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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尚书·汤誓序》载“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其中陑的地理位置，有安邑之西、曹县商丘之西、济宁附近三种不同的说法，但这三种说法都有问题。陑应是山地，且其位置应该与考古学中夏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从清华简《尹至》与上博简《容成氏》看，陑应在夏都之西，即今河南偃师二里头之西，嵩山万安山脉西麓。该位置很关键，说明商汤灭夏采取迂回战术，出其不意而制胜。这对认识夏商之间史事很有裨益。《尚书·汤誓序》言：“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这一记载，交代了《汤誓》的背景，涉及商汤灭夏的具体路线等重要历史信息，历来被史家所重视。但其中关键地名“陑”在哪里，古今学者存在分歧。夏商史事浩渺难知，后代史料矛盾混乱，学者们各执一词。近读简帛资料，发现清华简《尹至》、上博简《容成氏》的信息能对这一问题能带来突破。故不揣浅陋，在梳理古今学者之说的基础上发表浅见。关于陑的说法，古今大体有三种差别很大的意见。这三种意见都值得推敲。第一种意见认为陑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尚书·汤誓序》伪孔传云：“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在河之南。”孔颖达疏：“升者从下向上之名。陑当是山阜之地，盖今潼关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从陑向北渡河，乃东向安邑。鸣条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汤，故战于鸣条之野。”安邑为今夏县，与潼关毗邻。顺此思路，《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正义》云：“《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云：“安邑有鸣条陌，昆吾亭。”陶、鸣条、安邑均被落实在晋南。宋《太平寰宇记》认为，雷首山“即陑山”，为“汤伐桀，升自陑”所在，雷守山在山西永济县南。曾运乾先生《尚书正读》据此亦认为陑在山西永济县地。其实潼关与永济距离很近，两说差别不大。陈梦家先生认为陑不可考，但认为桀居河东安邑，《书序》有据。固然晋南也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区域，并且夏的都城也许并非一个，但仔细分析，陑在河曲之南不可靠。其一，说桀居于安邑，基于《尚书·汤誓序》、伪孔传、孔疏、《史记·殷本纪》正义等文献，并没有较早的根据，这一点顾颉刚、刘起舒先生已经指出。其二，此说与文献的常识矛盾。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赵岐认为鸣条“在东方夷服之地”，而《墨子·尚贤中》、《韩非子·难一》、《尚书大传》、《史记·五帝本纪》中舜所活动的地点，如雷泽、历山、河滨、寿丘、负夏、服泽等地，也都在鲁西、豫东北一带，那么陑作为夏商决战地，不应该在河曲之南。并且《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则夏商交战的战场，应当在这个范围内。此外，《国语·鲁语上》、《淮南子·修务》以及上博简《容成氏》等文献，都有桀奔南巢的记载，一般认为南巢在今安徽巢湖。如果陑在安邑之西，夏桀如何能奔南巢呢？明显不合情理。其三，于省吾先生指出，甲骨文有地名“而”，即“陑”。从卜辞资料看，“而”也不似在潼关一带。如《重仁》二六“辛……燎于而……莫。”《人》二七一“乙未……乎……狩而。”《合集》一0二0一：“己未卜，萑，获。”《天》八0：“才而”。《乙》二九四八：“而自龟。”从中可知，“而”地不仅向商王贡龟，而且商族在此地举行过“燎”祭和田猎，此地带对商族来说很是重要。不管是郭沫若、陈梦家先生提出的传统说法“沁阳田猎区”，还是近年甲骨学专家支持的“泰山田猎区”，潼关一带均不在其中。田猎区对王室生活很关键，汉朝的上林苑距离长安，清朝的木兰围场距离北京都不远，以此类推，“而”作为田猎区也不应该远在潼关一带，况且潼关一带是山地，不是沁阳、济源一带的平原。第二种说法认为陑应在曹县和商丘以西的今河南省东部境内。