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随罗炳辉将军转战淮南 跟随罗炳辉将军转战淮南 朱云谦 从新四军第五支队成立，到抗战胜利后罗炳辉将军率领新四军第 二师主力奔赴山东战场，我曾跟随他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了整整六个年头。 我第一次见到罗炳辉，是在1939年8月。届时，新四军第五支队刚刚成立不久，正驻在皖东津浦铁路以西的藕塘地区，准备开赴路东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我被从十五团调来担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 到任不久，有一天，由我带政治部同志出早操。天刚透亮，蒙蒙雾霭和袅袅炊烟弥漫在村庄上空。我带队来到村头打麦场上，刚跑了两圈，就看到从对面支队司令部驻地村子方向，走来一个身材魁伟的中年军人，他站在操场上背着手朝我们的队伍看了一会儿，转身向身后的警卫员指指点点地说了几句什么，又跑步来到我的位置上，和善地冲我笑笑，说：“你站到排头去，我来替你一会。”随即他便放开嗓门喊起口令来：“一二三四！……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百十人的队伍大声呼应着，一阵雄壮的口令声在广阔的田野上空回荡。 他是谁？我默默地想着：曾听说第五支队罗司令是云南人，听这一口浓重的滇边乡音，他会不会是罗司令呢？我在排头位置上不便向身旁同志打听，只好照他的口令跑着。又跑了两圈，他将队伍带出操场，朝野地里一道两米宽、一米多深的排水沟跑去，眼看就到水沟跟前了，他还不下达“立定”或是“转弯”的口令，我似乎明白了他的用意，到了沟边，一瞧不足两米宽，沟里水也不深，于是一纵身带头跳了过去。队伍跟上来，虽说有个别同志掉到沟里，溅了两脚泥和水，终究还是都过去了。接着，他又命令队伍绕回来，我一看他的警卫员不知什么时候已把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横架在沟沿上。这种训练对我来说并不打怵，又带头走了过去，但一些学生出身、参军不久的同志没经过这阵仗，在沟边思思量量地不敢过，只听他大声喊道：“莫怕！拿出胆量来，大不了是掉落沟里湿湿鞋。”说罢，自己便大步在独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 趁这空隙，我悄声问身边的同志：“这首长是谁？”“罗司令。”噢，果然是他！大热的天，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左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那嗓音，那风度，确实是一个标准的军人！ 队伍回到操场上，罗司令放开嗓音讲评：“今天的早操，我的评价是 '及格’！下一次如果还是这么个水平，那就不及格喽！我们支队不久就要继续东进，那里的环境要比这里艰苦得多，政治干部光会宣传鼓动摇笔杆子就不够了，军事上也得有点真功夫！艺高人胆大，功夫全靠练。野外训练也是一样，练多了，熟能生巧，巧能壮胆。胆就是真功夫, 有了这个'胆’，环境再艰苦，也是'张飞吃豆芽——小菜’！同志们，我说得对不对呀! ”“对——”我和大家高声答着，好像要把一时间周身猛添的劲儿都在这个“对”字里喊出来。 队伍解散后，罗司令叫住我，说：“小伙子，你的军事素养不错呀，看得出是从部队调来的吧（当时，我们机关多数是青年学生，参军不久）？多大了？在政治部做什么工作？” 我答：“二十岁，任组织科长。” “噢。”罗司令笑呵呵地看着我，又问：“原来在什么部队？” “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噢，是去年年底随张云逸同志第一批过江的，哈哈，你在江北的资格比我还老哩。” 罗司令亲切幽默的话，倒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司令员，你是今年春上和叶挺军长一起来江北的吧!” “是啊，你看，不到半年时间，形势发展多快！可是，这跟唱戏一样，才仅仅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头呢！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群众，坚持东进，华中的抗战就有希望了。” 从罗司令那充满信心的话语里，我看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不折不扣地执行东进方针的坚定信念。对于这一点，我日后与他接触愈多，感受愈深。 第五支队在藕塘地区经过短期整训，所属部队、机关即于1939年秋挺进到津浦路东地区。当时的路东地区，主要是被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势力统治着，这些反共顽固派军队和国民党政权人员消极抗战，日寇来了，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对我们则是又怕又恨，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鬼子，专抢地盘，打土豪”。