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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并非事先就有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也不仅仅着眼于摆脱经济和军事的困局，而是综合考虑了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军事上实现“围魏救赵”的策略、政治上贯彻“向赣南发展”的指示、客观上以“出击赣南”比较可行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和正确决策的结果，后来在客观上促成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中央苏区的形成。 [关键词]红四军；柏露会议；出击赣南；东固会师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的率领下，从井冈山茨坪和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军，开始了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历程。 对于这一事件的原因，党史学界看法见仁见智。20世纪80年代之前，绝大部分的党史书籍或文章都认为，在1929年1月的柏露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在赣南、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决定以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持这一观点的有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和马齐彬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等。此后，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一者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红军的经济出路；二者是实行“围魏救赵”的军事策略，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持这一观点的有罗惠兰的《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目的浅探》、李孙强的《关于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下山的目的和任务的探讨》和黄书孟的《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理论意义》等。最近，笔者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出击赣南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原因，而是综合各种情况全面考虑和正确决策的结果，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其首要因素是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言：“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宁冈，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井冈山地区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交通闭塞，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即人烟稀少、耕地缺乏，“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1928年，由于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盲动冒险，井冈山根据地遭受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凭险据守”的思想，不主张分兵冒进及远离根据地去打游击。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凭险据守”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有充足的给养”，否则敌人只需封锁围困，根据地就会不攻自破。这种状况在根据地人员较少的时候还不明显，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红四军成立后，军政人员一下子增至1万余人（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5页。），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由于井冈山的物质生活极端困难，在该年8月出击湘南的过程中，湘南农军溃散了一部分，但红四军主力仍有5000余人。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5、70页。）及至1928年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800余人来到井冈山后，军队的给养问题更加突出。加上这年冬天异常严寒，连降大雪，更是雪上加霜。“四（个）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浓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二（个）月没有一文零用钱。”（《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7页。） 根据地的物质生活已到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为此，“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因此，在得悉敌人即将发动第三次“会剿”之际，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作出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主动出击赣南的决策，其首要因素就是突破敌人的封锁，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 二、军事上实现“围魏救赵”的策略 出击赣南在军事上的考虑就是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1928年底，湘赣两省的敌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纠集了18个团共计2万余兵力，分五路扑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而红军只有50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且敌军经过长期准备，在交通、物资、装备等方面大大优于红军，又在外线构筑了大量据点，实行严密封锁。这时如果与敌人死打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柏露会议提出大部分红军出击赣南，打到敌后去牵制敌人，使之穷于应付，顾此失彼。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的重兵“会剿”，又可相机扩大红军的游击区域和活动范围。会议最后决定：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采取“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竟”的灵活战术，袭击敌人后方重镇赣州和吉安，逼敌撤兵返巢，以解井冈山之围。正如彭德怀在给中央的信中所说：“前委决定五军守山，四军向赣南发展，群众打破会剿，实行围魏救赵的政策，与我以物质的补充。”（《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74页。）杨克敏在报告中也提到，为应付此次湘赣第三次的会剿，“1月4号边界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敌人的应付，有如下的决议……（C）决定四军大部出发赣南，五军（四军之三十团）守山移动目标，转攻敌人之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企图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7页。）。 这一点从东固会师后红四军战略的转变也可得到侧面印证。