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合影80年前的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文艺工作的根本性的指导文件。评论家李洁非认为：“《讲话》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奠定了国家秩序的文本之一。”
让我们回到80年前延安文艺运动的现场，重温那个经典的场面……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喊妈，美术系不知画啥，文学系写的啥，一满解不下。”老百姓编了这个顺口溜讽刺鲁迅艺术学院的“洋包子”。“一满解不下”是陕北话，意思是不知道说的啥，一点都听不懂。老百姓用自己土里土气的话语，批评那些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而不为人民群众所欣赏的文艺作品。圣地延安，聚集着从四面八方投奔革命的文化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繁荣了抗日文艺运动。同时，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作用，一些文艺工作者还有争议、有困惑，甚至有一些错误的意见。1942年春天，《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还有“轻骑队”墙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声音有些异样。正如《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奚如的《一点意见》所说：“延安文艺界表面上似乎是天下太平的，但彼此在背地里，朋友间，却常常像村姑似的互相诽谤，互相攻击；各自为是，刻骨相轻。显然的，这里存在着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如对文学理论的见解、作品的看法，以及作家之间正常的关系，等等。”文学艺术如何更好地反映时代、表现生活？知识分子如何同新的生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思考。毛泽东对诗人萧三说：“如果瞿秋白还在，由他领导文艺工作就好了。”（《读毛泽东札记》）“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毛泽东对刘白羽说。毕竟，“任何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目光如炬，深谋远虑，他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界的问题。“毛主席请你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对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说。塞克手里不停地挥舞着拐杖，说：“不去。”“为什么？”塞克把披肩的长发往后一甩：“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延安文艺整风前夕，毛泽东要做些调查研究，听听文人们在想些什么，关注些什么，他就想到了著名的塞克。塞克原名陈秉钧，曾用名陈凝秋，“塞克”是“布尔塞维克”之缩写，他创作的《流民三千万》《铁流》等抗日剧目，是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塞克1938年到延安，和冼星海、萧军、马达被人称为延安文化界“四大怪”。他的“怪”在于留一头延安革命女性都很少见的长发，经常叼个大烟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副名士派头。李卓然请不动塞克，只好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笑起来：“好，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毛主席的这个决定，遭到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给警卫人员做工作说：“我的朋友来看我，你们不能挡驾。这位朋友脾气可大啦，你一挡驾他就回去了，那你们可吃罪不起呀！”毛泽东给足塞克面子，撤掉了岗哨。那天，毛泽东与塞克谈古论今，谈了四五个小时，吃饭的时候特意炖只鸡招待他。塞克回来对人说：“主席掰了一只鸡腿给我吃。”毛泽东找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话谈心，调查和交流文艺问题。边区有三大文艺组织，一个是鲁迅艺术学院，代表人物是周扬；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以丁玲为首，包括萧军、舒群、艾青、罗烽等；还有一个是边区文协，著名诗人柯仲平是主任。毛泽东个别谈话、集体谈话，还让一些同志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为召开文艺座谈会作了充分的准备。4月27日，一张张粉红色的请柬从昆仑收发室发出。“昆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发室的代称。请柬64开大小，竖排，油印，封面上写着“谨希莅会”。打开请柬，是毛泽东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联署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延安的五月，山野间盛开着大片蓝色的马兰花，还夹杂着黄色的野蔷薇、白色的杜梨花和浅粉色的杏花，那火红的山丹丹夺人耳目，老远就把人的目光拉了过去。5月2日是个艳阳天。毛泽东来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俗称“飞机楼”。举目会场，济济一堂，延安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到了。他与大家一一握手寒暄。凯丰主持会议，他说：“座谈会现在开始，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给大家讲话。”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绵长顿挫的湖南腔，开宗明义地说道：“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接着，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作者注：这段话正式发表时改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站着讲话，与会者注意到，他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关节处，补了两块颜色鲜明的蓝色补丁，单薄的棉袄肘弯处也露出白色的棉絮。毛泽东侃侃而谈，讲了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作品服务的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并且现身说法：“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文艺论集》）毛泽东从自己的心理转变谈起，使用“衣服”“牛粪”等形象化的符号，开始了自己的讲话。讲话中间，远处隐隐传来隆隆的炮声。有人给毛泽东传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听到炮声，会议是否暂停？毛泽东说：“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抗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沟嘛。”大家笑起来。前一阵子，传说胡宗南的军队要进攻延安，有人赶紧把家里养的母鸡杀了吃了，有的为了转移时方便，联系老乡准备把孩子送出去。毛泽东动员讲话之后，大家自由发言。毛泽东提议说：“萧军同志，你来谈一谈嘛。”丁玲坐在毛泽东身边，她捅了捅萧军说：“萧军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萧军是个爽快率真之人，又不在党，他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以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萧军的发言有些“跑题”。毛泽东垂首，微笑着做记录，他看见萧军把一缸子水喝完了，马上让人去外边给他打水，萧军也不客气，润润嗓子接着讲。萧军发言的题目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萧军是鲁迅的弟子，以《八月的乡村》闻名，他与毛泽东交往颇密，是毛泽东的座上客。他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发言中多有锋芒毕露之处。他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我要发言！”萧军的话音刚落，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了起来。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反驳萧军说：“文艺界需要组织，鲁迅当时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胡乔木。接下来的发言中，有人同意萧军的意见，有人不同意萧军。毛泽东一直微笑地听着。何其芳、李伯钊、徐特立、李又然、杜矢甲、艾青等，都各抒己见，畅谈对当前文艺的看法，其中不乏一些“过激”的言辞。毛泽东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不时微笑，时而抬头注视发言者，更多的时候埋头做记录。这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有什么意见，下次会议大家可以说，还可以写信给我。”毛泽东总是有他的原则与立场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家里吃饭。“祝贺开展了斗争。”他对胡乔木这样说。晴日，延水汤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自始至终参加会议。毛泽东边听边拿着铅笔做笔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丁玲为自己发表《三八节有感》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她说，自己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可从世界观上看，还应该脱胎换骨地改造。“民众剧团”的负责人柯仲平是延安的知名人物，他长方脸，留一大把胡子——其实他才40岁，毛泽东称之为“美髯公”。他站起来发言，介绍他领导的“民众剧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形。他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我们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大家笑起来。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吃了群众慰问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接下来是欧阳山尊发言。他前两天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前方非常需要文艺工作者，希望延安的专家、艺术家、文学家能够到前方，为部队、为老百姓服务。毛泽东马上给他回信，“意见是对的。”受到毛泽东回信的鼓舞，欧阳山尊站起来发言。他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萧军仍是焦点人物。谈到作家立场和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萧军认为，“在光明里反倒常常看不到光明”。吴亮平和艾思奇当场与他等争论起来。萧军尖锐地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整什么'三风’，将来你们还会整'四风’'五风’'六风’。”胡乔木上次会议上的表现得到毛泽东的表扬，他越战越勇，再一次站起来反驳萧军：“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中宣部工作的吴亮平也反驳萧军的观点。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说：“我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是提高吗？我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主任欧阳山站起来发言，他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讲起，拉开架势讲起了文学基本知识。大家都有些忍耐不住了。萧军愤怒地说：“发言人要尊重规定时间、听者的精力；不要到这里来讲起码的文学课、背书，引证名人警句。要抓住题目做文章。”新四军文艺干部吴奚如发言说：“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有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吴奚如刚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回到延安。朱总司令听了他的话，站起来直接批评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老战士，居然讲出这样的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嚣嚣然，纷纷然。这一天的座谈会，论点庞杂，气氛活泼，争论声不断，笑声、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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