我们以半塔为中心，完成对路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后，就积极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切为了站稳脚跟，开创抗战局面，打击日寇。 这年10月，我们第五支队正在来安、盱眙两县交界地区活动，获悉驻津浦路滁县的日寇准备东犯来安。罗司令决心打一仗扩大我军影响，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我们星夜赶到舜山集南边不远的梁庄。第二天中午，天下起蒙蒙细雨。得知驻滁县和张八岭的日伪军各一部，分两路进犯来安县城，罗司令立即命令我军部队在来安西南、西北的大路两侧展开，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先伏击敌人一下，不求全歼，但要煞煞鬼子的气焰。部队冒雨刚刚出发，派往来安县城和国民党县政府联系的参谋即来报告：来安县长和所属一个常备大队已弃城逃跑。罗司令痛骂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败类”！随后，就带领部队进入阵地。战斗一直在密密的雨丝中持续到天黑，敌人被这猝不及防的拦腰一击，打薦了头，丢下一路尸体，仓皇夺路窜进了来安县城。当天夜里，按罗司令的布置，我军便衣武装一部，摸进城里，在伪驻军中间，分别骚扰了一阵后撤出来。敌人惊破了胆，吓昏了头，竟自己互相干起来，急骤的枪声、小炮声一直响了一夜。 天亮时分，精彩的“狗打架”刚刚止息，罗司令派人把我叫到他的住处。 院子里，通讯员、译电员进进出出，屋子里蜡烛还未熄，他正和几位负责同志伏在方桌上摊开的地图上，看得出又是整夜未合眼。我喊一声：“报告!”罗司令转过身，说：“来来，给你一个特殊任务，带上一个连，去把来安县长张百非找回来。根据情况判断，进犯来安之敌可能要逃跑，来安城今天可能拿下来，这县长还由他来干。”我一听是这任务，刚来时的兴头减了一半。罗司令笑着说：“这任务没有打冲锋痛快，是吧？搞统一战线嘛，要敢打，还得会拉。来安是新区，我们建立政权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张百非这个人，民愤不大,拉过他一个，能影响一大片。找回来，先干着。搞团结，欢迎。搞摩擦，不怕。反正是我们网里的鱼。”这话倒把我说笑了，立刻带上一个连队，顺着张百非和他的常备大队逃跑的方向，一直赶到城北八十多里处的屯仓，在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这位国民党县太爷。我说：“张县长，我们奉罗炳辉司令员的命令，前来接你回县城。”我们的诚意使他惊魂不定的神情安定下来，急忙集合手下的队伍，可怜得很，一个常备大队不打自溃，身边跟的人、枪已寥寥无几了。这位张百非在当来安县长之前，曾在天长县当过一段时间县长，群众都讥笑他是：“天长不长，来安不安。”再看眼前他这副“光杆县长”的落魄样子，不禁对国民党的“抗日救国”嗤之以鼻。 当天下午，我们带着张百非和他的残部一起回来，来安县城已被我军占领了。听说城内敌人是在固守无援的情况下纵火逃跑的，可是在罗司令已布好的这盘棋上，他们逃不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刚溃退到八石山，又受到了预先守候在那里负责打援的八团的火力“迎接”。追击部队和八团前后夹攻，敌人伤亡惨重，逃回滁县，几个月都缓不过气来。 我们进了城，大火已被部队扑灭。张百非见到罗司令，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连称“罗公”、“久闻罗公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贵军驱走日伪，救了县城黎民，张某感激不尽！日后请罗公多多吩咐，愿为抗战效卑微之力……”罗司令向他讲述了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为了在士绅和群众中给他点面子，还要他主持了当晚在城内召开的群众大会。我军对旧县长张百非的宽容和大度，在淮南中、上层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初战来安，日伪胆寒，罗司令和我们第五支队威名大振，国民党散布的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也不攻自破了，恰在这时，刘少奇同志从延安来到驻津浦路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第四、五支队和地方工作情况，少奇同志指出，应在皖东全境、江苏西部积极开展地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创建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少奇同志的指示传到第五支队，罗司令和支队首长当即决定，所属三个团分别开赴路东地区的八个县，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地服务团人员组成数十个民运工作队（组），深入农村、城镇开展工作，不久，相继建立了工抗、农抗、妇抗、青抗、儿童团等各类群众组织，扩大部队，组建游击队，建立农民自卫军。 