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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到达香港后不久，就陆续调集张唯一、张建良、简竹照、董慧等同志，组建了一个由他掌握的精干的情报班子。 为了扩大情报来源，除在香港各部门，通过可靠线索搜寻情报外，又通过地下组织，在广州和澳门搜寻各类情报，所有情报都由张唯一汇总编写，由潘汉年审定签发，通过无线电波，不断传送给中央情报部。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他遵照中央关于注意收集蒋介石对我攻势、战略和对策及各战场军事部署情况的指示，及时获取了“敌国防部战斗序列”、“淞沪警备计划”、“蒋军调动”“军用地图”“国防部施政纲领”等大量军政情报。 中央情报部称赞这些情报甚好，有重要价值，对中央掌握敌情、研究美蒋关系用处甚大，有很多重要情报，中情部都以《中情通报》发往各有关中央局和野战部队，有力地配合了战略决战阶段的军事斗争。 潘汉年除了要不断收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 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那里已经策反或联系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 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他的“流动办公室”设在香港各种酒家和咖啡馆内，地点几乎天天在变换。 唐瑜回忆说：“每天总有许多各式人来找他，一个接一个，从无倦意,谁也难统计他每天说了多少话。 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着某一些来找他的人，一张张兴奋的脸用笑眼盯视着，听他侃侃而谈。 我曾开玩笑说，他像在摆测字摊，善男信女争相求向流年休咎之卦。 我们一些熟人和排队的人，时常在他的台子旁边另占三两台，用人墙’来隔开外界，让什么人也听不见潘在讲什么。他一天天更忙碌了。”  图片来自网络 有的人找不到潘汉年，便先找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 例如 1949 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法制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 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 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 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 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从 1947 年开始，各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文化界人士 陆续从内陆、上海和海外来到香港，到 1948年，总数已达千人以上。 因此，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便成为一项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当时，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商讨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方略。 但也有极少数的上层人士对形势认识不清，主张中国应建立资产阶级国家。 还有一些亲国民党的党派如国社党、青年党也在香港活动，破坏统一战线。 面对纷繁复杂的斗争现实，潘汉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提出凡是愿意与我党合作，反对蒋介石卖国政府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争取，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做到多争取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从 1947 年起，中共香港分局开始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每周开一次，边聚餐边座谈，由香港分局的领导同志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每次座谈会都有中心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融洽无间。 潘汉年是座谈会的主讲人之一，由于他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很受欢迎。 潘汉年在香港工作非常紧张，夏衍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 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潘汉年还时刻关心着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的教育工作。 为了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从1948年3月起，他先后向党员干部作了八次报告，内容涵盖党的历史、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 潘汉年对在香港工作的党内同志和党外进步人士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每逢他们遇到困难，总会及时得到潘汉年的关心帮助，对此，许多同志至今记忆犹新。 潘汉年就是这样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充分发挥党内外同志的作用，为党的事业服务。 正如他自己所说，别人说我有鬼斧神工，其实做统战工作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京、沪一带控制极严，在这些地区无法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更无法办干部训练班，中共上海局就只好设法在香港设立机关，开办京沪高级干部训练班,总结国民党区域党的工作经验，培训党的干部。 训练班先后办了12期，潘汉年给予很多支持帮助。此外，上海党组织很多不易办的事，也多半转移到香港,由潘汉年协助办理。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剧演员。 1948 年 11月,潘汉年找文汇报主笔徐铸成谈话，说: “东江游击队要添置冬衣，党的经费一时汇不过来，你是否可以去联络一下马连良和张君秋，请他们唱几天义务戏?” 徐铸成联络好了，潘汉年于是请李济深出面，先宴请马、张诸位，然后又发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结果筹到了一笔款项。 潘汉年全力支持夏衍同志领导的香港文化工作，1948 年冬，夏衍主持的《华商报》因亏损而陷入某种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 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士，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募助，从而使《华商报》摆脱了困境。 夏衍因此十分高兴，还特地和潘汉年一起邀请那位实业家吃了一顿饭，以表谢意。 潘汉年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党的唯一的理论刊物。 该刊于 1937 年 12 月在汉口创刊，抗战胜利后，于 1946 年 6 月转刊上海出版，国共和谈破裂后，于 1947 年1 月转移到香港出版。  1946年，《群众周刊》13卷第11、12期合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在 1948 年 1 月至 1949 年 1月，用“萧恺”的笔名在该刊上陆续发表了《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怎样看待李宗仁》《蒋政权还能革新吗？》