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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导游正给游客介绍周公馆历史。（摄于2021年6月20日）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位于渝中区上清寺特园康庄旧居遗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纪念碑。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重庆为何被称为“统一战线先锋”？ 中共重庆地委在重庆迈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性一步 “重庆的统战历史可追溯到1924年1月。”林勇对重庆统战历史了然于怀。 鸦片战争后，在山河破碎、军阀混战的长夜里，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让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如果不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重庆'团地委’积极响应中共三大的号召，广泛动员中共党员、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林勇说，这也翻开了四川地区国共合作的崭新一页。 然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四川国民党地方组织，右派频繁活动、势力强大。1925年4月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考虑到吴玉章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深厚渊源，指示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 “吴玉章对重庆统战工作影响深远！”跟随林勇的讲述，我们仿佛回到那个时局混乱、风雨如晦的年代。 1925年8月15日，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部部长吴玉章抵达重庆，四天后他就召开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第一次改组会议。 从此，吴玉章与“重庆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等共产党员密切配合，组织广大工人、农民在全川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6年6-7月，中共重庆地委深入到南川、涪陵、丰都、垫江、石柱等县农村开展农运工作。随着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在全川各地的广泛开展，基层民众的革命意识得以迅速觉醒，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一时间，川渝地区一跃成为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党中央对川渝共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26年9月20日的《中央局报告——党在各方面工作发展情形》中就曾提到，'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林勇说，报告中所说的“最好工作之地”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四川地区统战基础深厚，统战工作扎实有效，解决了全国其他地区未能解决的党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权问题。 抗战时南方局为何被称为“联合抗日的前哨”？ 南方局在重庆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党派各团体相聚重庆，为民族大义携手并进。重庆人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内迁难胞，以坚毅不屈的精神担负抗战重任。 历史选择了重庆，重庆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 曾家岩50号，也被称为“周公馆”。抗战时期，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前线阵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在这里宣传党的主张、团结民主进步力量，有力推动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大联合大团结，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史上难忘的瞬间、精彩的华章。 在林勇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他归纳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开展统战工作的“大事”—— 1939年初，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重要机构入驻周公馆； 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邀在巴蜀小学广场，向工商界在内的3000多人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 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正式在重庆成立并举行首次演出，打响了“雾季公演”第一炮； …… “周恩来初到重庆时，环境极为复杂险恶。”林勇讲述了当时周公馆所面临的处境：馆外，大门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的派出所，右侧不远处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馆内，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同进一大门、同住一栋楼。 如此环境下，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重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赢得了主动。 哪些属于“可以团结的力量”？ “比如国民党民主派、中间党派、文化界代表人士、知识分子、工商实业界、海外华侨等等。”林勇举例说，南方局非常重视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周恩来等人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谭平山等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此外，南方局还注重发挥进步文化界的社会作用，专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广泛团结争取爱国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文化运动。彼时，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艾青、田汉等一批中国优秀文化人跋山涉水集聚重庆，他们以笔为刀枪、以文为子弹，为民族存亡疾声呐喊。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局成立之初就专门设立华侨工作组，周恩来还亲自同港英当局交涉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近距离对华侨人士开展宣传。 重庆为何被称为“民主党派的摇篮”？ 民盟、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建、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 抗战时期，中国各党派和社会各阶层政治力量汇聚重庆。在中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民盟、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建、九三学社在重庆相继成立。 位于嘉陵江畔的特园，原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是抗战时期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秘密基地。两个民主党派就在特园成立。 民盟是其中之一。 林勇介绍，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在南方局帮助下，黄炎培、张澜等13人于1941年3月19日在特园秘密开会，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国共两党之外最大的中间党派。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另一个在特园成立的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 1941年5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王炳南、王昆仑等秘密筹划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小民革成员大都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其中不少成为后来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骨干。1945年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和推动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特园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日本投降后，在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直接引导和帮助下，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顺应“民主建国”的时代呼声，于1945年12月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知识分子等组成，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支崭新的力量。 在毛泽东的启发和鼓励下，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宣告成立。多年来，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风雨同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力量。 “还有两个党派和重庆也有很深的渊源，那就是农工民主党和致公党。”林勇介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抗战时期，农工党中央机关移驻重庆，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致公党从党、堂并存到成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党，其筹备工作也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在重庆完成的。 “南方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有力促进了民主阵营的形成和民主政治力量的壮大，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林勇说。 为何说“政治协商”诞生于重庆？ 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开启了各党派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历史先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根植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但少有人知的是，上世纪40年代，我国先后召开了两次政治协商会议：一次是1946年根据“双十协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这次会议尽管是由国民党召集，但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推动召开的；一次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召开的“新政协”会议。 抗战胜利后，为了给发动内战争取时间，同时在政治舆论上获得主动，把不愿和平的罪名强加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内容包括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党派平等合法等等。至此，“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在正式文件中确定下来。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共有38名来自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等不同政党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 “旧政协”是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中共代表团团结多数中间党派和社会政治团体，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促成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等5项协议。“它开启了各党派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历史先河，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旧政协’会议的召开成为中国民主和专制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林勇说。 但会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公然否定了整个政协协议的合法性，最终悍然发动内战。 尽管如此，平等协商的政协精神已经深入人心。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西南局在重庆的统战工作为何堪称典范？ 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掀开了西南地区团结建政的崭新篇章 新中国建立后，如何稳定、建设大西南，成为摆在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面前的一道新考题、必答题。 1949年12月9日，在率西南局进驻重庆次日，邓小平就组织召开了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谈会，此后又相继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学生座谈会、文化教育界座谈会、工商界座谈会，有力打消了各界对新政权的疑虑，统一了民心民意。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西南局召开第一届重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筹备会议过程中，邓小平非常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和会议的民主性。”林勇列举了一组数据：会议代表中，工人代表占20%，工商界代表占13.5%，文化教育界代表占10.5%，妇女界代表占8.25%。 西南局对统一战线的重视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解放后，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转向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邓小平积极团结工商业界开办工厂、恢复生产，参加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此外，在西南地区知识分子教育改造中，邓小平还坚持把学生、教职员是否赞成、是否拥护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标准，赢得了广大中间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林勇说。 在西南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种类繁多、人口聚集的地区，能否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是巩固政权的重中之重。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原则，在民族杂居区组织联合政府，在民族聚居区成立区域自治政府。 “提起西南局的民族工作，不得不提到和平解放西藏这一历史功绩。”林勇说，在解放西藏问题上，邓小平坚定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得到中央高度肯定，成为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政策基础。 “百年来，中共重庆地委在重庆迈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性一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掀起团结建政的热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在这里宣传党的主张、团结民主进步力量，有力推动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大联合大团结，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史上最难忘的瞬间、谱写了精彩华章。”林勇郑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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