罗司令本来就是有名的“坐不住”，一有空就带上几个人各地跑。他身体胖，一口云南口音，直观印象是很有特点的，再加上初战来安之后，路东人民都听说第五支队有个“高高胖胖的罗司令”，所以他不论走到哪里，群众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到了群众基础好的村子，只要有人喊一声“罗司令”，全庄人都会涌过来，老汉们笑着递过装得满满的旱烟袋，老太太挪着小脚端来热腾腾的山楂茶，拖鼻涕的娃娃从大人腿裆里挤过来，爬到罗司令的膝盖上，军民嘻嘻哈哈地聊家常，不知不觉中，罗司令就把抗战的道理传给了乡亲们。有时到了群众对我们还不够了解的村子，罗司令便对跟随的同志们说：“大家不是常说老百姓是新四军的母亲吗？今天请同志们都到母亲那里去，一边劳动，一边访问，看看群众有什么困难要我们帮助……” 开始，有人瞧着我们战士背的老套筒，问：“这玩意儿打鬼子，能管？”罗司令会学着当地人的口音说：“你看管不管？”然后接过一只老套筒，瞄准树梢上喳喳叫的雀子，一扣扳机就打下一只来。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按支队首长的分工，罗司令的工作重点还是负责中上层士绅、商人的工作，他几乎跑遍了路东八县的每一个大的集镇。 一次，我跟罗司令到了六合县的竹镇集，按打前站的同志安排，我仍准备在这里召集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商人开一个座谈会。这是一个不小的集市，有些商店，街面也齐整，只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地方中上层人士对我军怀有戒心，最担心的是“打土豪”。宾主入座，寒暄一番，罗司令就侃侃谈起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针对士绅、商人的疑虑，开门见山地说：“列位都是知书达理、耳目灵通之士，我军进驻以来，所作所为，有目共睹,可有谁见我军打过几个土豪？占过多少地盘？邻县来安城内日伪军是我军赶走的，至今还不是张百非先生担任县长吗？请诸位不要听信反共顽固派的谣言，谁在真抗战，谁在搞摩擦，但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能看得清！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一切为了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罗司令开诚布公的一番话，直说得各位士绅、商人频频点头，疑虑消除了，对立情绪缓和了。座谈会结束后，他们向我军捐了二十几担粮食、两千多块钱，一位姓马的回族士绅还办了三桌素席招待我们。此后不久，我们在竹镇集附近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成员多数是回民，那位姓马的回族士绅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第五支队就在路东地区扎下了根，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进展。所属三个团都得到了充实和扩大，组建了特务营和教导大队。各县游击队组织起来了，各类群众组织成立了。三个月的进展超过了过去两年，使我军在反顽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1944年腊月底，我当时任（盱）眙嘉（山）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带领四个连夜袭击盱眙县城。盱眙县城依山临水，紧靠淮河，沿山坡直至山腰。山顶上就是日军的据点，由一个中队的日军担任守备，距离伪县政府约四百米，我利用敌人忙着过春节、防备不严的弱点，用一个连把日军据点紧紧包围，并以火力封锁住八个连打进城去。不足两个小时，就打掉了敌人的县政府、警察局，全歼了伪军两个中队。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据点内的日军始终不敢爬出碉堡一步，只是盲目地发射密集的火力给伪军壮胆，也为自己壮胆。直至我军已胜利结束了战斗，撤离县城好几公里远，仍在不断地鸣枪放炮。我们的战士讥笑说：“日本人没有来得及欢迎我们进城，现在热烈地欢送我们出城，这还算够朋友。”过了春节，罗司令要我去汇报，我给他捎去了三件战利品：一支三八马大盖，一支汉阳造，都是烤蓝未退的新家伙，还有一把日军指挥刀。他拿在手上，一件件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说，这是好家伙，谢谢你的礼物。接着他高兴地说：“战报我看了，打得不错！攻克敌人占据的县城，这在我们淮南是第一次，说说看，有什么经验？”我把战前准备、作战实施过程和战后工作，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不等讲完，他就替我总结起来：“论兵力，敌我相当；论地形和武器配备，敌强我弱。但是战机选得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占了优势，是吧？