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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是雅事，古往今来，到处都有人喜欢。乡野有田园诗人，边疆有边塞诗人，朝廷有庙堂诗人。 破鞋是破事，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讨厌。不管是朝廷、边疆，还是乡野，“弃如敝履”都属正常。 诗词固然好，偏偏有些人，自己写诗不行，就专门研究诗，最后给古体诗词整出了一个所谓的格律来。格指的是字数、句数，律指的是平仄、押韵。这个格律，简直就是给诗词穿上了一双破鞋。 《诗经》里，大多是四字一句，比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又比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格律家们就把诗的格律定为“四字诗”。换句话说，也就是给诗词做了一双四十码的鞋，你想作诗，诗句就得穿上这双鞋，一定要四个字。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诗人都被这双鞋子套住，难以超脱。到了三国，曹操也写了不少四字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不过，曹操可是敢于兴兵造反的枭雄，作诗又怎么会被一双鞋给限住？于是，他也写出“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来，把诗句从四字变成了五字。 曹操后来一统三国，做了皇帝，他的五字诗也随之成了正统。他儿子曹植苦于皇位之争，也是用五字一句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格律家才不管格律是不是跟诗“相煎何太急”，只是他们那双四十码的鞋只能限制普通诗人，又哪敢限制一国之王，那还有王法吗？好吧，你脚大你有理，他们灵机一动，主动打破旧鞋的四十码，增加了一双五十码的新鞋，名曰“五言诗”。 对了，五言诗的每句虽然都是五个字，但诗句却又有长有短。为了表示格律为诗词的正统，格律家们索性一破再破，一下子做出两双鞋来，一双是普通的“五言绝句”，另一双是增高的“五言律诗”。 不知道是曹操曹植起了引导作用，还是格律家的鞋子起了规范作用，之后的魏 晋时期，成了五字诗的颠峰时期。至于“四字诗”那双鞋，已经破了，就被诗人们弃如敝履，很少再穿了。 后来，这双五十码的格律鞋又限制了大多数诗人，难以打破。转眼到了唐朝，国力兴盛，开创了万邦来朝的盛况。国家辉煌，诗人们也膨胀了，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嫌五个字不够痛快，就给每句加油添醋，膨胀成了七个字。 这一来，饱受格律压迫的诗人们群起效仿，纷纷向格律家们树起战旗，写起了七字诗。于是，唐诗自成一家，形成了诗词阵地的另一个高峰，成就绝不低于《诗经》等古时经典。 七字诗虽然打破了格律，但是名家众多、佳作迭出，格律家们没有办法，只好遵循“不破不立”这个老套路，又做出了“七言”、“七律”两双新的格律鞋来。既然四字能破成五字、七字，那为什么不能继续往下破呢？新的契机是宋朝，这时的政治、工商、科学都追求创新，宋朝的诗人们不甘落后，也要创新。既然四字、五字、七字都有了格律，那我们就这一句四字，下一句五字，另一句七字吧。 就这样，宋朝诗人不再遵循固定的字数，每一句中，短则一个字，长则十余字。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诗意虽然是一样的盎然，但在格律家眼中，却已经脱出了诗的范畴。这样一来，格律家们总算乱套了吧？不，他们没那么容易认输。他们也转变观念，“破而后立”，对格律做出了重大的突破和创新。首先，他们把宋朝这些诗统称为词，然后，给这些词量身定制出了新的格律“词牌”：“木兰花”、“浣溪沙”、“水调歌头”…… 这一次，格律家花了大力气，硬是给每首词都套上了新的鞋子。面对众多的宋词，他们百折不挠，不对，应该是千折不挠才对，他们总共给宋词做出了一百多种，不对，应该是一千多种鞋子。面对格律家的重大让步，宋朝诗人得寸进尺，又给出了不少新的难题。你们不是定好了词牌的格律了吗，我偏偏不按格律写诗，有时候多几个字，有时候又少几个字，看你们怎么破。 格律家们水来土掩，你们增字减字，我们就给鞋子来个增码减码。于是，一些鞋子就有了变种，比如说“木兰花”就有“增字木兰花”、“减字木兰花”。格律家有时还会“破罐子破摔”，你们破了“浣溪沙”对吧，那破了的这双鞋，就直接叫“摊破浣溪沙”吧。 经历了《诗经》四字诗、魏晋五言诗、唐诗七言诗、宋词词牌这些格律鞋子的制作，格律家给其它诗词做起鞋来更是轻车熟路，比如说元曲、对联等，都让他们给穿上了小鞋。