顾颉刚，刘起舒先生认为陑不应该在安邑西，而是商汤自东向西行军路上所经过的一个地方，清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说：“陑，地名，后为宋臣陑班之采，所在未详”，“汤征夏邑，自陑发师者，于陑训练士卒，帅而用之，犹武之伐纣，出于鲜原也。”顾颉刚，刘起好先生进而认为，陑在东周为宋臣采地，则陑当在宋国境内，宋都在今商丘，辖境在今豫东，陑也就应该在豫东境内。据王国维《说亳》，汤都在今山东曹县之南，和商丘相去不远，那么陑也就在曹县和商丘以西的今河南省东部境内，这是到现在为止能求得到的陑的大致地望了。按此说较河曲之南、安邑之西的说法，更符合情理，但也有不足之处。其一，《尚书·汤誓序》说“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升”即登，孔颖达说“陑当是山阜之地”，是对的；但商丘、曹县一带基本是平原，与山阜之地不符。其二，顾颉刚、刘起舒先生基于雷学淇说，认为：“陑在东周为宋臣采地，则陑当在宋国境内”，此论也值得推敲。雷学淇所说“宋臣陑班之釆”似为佚文。在商西周春秋时期，还没有领土国家的概念。周王朝通过各个封国城邑对四方的辐射，来实现地方治理，版图的概念比较薄弱。并且赏赐采邑不大受地域的限制，《礼记·王制》《公羊传》等文献，就有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汤沐邑、朝宿邑的记载。赏赐给大夫的釆邑也比较灵活，尤其进入东周以后，因为各个诸侯国开疆拓土行为日益频仍。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秦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荆（楚）文王“兼国三十九”（《吕氏春秋·直谏》），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韩非子·难二》）。《左传》昭公元年赵孟袒护鲁国侵莒之郓邑时，说“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此语被专家称引，论证春秋时期各国不应该有固定的边界，打到哪里是哪里。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陑在东周为宋臣采地”，但陑也未必就在宋国境内。第三种说法认为陑在山东省济宁附近。近年公布的上博简《容成氏》一篇，有汤伐夏桀的记载，提到一个细节：商汤“升自戎遂，内（入）自北门”。许全胜先生据此，认为《尚书·汤誓序》“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断句有误，应断为“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里的“陑遂”即《容成氏》的“戎遂”；陑、戎、城、仍、任等字在上古时代音同或相近，可通。顾颉刚先生曾作《有仍国考》一文，指出“有戎”、“有娀”、“有仍”即“有任”，即周代历史上的任国，在今山东省济宁附近，陑即此。王宁先生据此推测，既然陑在今山东济宁，那么夏桀之都也就在有仍这一带。此说立足于出土文献，给人们认识问题带来了新视角，且考证也有颇多可取之处，但问题很明显。其一，此说基于夏人的故国在今山东境内的观点，认为《古本竹书纪年》言桀本都斟鄩，斟鄩在今山东省潍坊，但此说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学知识不吻合。古本《竹书纪年》言：“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臣瓒曰：“斟鄩在河南，”即今洛阳；《国语·周语上》言：“昔伊洛竭而夏亡”；《史记·周本纪》言：“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都表明夏桀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伊洛流域洛阳盆地。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对夏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代表夏文化，豫西地区的二里头类型和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是其主要分支，这和文献的记载也一致。即便说《竹书纪年》等文献有夏人活动在山东一带的蛛丝马迹，但夏代后期夏人的政治中心确实移到了豫西一带，人们在豫西一带发掘出了像偃师二里头这样的夏代后期的大型聚落遗址，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文献中夏的存在。