古代和近代史上都有不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其中胜者都与这个'巧’字有关。要打得巧，就得动脑子，战前不用说了，战中和战后也得动脑子，要好好总结，打一仗进一步。”根据他的指示，后来，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讲评和总结，以实践经验教育指战员。 1945年春，在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军一部及汪精卫的警卫第三师，乘我主力在津浦路西和桂顽作战之际，对我路东地区发动大“扫荡”。当时，罗司令身体欠佳，硬撑着虚弱的身子，精密地筹划和指挥路东的地方武装和民兵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作战中。我那时是路东分区副司令员，带着一个团跟他行动。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情势，他始终一副乐观样子，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路东是我们的天下，天时、地利、人和，三样都占着，敌人占不了便宜去！地方武装和民兵，不能打大仗，就打小仗，纠缠住敌人，一点一点把它吃掉。” 他最擅长游击战术。在情况不明，或不具备取胜条件时，通常以战斗小组或班排小分队，设法与敌人保持接触，将我主力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以逸待劳，待机歼敌。我们用小部和敌人纠缠，以袭扰、疲劳、消耗敌人并查明情况，当情况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时，隐蔽地果断使用主力，歼敌一部。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和日伪军周旋了半个月，并先后在八百桥和大英集歼灭了伪军两个营、杀伤日军一部。我主力在津浦路西取得反顽战斗胜利后，向津浦路东转移。冈村宁次只好放弃了他的这次“扫荡”。至此，我淮南军民不仅取得了路西反击桂顽的胜利，同时又粉碎了日伪对我路东的“扫荡”，保卫了根据地。罗司令时时注意提高部队战斗力，对部队的实地训练极为重视，做到了见缝插针，贯穿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跟他行军，路上是不得闲的，他在前边一会传下一道口令，一会出一个假情况。到了宿营地，他就守在路口，挨个问战士们：今天传了几道口令？都是什么内容？再不就是考干部：路上你都看到了什么？过了几个村、几道河、几座岭？各叫什么名字？对于这些，他在沿途是早已向老乡了解得一清二楚了。有时部队集合了，他在正式讲话之前，叫出几名机枪手和他比赛单臂举枪，我已经不记得他能举多少次了，只记得没谁能赛过他。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罗司令深知战争环境中敌情瞬息万变的特点，所以特别注意培养部队的高度警觉性和非凡的沉着、镇定。别看他睡觉时鼾声如雷，一旦门窗响动或有脚步声，他翻身即起，第一件事是把从不离身的左轮手枪抓在手里。 罗司令对待下级或战士，就是这样又严厉又亲切，虽说有时方式简单一些，但平易近人的作风获得了部队和人民的一致拥戴。他像一盆火，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就有歌声，就有其乐融融的气氛。战斗中只要他一去，战士们喊一声：“罗司令来了!”那仗就打得格外有精神。 1945年7月底，在三打盱眙县城之前，我和路东分区司令员罗占云同志到他那里去汇报作战计划。他当时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一到夏季，他的高血压就迫使他不得不休养一段时间。到了他的住处，谈完工作，他要我们留下来看一样东西再走，此时抗战临近胜利，他尽管病魔缠身，情绪也特别轻松自然。他摇着大蒲扇，笑哈哈地说：“你们是要上战场的人，我这病身子去不了，该拿出最好的东西给你们饯行——尝尝淮南夏季的冰，就看你们有没有口福喽！警卫员，把里屋的窖子刨开。”他和我们来到里屋，一边看两个警卫员刨开窖子，一边说：“这个办法是长征时在高原地区看到的，就是趁腊月里，在屋里刨一个深坑，四壁用柴草烧焦，凉下来后再放上雪，铺上一层草，用土埋实，来年夏天就变成了冰。我今冬抽空试验了一下，不知这方法在此地行不行。”窖子刨开后，雪早已化了。罗司令不胜遗憾地说：“的确不行，你们到底没口福哟！看来高原的办法在淮南行不通，罢！罢！便饭招待你们吧。”于是，我们便和罗司令吃了一顿极普通的午饭。 的确，他也拿不出佳肴名酒招待我们，他虽然身为师长兼军区司令员，除了屋前种了几畦蔬菜，“多吃多占”这个词在他的经历中是找不到的。我记得支队机关有一位司务长，趁一次干部会议多报了几元菜金，想抠出来给罗司令补贴一下伙食，为这事挨了罗司令好一顿批评。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吃上罗司令的冰，却又一次看到了他那一颗能暖化冰的热心肠。（本文选自《怀念罗炳辉同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