚定沉着；他对国际局势的每一个变化和国际生活中的每一个现象的迅速反应，提出的具体建议，以及在和平谈判极其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它们——这一切都是极好的政治教育。做一名布尔什维克式的名副其实的政治家，抛弃个人的情绪、好恶，个人的愿望及其他主观成分，从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出发，同时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使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我们无产者阶级方面发展。这就是我在1920年8月所经历的一次锻炼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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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11月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派我去下新城领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肃反委员会（委员有卡坦尼扬[47]、伊利亚特同志，秘书是普齐茨基[48]），调査该城区卫戍部队的骚动情况。这些“事件”发生在10月31日—11月7日间。事情起源于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该会议的领导权为敌视我们的人所篡夺。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未能将会议领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兵营骚动起来了，几个工作十分生硬的指挥员和军事委员被赶出兵菅。提出了派特别部队和装甲车到下新城的问题。

　　在我临出发去下新城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召去，对工作部署作了许多极为明确的指示：了解红军战士有什么意见；要满足他们改善营房生活的正当要求，诸如洗澡、被服、取暖等等问题；严肃处理公开肇事的敌对分子和野心勃勃的军事委员。

　　我们在下新城就是按以上指示办的。我们来到营区（卫戍部队大约有四万六千人，其中二万七千人是战斗人员）。红军战士的情绪不好，开始时，对我们极不友好。当我在他们的板床上坐下之后，他们从上面往我身上扔虱子。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我身上或许也有虱子，接着又继续和他们交谈。红军战士渐渐安静下来，开始用比较平静的语气提出要求。情绪明显好转，离开时我们竟成了朋友。

　　地方党组织很快修建了澡堂，调来了被服和燃料等等。卫戍部队的战士们洗了澡，领到了干净衣服。营房也开始生火了（最初我们视察时发现他们就在地上燃起一堆堆柴火取暖）。一部分红军战士（约两万人）被遣散回家，还有一部分调往喀山。撤了省军事委员伊捷利松的职（起初是将他逮捕），还撤换了部分指挥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真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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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1月初，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任命我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委员，后来又任命为该局书记。我到了鄂木斯克（边区中心当时在鄂木斯克，正酝酿迁往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是西西伯利亚的一个荒凉、危险的地区。在粉碎高尔察克部队时，大量高尔察克[49]士兵包括许多军官，在西伯利亚各个城市，尤其是在各个村庄潜伏下来。他们暗地里大搞反革命地下活动，组织富农协会。这个协会的很多会员与俄共（布）党员有各种联系，并对他们施加影响。在西伯利亚的党组织中，除了“工人反对派”，又出现了“农民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的活动客观上有助于高尔察克匪徒在哥萨克人和富农中积极进行活动。个别征粮队员的丑事和罪行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

　　叛乱遍及乌拉尔到鄂木斯克的广大地区（叛乱的队伍曾经逼近鄂木斯克车站）。从鄂木斯克到莫斯科的列车停开了大约一个半月，只有靠无线电联系。西伯利亚代表团动身去参加第十次党代会时都全副武装，做好了突围准备，但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叛乱分子被红军击败了。被俘的髙尔察克匪徒被处决了。个别腐化堕落的征粮队员也受到严惩。

　　西伯利亚代表团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呈交了有关余粮征集工作中违法行为的大量材料，并且提出了征收粮食税的建议。在代表大会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向代表团进一步了解西伯利亚形势和农民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材料后来在他的新经济政策报告中全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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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定西西伯利亚和喀琅施塔特两地的叛乱，为加速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奠定了基础。这两次事件充分说明，国家务必立即坚决转到准许私人贸易的轨道上来，以便无产阶级积累经验、资金和人力，并在较为发达的工业基础上为消灭富农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转入全面进攻。

　　但是，1921年初的局势是严重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有力地打击了喀琅施塔特的反革命分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非常繁忙：有时急速地，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当他发现大会可能作出错误决定时，就抢先发言；有时他在主席台上坐了一会就披上大衣（一件破旧的大衣）走了；有时在各个委员会上就有关“工人反对派”的决议和组织结论发表意见；有时和一些代表团的团长、个别同志、亲密的朋友商讨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爱动，举止利索，有时也容易激动，声色俱厉。但他的情绪随着话题、谈话人和所了解的材料而改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时密切注意代表大会的工作，倾听每个人的发言……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一批老地下工作者聚集在这里，以便对党内、国内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危险，推心置腹地交换看法。大多数同志都到了会，找位子坐下了。气氛严肃紧张。大家低声细语，就象当年地下工作者开会那样。近卫军老战士们正在等待自己的领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披着大衣快步穿过大厅，向主席台走去。他匆匆地看了看讲台，就在主席台的小阶梯上坐下。这是多么平凡、多么感人的举动啊！大家立刻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当年共同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的环境中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了党和反对派、谈了喀琅施塔特叛乱的实质问题，又谈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谈了增强党在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伟大的战略战术家，取得了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胜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阶级的天才，在向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作战斗指示……