尽管格律家经常打破自己做好的鞋子，却仍然坚持以正统自称，丝毫没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羞耻感。 格律的律，指的是诗词中字的读音，他们称之为押韵、平仄。押韵倒是没引起疑问，毕竟比较简单，读起来也顺口，但是平仄可就真算是给诗词穿小鞋了。 格律家先是找到一首早期的名诗，把所有字的读音定出平、仄两种格式，然后要求以后的诗的每一个字的平仄都得跟名诗一样：名诗的第一个字是平音，你的第一个字就得是平音，名诗的第十四个字是仄音，你的第十四个字也必须是仄音。否则，你的诗就不合格律，就不算诗。后来，他们发现，这样的格律太严了，引得不少诗人怨声载道，就又加了双新鞋，名叫“宽律”，就是一句中的奇数位上的字可以不讲平仄，但偶数上的字和结尾的字必须得讲平仄。 又过了阵，发现还是太严，就又陆陆续续地打破旧鞋，做出好几种新鞋来。其中有一种以诗的第一个字为根据，分成了“首句平起入平韵式”、“首句平起不入平韵式”、“首句仄起入平韵式”、“首句仄起不入平韵式”，也就是第一个字不管是平还是仄，后面不管是平还是仄，格律都会有不同的要求。 又有一种叫“拗救”，有些诗比较有名气，但偏偏不按定下的平仄格律来写。格律家觉得很“拗口”，但又不能改变这些诗，只好改变自己的格律：你的诗句中可以有拗口的字，但你必须地在后面相对应的字上面救回来。还有一种破得最彻底，有些个名诗，一点都不给格律家面子，竟是完全跟格律反着来，不管是“宽律”、“首句”、“拗救”……每一双鞋都套不上去。格律家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声明：有些诗是以意境或者机关取胜的，这种诗可以不用讲任何格律。 诗人大多天性烂漫，追求自由，对于格律这种扼杀烂漫和自由的条条框框，无视者、嘲讽者、奋起反抗者一直都有，没有名气的诗人自然是斗不过格律，但有名气的一些诗人，着实也不让格律好过。 唐朝的白居易就喜欢搞自己的新格律，他有首诗叫《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其中有这么一句：“每被老元偷格律”，意思是说，他一些诗中的格律，经常被诗友元稹“偷”着用。由此看来，白居易一些诗中的格律一定是他独创的，不然的话，元稹就不是偷他的格律，而是偷老格律了。 以创新闻名的宋朝词人更是猖狂，一个词牌，往往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调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名气极大，却也是“水调歌头”这个词牌的变调之一，加上苏轼，总共还有毛滂、周紫芝、贺铸、王之道、张孝祥、刘因、傅公谋共八个调。换句话说，光“水调歌头”这双鞋，就有八个不同的款式。 如果你的名气够大，写的“水调歌头”够好，却不同于之前的格律，套不进之前的鞋，那么，格律家完全是可以给你整出一个新的格律、一双新的鞋子的。但要是你没有什么名气，写的“水调歌头”不同于之前的格律，那么对不起，这种“水调歌头”的鞋子只有苏轼版、毛滂版等八种款式，你的词就不合格律、不合格、不规律、不行。 没错，格律家就是这么懂得变通。他们所谓的格律，对于大腕大咖来说，是可以随意改变、随意打破的，但对于一般的诗人来说，那就能把你限制得死死的，必须得按他们的套路来写。 换句话说，格律这双鞋，大腕大咖写诗词时完全不用管，自有适合他们的新鞋。但要是无名小诗人，那么就对不住了，没有适合你的诗词的鞋，你要是嫌鞋大点，就将就着穿吧，你要是嫌小了点，就削足适履吧。这种不限名人只限后辈的格律，本是古人所定，只是诗词的一种流派之一。但到了现代之后，格律家甚至很多诗人却是变本加厉，直接将格律当成了古体诗词的惟一标准，对于诗人来说就更加雪上加霜了。 第一，是先有诗词还是先有格律？这就跟先有脚还是先有鞋子一个道理。鞋子应该是为脚服务的，让脚更舒适更美观，如果做鞋子的人以鞋子为标准，要求所有脚都穿进同一双鞋，那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第二，诗人是想让读者知道这首诗好，还是这个格律好？对于格律家来说，看一首新诗，当然是先看格律，格律不好就不好，但对于不懂格律的读者来说，看的却是诗意。就像跑步，跑得快才是真理，如果一定要盯着他的鞋子，那可就有些舍本求末了。 第三，《诗经》里的诗都讲格律吗？随便翻一翻，就知道里面虽然是四字句多，但也有不少诗句，字数是不定的。《诗经》都不讲格律，格律家却要求之后的诗要讲格律，足以说明他们不是真正的诗人。好了，闲话就说到这了。至于格律这双鞋子到底破不破，古体诗词到底要不要继续穿着格律这双鞋，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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