所以，夏桀的斟鄩不会远到山东潍坊。其二，说陑、聆、戎、嫉、仍、任等字音同或相近可通，自然没有问题，顾颉刚先生《有仍国考》的推论也切中肯綮，但上古时期同音字众多，凭借这一点断定古代地名过于冒险；况且夏商族名与地名合一，部族流动不居，往往把某个地名带到许多地方。即便在山东济宁的周代的任国，和《尚书·汤誓序》的陶是一个，又怎能保证夏商之交陑就一定在山东济宁？其三，说夏桀灭亡之时在山东济宁，缺乏文献根据。此说认为，夏桀当徙于鲁西，居于有仍，相对于潍坊的斟鄩，有仍为西，故清华简《尹至》、《尹诰》称之为“西邑”或“西邑夏”。这样的观点推测性质太大，难以令人信服。可见，“陑”的地理位置，三种解释似都有问题，还需要另辟蹊径。以上的讨论中有两点线索，一是“陑”应是“山阜之地”，二是“陑”应当在地理上与考古学中夏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岀土文献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带来了思路，清华简《尹至》记载：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縈。汤往征，弗服。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尹至》的情节是，伊尹受商汤指派潜入夏，探听夏桀动向。伊尹向商汤汇报，夏桀无道，宠信二女，夏邦民怨沸腾，百姓皆愿与夏桀同亡，而且有灵异现象出现：“夏有恙（祥），在西在东，见章于天。”于是商汤与伊尹盟誓并举行“大縈”之祭，趁机伐夏。商汤初战不利（“弗服”），进而伊尹谋划，其德行没有偏差（“挚度，挚德不僭”），伊尹出其不意，“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其一，《尹至》中“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应该和《尚书·汤誓序》的“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说的是一回事。因为事件的主人公都是伊尹，都是助汤伐桀，且都是灭夏的大决战。既然如此，“自西捷西邑”就应和“升自陑”密切相关，陑在夏都西。其二，“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句至关紧要，“自西”承接“挚度，挚德不僭”句，是指伊尹率领的部落从西方打来，“西邑”指西方之夏邑。商汤所居之亳固然有争议，但现在一般认为，商汤在夏之东，伐夏战役当然是自东向西；而伊尹部落“自西”而来，则是为了配合东方战线，造成“出其不意”的两面夹击。《吕氏春秋·慎大》记载，“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与《尹至》“自西捷西邑”一致，应断句为“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是说商汤命令军队从东方出于亳都，自西方进入夏桀之斟部，“西”为“自西”，“进”谓进于夏都。其三，伊尹应在夏都附近早已积聚灭夏的力量。《吕氏春秋·慎大》记载商汤“令伊尹往视旷夏”，《尹至》也说“惟尹自夏徂亳，逮至在汤”，伊尹确是在夏执行间谍活动。作为为商汤服务的高级间谍，在危险的斗争环境中，伊尹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夏都附近定会存在自己的势力。伊尹是有莘氏之臣，而有莘氏就是商族最重要的灭夏同盟军，其地理位置值得玩味。《吕氏春秋·本味》载，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庖）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其中“侁”，高诱注：“读为莘”，《墨子·尚贤下》《孟子·万章下》作“莘氏”或“有莘”。《世本》认为莘为姒姓，为夏禹之后。卜辞中有“先”，系商的直辖区域，应是有莘氏故地；卜辞中也有“先伯”“亚先”的人名，是来到商王朝任职的有莘氏首领（《遗》31，《乙）192）。关于其所在，异说甚多，难以定论，但杜勇先生认为以有莘氏生于伊水，借此得名，则有莘氏当位于夏都西南，活跃于伊水或伊洛流域，可从。这样，灭夏之时伊尹“自西捷西邑”也好解释了，距离夏都斟部不远的有莘氏部落，即是反夏力量的大本营。基于以上的讨论，不难发现，“陑”的地理位置似在夏都斟鄩之西。