　　……代表大会结束后，我留在莫斯科。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我复员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告诉我说，已经决定抽调一批军队干部去做经济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燃料战线是当前最重要的一条战线。要化大力气，要守军纪，要有决心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他还说：“中央委员会决定派您任林业总委员会（后改为中央林业管理局）主任。现在急需的是木柴，是燃料。”他走近问我：“您过去接触过森林工业、接触过森林吗？能完成任务吗？”

　　我笑着回答说，迄今为止，我只是在森林里召集过秘密的群众集会和各种会议。但是，我认为是能完成任务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兴奋地微笑着说：“那太好了。您一定能完成任务。干起来吧！”于是，我就转到苏联森林工业的组织和恢复工作上来了……

载于克·达尼舍夫斯基和谢·加米涅夫：《列宁回忆录，列宁和国内战争》第1集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7—14页

[1] 现称加里宁格勒市（州）。——编者注

[2]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3] 见关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载于1918年7月5日《真理报》第136号。——编者注

[4]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5]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78—479页。——编者注

[6] 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勃柳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 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

[7] 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

[8] 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大罗维奇·亚历山大罗维奇（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84年？月？日——1918年7月8日），1909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1年被捕。1912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5年流亡挪威。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号召建立“工人政府”。十月革命后加入契卡。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1918年任契卡第一副主席兼打击犯罪部部长。1918年7月6日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7月8日被处决。

[9]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波波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опов，1892年？月？日——1921年5月1日），1914年加入波罗的海舰队。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并策划了刺杀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叛乱失败后逃往乌克兰。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20年被契卡逮捕。1921年被处决。

[10] 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季耶美利斯（Ян Антонович Берзиньш-Зиемелис，1881年9月29日——1938年8月29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起先后流亡德国、瑞士、比利时、英国、法国和美国。1917年回国并担任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8年4—11月任苏俄驻瑞士全权代表。1919—1920年任拉脱维亚社会保障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年任苏俄驻芬兰全权代表。1921—1924年任苏联驻英国副外交代表。1924—1925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顾问。1925—1927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3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档案馆主席兼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1] 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彼得斯（Яков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Петерс，1886年11月21日——1938年4月25日），1904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9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英国。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契卡，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内战期间曾任契卡主席、莫斯科革命法庭主席、彼得格勒设防区司令、契卡驻北高加索全权代表、北高加索铁路局长等。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13]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爆发时被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莫斯科士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者之一。9月任莫斯科士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10月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是莫斯科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7—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20年进入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4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4—1926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6年平反。

[14]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15] 约阿希姆·约阿西莫维奇·瓦采季斯（Иоаким Иоакимович Вацетис，1873年11月11日——1938年7月28日），1891年入伍。一战期间在东普鲁士和波兰地区作战。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主张拉脱维亚自治，但未能如愿。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8年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8年7—9月任东部阵线司令。1918—1919年任红军总司令。1919年5月被解职，7月因卷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被以“叛国罪”逮捕，8月获释。此后在红军军事学院任教。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16] 《列宁文稿》第7卷第149—150页。——编者注

[17]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38页。——编者注

[18] 见1918年7月8日《真理报》第139号。——编者注

[19] 米哈伊尔·阿尔特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Муравьёв，1880年9月13日——1918年7月11日），1898年入伍。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07年秘密加入社会革命党。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后，逐渐趋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内战期间曾任南部阵线参谋长。1918年6—7月任东部阵线司令。1918年7月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公开反对《布列斯特和约》，7月11日在辛比尔斯克苏维埃会议上遭到红军和布尔什维克突袭，被迫自杀身亡。

[20] 见1918年7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5号。——编者注

[21]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504—507页。——编者注

[22] 卡尔·安德烈耶维奇·彼得松（Карл Андреевич Петерсон，1877年？月？日——1926年1月17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190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委员。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2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6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拉脱维亚师军事委员。1919年任拉脱维亚军事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叶尼塞军区政委。1920—1921年任东线第5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任新罗西斯克外交人民委员。1926年逝世。

[23]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柯鲍泽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обозев，1873年8月13日——1941年1月4日），早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1919年任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苏俄铁路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俄共（布）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1919—1922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年10—11月任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22—1923年任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1928—1929年任列宁格勒理工学院院长。此后从事科学工作。1941年逝世。