《和平谣言及政变问题》《加强团结和努力扩大统一战线》《李宗仁想走哪条路？》等六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潘汉年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阴谋诡计，帮助各界人士澄清模糊认识，认清形势，跟上中国革命的前进步伐。 潘汉年在文章中，论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号召为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斗争。 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以及对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策和态度，成为香港、上海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 国民党反动派抓住这个问题，施放了许多谣言，说“中共不要统一战线了,不要中间人士了,放弃了联合政府的主张,要实行一党专政”等等，潘汉年在《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一文中，结合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著作中有关论述，并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分析，充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放弃统一战线方针，而且将“更加扩大和更加巩固”统一战线。 文章还着重阐述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坚决争取领导权，——反对投降主义; 二是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牺牲群众利益的上层妥协; 三是既斗争又团结，——反对无原则的团结。 潘汉年在《加强团结和努力扩大统一战线》一文中，总结了一年来党的统战工作情况，阐述了他对统战工作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见解。 潘汉年还提醒在统战工作中要注意防止“左”的偏向。他说，由于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由于中共的政治主张为全国范围内广大人民所拥护，因此，在统战工作中，容易出现不尊重同盟者的意见，不考虑其他民主党派的建议，遇事不善于诚恳合作，甚至误用了对反动阴谋者而采用的打击手段等“左”的偏向，这个过程虽短，但遗下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会妨碍统战的团结与发展。 潘汉年在文章中，还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帮助人们认清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来面目。 1948 年岁末，云南实力派人物龙云已被蒋介石软禁三年有余。  龙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为了不被蒋介石挟持到台湾成为张学良第二，终于在陈纳德和陈香梅夫妇的帮助下逃出樊笼，乘专机飞抵香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再次玩弄以退为进的策略宣布下野，在故里溪口遥控全国政局的发展。 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走马上任，他希望龙云重新入主云南，把大西南作为与共产党进行最后较量的可靠的地方。 这时，潘汉年拜访了龙云，向他指明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总趋势，希望龙云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为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为云南和平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潘还鼓励龙云和李济深合作搞“民革”，这在举措未定的微妙时刻，无疑坚定了龙云的决心，使他公然宣布和蒋介石决裂，断然拒绝了李宗仁代总统的相邀。 随着国共和谈的进行，蒋介石在幕后积极策划所谓大西南联防战略，并制造谣言四处风传:“龙云即将出山，协助政府。” 为了揭穿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潘汉年数度往访龙云，促其于 4 月11日在浅水湾宅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龙云谈到和蒋介右的关系时，他义愤填膺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此人对我误会如此之深，手段如此之辣……蒋统治昆明后三年多，现在弄得民不聊生，土匪遍地，黄金、白银被抢一空，壮丁离乡别井，十多年的积谷也给吃光了。 云南人民起初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后来一天天觉悟，因此，除土匪之外，各地民众武装在这两年多来一天天扩大，这是蒋所赐予的，不仅云南人民要知道，全国同胞也要知道。” 龙云还就战和问题也发表了意见，并公布了给代总统李宗仁的信，表示免除战祸，实现和平的决心。 龙云的行为无疑于晴天霹雳，不仅对蒋氏王朝的所谓忠臣们给予有力的一击，而且对国统区的那些暂存幻想的人们，也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949 年初，正在德国担往国民党政府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黄琪翔回到香港。 早在“福建事变”时期,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时任福建人民政府委员的黄琪翔将军始相过从。 黄或期到港不久，潘汉年就受命登门拜访了这位老朋友。此时，大部分民主人士的头面人物，已离开香港到解放区了。 和黄关系密切的章伯钩已不在香港，黄珙翔一时无法，后经畅建平联系，由潘汉年出面牵线搭桥，邀集仍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聚会，將黄向大家做了介绍，同时由黄在会上表示了反蒋的决心。 后来，黄珙翔表示要到解放区去，潘汉年通过情报系统的电台请示党中央。很快得到了答复: 广东尚待解放，希望他暂时留在南方做些工作，旋即，潘汉年将党中央的意见转告黄琪翔，并安定其心。 没过几天，和黄琪翔约定在香港相见的原桂系大将黄绍竑衔命也来到了香港。 黄绍竑出生于1895年，广西人，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名举人，黄绍竑的家族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广西参军，因为是正规科班出身，所以晋升很快，1921年，黄绍竑与李宗仁合作，东征西讨，逐渐统一了广西全境，黄绍竑也成为新桂系军阀的代表人物，与李宗仁以及白崇禧合称“新桂系三巨头”。 当黄琪翔获知黄绍竑来港的目的，是敦请李济深出山，协助代总统维持残局，进而打开国共和谈的僵局以后，他不无惋惜地对黄绍竑说: “很可惜，你来迟了几天，李济深已于前几天动身到北方去了。我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负责人接头，我还有办法。” 很快，黄琪翔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约黄绍竑见了面。黄绍竑讲了南京和武汉的政情之后，潘汉年说: “我也知道一些情况，白崇禧可能反蒋，但这样的大事我不能作主，必须打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多候儿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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