上博简《容成氏》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汤）升自戎述（遂），内（入）自北门，立于中□，傑（桀）乃逃之鬲（历）山是（氏）。汤或（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攸（條）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门，傑（桀）乃逃之南巢是（氏）。汤或（又）从而攻之，述（遂）逃，去之桑（苍）梧之野。前文已言，其中商汤所升之“戎述（遂）”，许全胜先生认为应读为“陑遂”，得之。“戎”为地名，“遂”即“隧”，《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正义》：“阙（掘）地通路曰隧也”，则“戎遂”为戎地之通道。《容成氏》这一记载说明：其一，商汤“升自戎述（遂）”，桀逃到历山氏之后，“汤或从而攻之，降自鸣攸（條）之述（遂）”，一升一降，就意味着陑，的地理位置高于“鸣攸（條）”。鸣条地理位置的争议也很大，但从桀都于偃师二里头来看，商汤自东方打来，鸣条应在豫东为宜，顾颉刚、刘起舒先生认为鸣条在今开封、陈留一带，可从。偃师二里头位于伊洛河冲击平原，南部是嵩山山脉，北部是邙山丘陵，地势高，商汤自然会“升”；豫东平原地势低，商汤自然会“降”。《史记·殷本纪》载：“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说文》：“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诗·廓风·定之方中》：“升彼虚矣，以望楚矣”即此。这些说明，“陑”在桀都之西的大丘中，似无大碍。其二，《国语·周语》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前文引许全胜先生指出，此事即《墨子·非攻下》记载汤伐夏桀时“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之事；王宁先生补充，《国语》“聆遂”之“聆”很可能是个误字，本当作“聆”，“聆遂”就是戎遂，可谓卓见。《墨子·非攻下》载：“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从中可以看出，商汤声称自己已受命于天，上天命令火神祝融降火在夏都西北角，则也说明商族是从夏都西部打来，“陑”距离夏都“西北之隅”应当不远。可见，陑在夏都斟鄩之西，地处山地。嵩山万安山脉东高西低，陑应在山脉西麓附近为宜。商汤伐夏，本是自东向西，但正如伪孔传所说，应有“出其不意”之举，应即《尹至》“自西捷西邑”之事。分析古代典籍、出土文献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学材料，商汤灭夏的路径大致可以厘清。商汤居于亳，历来就有西亳说（《汉书·地理志上》言“偃师，尸乡，殷汤所都，”在今河南偃师）、杜亳说（《说文》言“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记·六国年表》“汤起于亳”集解引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南亳说（《诗·商颂·玄鸟》正义引皇甫谧语：“穀熟为南亳，汤所都也”，南亳穀熟在今河南商丘东南）、北亳说（《诗·商颂·玄鸟》正义引臣瓒语：“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汉书·地理志上》山阳郡亳县条下，颜师古注：“臣瓒曰：汤所都”，在今山东曹县南）、郑亳说（《左传》襄公十一年：“秋，七月，己末，同盟与亳城北。”杜预注：“亳城，郑地。”《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条下有：“荧（荥）阳有薄亭，有敖亭”，邹衡先生依据战国“亳”字陶文及考古材料，认为商汤所居之亳在今郑州商城）等不同的观点。随着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学者们的目光集中在郑亳、南亳、北亳三说。其中山东曹县的北亳、河南商丘的南亳相距不远。《孟子·滕文公下》言“汤居亳，与葛为邻”，葛在河南宁陵县北。孟世凯先生指出，河南商丘距宁陵29公里，山东曹县距商丘52公里，以商丘为中心周围5至60平方公里，当是商汤所居之亳地，也就是商汤伐夏桀的根据地。罗琨先生依据清华简《尹至》“唯尹自夏徂亳”、“我来越今旬日”的记载，以“吉日行五十里”（《汉书·贾捐之传》，《荀子·大略》作“吉行五十，奔丧百里”），伊尹从夏都到达商汤所在地亳历时一旬约行500里，与今日河南偃师至河南商丘直线距离266公里，至山东曹县直线距离254公里正吻合。