[24] 卡尔·尤利乌斯·克里斯蒂安诺维奇·达尼舍夫斯基（Карл Юлий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Данишевский，1884年5月3日——1938年1月8日），1900年加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入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多次被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担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参与平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领导的暴动。内战时曾任苏俄革命军事法庭庭长、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拉脱维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8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年支持左翼反对派，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但很快又退出反对派。1932—1936年任副林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5]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梅霍诺申（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хоношин，1889年11月11日——1938年5月7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入伍。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1917年7月流血事件后被捕。10月获释，随即成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1918年任副军事人民委员。1918年参与平息穆拉维约夫叛乱。1918—1919年是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曾与斯大林发生冲突。1919年任里海—高加索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参与颠覆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1920年6—12月参与苏波战争。1926—1927年任苏联驻波兰武官。1931—1934年任交通人民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6] 费奥多尔·费多洛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年1月28日——1939年9月12日），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1914年在《明星报》和《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参与了十月革命。1918年当选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曾任红军海军副司令、伏尔加河军事舰队司令、阿斯特拉罕—里海军事舰队司令、伏尔加—里海军事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1921—1923年任苏俄驻阿富汗大使。1930—1933年任苏联驻爱沙尼亚大使。1933—934年任苏联驻丹麦大使。1934—1938年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1938年拒绝返回莫斯科，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政策，并流亡法国。1939年因苏联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而精神失常，9月12日坠楼身亡，许多人怀疑是被格别乌暗杀的。1963年平反。

[27] 康斯坦丁·尼基蒂奇·布洛欣（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итич Блохин，1888—1919），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短暂被监禁，获释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6—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城市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任敖德萨赤卫队司令。内战期间在敖德萨作战，1919年在与邓尼金作战中重伤被俘，在遭受酷刑后遇害。

[28] 《列宁文稿》第7卷第168—169页。——编者注

[29] 1918年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承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和关于加强革命警惕性的决议（1918年7月30日《真理报》第158号）。——编者注

[30] 马尔蒂什·伊万诺维奇·拉齐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1888年12月16日——1938年2月11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7年流亡俄国。1915年被捕，在被流放途中逃往彼得格勒。1917年领导了彼得格勒赤卫队。1918年加入契卡，曾一度担任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1921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7—1928年任莫斯科土地测量研究所所长。1932—193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1] 9月7日。——编者注

[32]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6页。——编者注

[33] 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Семён Иванович Аралов，1880年12月18日——1969年5月22日），1902年入伍，同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任第114军团参谋长。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并参加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加入俄共（布）。内战期间历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政委、革命法庭委员、第12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4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驻立陶宛全权代表。1922—1923年任驻土耳其全权代表。1923—1925年任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驻华全权代表。1927—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外交部部长。1932—1936年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36—1939年期间被监禁。1939年获释。1939—1941年任国家文学博物馆副馆长。卫国战争期间自愿入伍。1957年退休。

[34] 彼得·伊万诺维奇·斯图奇卡（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Стучка，1865年7月26日——1932年1月25日），1906年发起成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移居彼得堡，与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3—8月任司法人民委员，8—12月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8—1920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副司法人民委员。1923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18—1919、1920—1921年两度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35]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36]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伊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37]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аменев，1881年4月4日——1936年8月25日），1898年入伍。一战期间在第1军工作。二月革命后任第30波尔塔瓦兵团司令。十月革命后任第15军团参谋长。1918—1919年任东部阵线红军总司令。1919—1924年任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24—1925年任红军督察。1925年3—11月任红军总参谋长。1925—1926年任红军总检查员。1926—1934年任红军总局局长。1927—1934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4—1936年任红军防空总司司长。1936年逝世。

[38] 约瑟夫·克莱门斯·皮尔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39]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ипник，1872年1月13日——1933年7月7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7—12月任乌克兰契卡主席。1921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3年2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因受斯大林迫害，于7月7日自杀身亡。1990年平反。

[40] 彼得·格莫根诺维奇·斯米多维奇（Пётр Гермогенович Смидович，1874年5月7日——1935年4月16日），1894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和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41]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42] 《列宁文稿》第8卷第203页。——编者注

[43] 同上，第212页。——编者注

[44]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 ，1889年1月20日——1937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苏俄驻波兰大使。曾两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1923年9月率苏俄外交代表团来华，次年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恢复了两国正常外交关系，随后任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1934年再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5]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46]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47] 鲁本·巴甫洛维奇·卡坦尼扬（Рубен Павлович Катанян，1880年6月2日——1966年6月6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起担任律师。1919—1920年任红军主要政治部副部长。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与宣传部长。1922年任驻柏林总领事。1923年起在司法部门工作。1938年被捕。1948年获释。1950年再次被捕。1955年平反，同年退休。

[48]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齐茨基（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узицкий，1895年10月29日——1937年6月20日），1912年入伍。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20年加入契卡。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3年起在格别乌反情报部门工作，先后参与了逮捕西德尼·赖利和萨文科夫的行动。1930年任格别乌特别局副局长。1931年任格别乌驻北高加索副全权代表。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9]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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