1929年2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罗福嶂作出向东固转移的决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救援井冈山计”。17日，红四军到达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师，并在东固休整一周。这时从赣西特委得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失守，彭德怀率红五军突围下山，正向赣南活动。这样，原先预想的“围魏救赵”的战略目标和部署已经被打乱。正如肖克所说的，“本来我们下山是为解井冈山之围的，井冈山失守，就得重新考虑战略方向”。（肖克：《肖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为此，红四军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第33页。）。陈毅在报告中也提到，红四军在到了东固以后，“是时知井冈山业已失败，乃决定到闽粤交界处游击”（《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7页。）。可见，红四军最初是设想从东固回到井冈山的，因为井冈山失守，才又到赣南、闽西等地打游击。 三、政治上贯彻“向赣南发展”的指示 正当红军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准备大力经营和巩固这块宝贵的革命根据地之际，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却多次要求红四军往赣南发展。早在1928年4月15日，中共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目前的赣南在地理上和湘粤两省相联，倘能很快的发展，结果不但影响赣西和全省，而且极有利益于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局面，亦即是使全国的暴动局面转变到更一新的时期。因此省委认为目前赣南的农民暴动是江西第一位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84页。）时隔十天以后，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提出：“现时西南各县应尽量的发动并深入农村斗争，特别加紧城市工作，尤其赣州、吉安两地。毛部应立即向宁冈、永新以南发展，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帮助赣南群众斗争，马上汇合到赣南总暴动，解决七师，夺取赣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86页。）5月23日，江西省委又在给中央的汇报信中说：“前去信毛泽东、朱德同志，要他们赶快向吉安及赣西南发动，因遂川、永新、宁冈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重要，但在军事上不如采扩大的策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95页。） 在江西省委一而再、再而三建议向赣南发展的情况下，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朱德、毛泽东并转前委诸同志的信中，提出“赣南各县特别是吉安、赣州、兴国、南康、信丰、雩都等县已经有群众斗争起来，你们必须派出许多游击队伍以很大的力量帮助那一区域的群众的暴动，而与你们形成犄角之势”，指示红四军“更要注意赣南的发展，以牵制敌人，同时在必要时还可以打通赣南而占领之，以为退步。因为在四面夹攻时，如果死守宁、永一带或退到湘东南都是很危险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18页。）该信于11月2日才转到井冈山。 对此，毛泽东据理力争，详细阐释了固守井冈山根据地的思想。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应说：“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42页。）然而，就在他作此论断的一个月后，井冈山就出现了“万不得已”的局面。鉴于此前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因没有贯彻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有关指示而招致严厉批评，甚至还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教训，向赣南进军也成为遵循中央指示精神的结果。 四、客观上以“出击赣南”比较可行 红四军下山后究竟该往哪里去？当时有人主张去湘鄂赣边界，也有人主张去湘南，还有人主张去赣南。在柏露会议上，与会者广泛讨论了各条路线的可能性。首先是湘鄂赣边界，这一地区夹在武汉、长沙和南昌中间，距离大城市较近，东有赣江和南浔铁路，南有株萍铁路，西有湘江和粤汉铁路，北有长江天险，敌人运动方便；并且该地区面积比较狭长，对红军来说难于有纵深回旋的余地，故不宜前去。其次是湘南，该地区地处湘粤大道，交通便利，易于敌人集中；且当地敌军兵力强，年关暴动失败后，革命力量受到摧残尚未恢复，故也不宜去。不去湘南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意见：“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验证。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再次是赣南。赣南的地形好，地势开阔，分布着广袤的丘陵山地，东有武夷山脉、南有九连山、南岭，西有罗霄山脉作为天然屏障，是开展武装游击的好地方；这里距大城市较远，敌人往来聚集困难；江西驻军多属外省军队，人生地疏，对“围剿”不热心，战斗力也不强；并且，赣南的党组织受“左”右倾机会主义影响较小，党和群众基础好，赣南各县如赣州、兴国、南康、信丰、雩都等地都已开展了群众斗争；吉安一带还有东固革命根据地，有革命武装——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可以互相支援配合作战。因此往赣南出发比较有利。 此外，当时国民党“会剿”的军队主要部署在湘东和赣西北部一带。红四军如果往北突围，无异于自投罗网。刘岱在《东固送信到井冈》中也提到，他们曾先后三次成功将东固领导人的信送上井冈山，但当1928年底组织上第四次让他们再去井冈山时，“无奈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派遣大批敌人包围了井冈山，故这次送信任务没有完成”（《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67页。）。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事先用重兵堵截了井冈山与东固之间的联系。而往赣南方向，一则敌军的兵力相对较弱；二则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三河坝激战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曾转战闽粤赣湘四省边界，期间还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对赣南的地形方位、群众基础和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红四军在敌人合围之前，主动出击赣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赣州、吉安推进，转攻敌后以解井冈之围。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决定：“红军对于敌人三省会剿，决定以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以彭德怀及袁王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之敌。在四军至吉安附近，赣敌后方动摇必然撤退，彭、袁、王应付湘军自有余力，此为我方之计划。”（《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7页。） 因此，红四军是采取迂回侧击的办法，设想以赣南为进军出发的起点，最后再从吉安返回井冈山。 综上所述，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并非事先就有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也不仅仅是着眼于摆脱经济和军事的困局，而是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客观形势全面考虑和正确决策的结果，后来在客观上促成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中央苏区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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