窃以为，此说亦与夏商之交的背景吻合。夏代晚期，商人活动于豫北冀南一带，处于考古学中代表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范围内，然后沿着豫东北，至豫东鲁豫交界处积聚力量；商汤居于商丘或曹县，一步步西扩，灭葛、韦、顾、昆吾，最终迂回灭夏，自然在情理之中。第一步，商汤灭葛。《孟子·梁惠王下》引《书》言：“汤一征，自葛始”，商汤以“葛伯仇饷”为借口灭葛，铲除距离自己最近的对手，攫取葛国物资并试探夏桀。第二步，商汤灭三藥。《诗·商颂·长发》言：“武王载旅，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三蘖即韦、顾、昆吾，系夏桀之膀臂。韦（豕韦）为彭姓国，在今河南滑县；顾为己姓国，在今河南范县一带；昆吾为己姓国，初居濮阳，夏末迁于许昌一带。三诸侯国在豫东平原自东北向西南一字排开，似倒下的树木再生的枝芽，故称三蘖。灭昆吾之后，商汤已深入豫中地带。《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奔走。”这里的“殷汤”未必就是商汤本人，应是商族兵众。郕见于《春秋》经传，在今河南范县，距离卫国较近（见《左传》隐公五年），则《吕氏春秋·简选》言郕地有大仗，之后商族占领开封陈留一带的鸣条，最终进入“巢门”灭夏。郕之战似应就在灭三蘖之时。第三步，商族东西两线夹击。一方面如《吕氏春秋·简选》言，商族在郕之战之后势如破竹，自鸣条进入夏都；另一方面，伊尹辅助商汤，在灭三蘖之后，沿颍河而上，顺着嵩山南麓迂回，嵩山万安山脉东高西低，翻越嵩山西麓，登上陑地，通过“戎（陑）述（遂）”在夏都斟鄩背后给夏桀一击。商汤如此布兵，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牵制夏桀主力，避实击虚。钱耀鹏先生总结中原地区龙山文化聚落分布规律，认为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战争频繁，为了防御强敌，人们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聚落分布模式。中原地区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大多呈扇形结构分布，同时在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孟庄、古城寨聚落群中往往存在着与这些龙山城址相若或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现象。扇形聚落群结构是以中心聚落为核心的，但中心聚落并不是聚落群的中心部位，而是偏于一侧，接近或处于扇心位置。中心聚落所在，既可以说是聚落群最安全的地带，也可以说是聚落群最危险的地点之一。安全或危险与否，完全取决于受攻击的方向。扇形所向可能就是危险长期所在以及防御的关键，而中心聚落一侧的危险相对较小或居次要地位。但一旦攻击来自于扇心方向，则中心聚落所在就成为最危险的地点。从近年的考古发现看，为对付来自于东方的东夷及商人的威胁，夏人距离二里头稍远的地带建有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等军事重镇，在二里头附近有巩县灰嘴、禹州瓦店、新密新皆等据点，可见夏人主要的防御设施，皆在都邑二里头遗址斟郡之东，斟鄩如同扇心。在这种情况下，夏王朝的全部军事力量，就被规划于斟鄩的一侧，集中对抗较长时期来自东方的侵犯。商汤派伊尹充当间谍，无疑对这样的布局商人应是心知肚明的。商汤尽全力打掉葛伯和三蘖的障碍，实际上为了铲除迂回东进的阻力，而巧妙的牵制住了夏桀在东方的军事主力，利用了有莘氏部落在夏都背后的有利位置，避其精锐、击其惰归，最终给夏王朝致命打击。夏桀之所以向陈留开封一带的鸣条出逃，也是出于夏人拥有东方战线的考虑，但这一带应已经被商族控制，最终无力回天。综上所述，《尚书·汤誓序》言：“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其中的“陑”应是山地，从清华简《尹至》与上博简《容成氏》看，应在夏都之西，即今河南偃师二里头之西，嵩山万安山脉西麓。这一位置很关键，说明商汤自东向西进军，很可能釆取迂回战术，出其不意而制胜；夏桀向东方溃逃，沿豫东平原南下奔巢湖一带，这样的逻辑顺理成章。厘清这一线索，对认识夏商之间史事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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