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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年 4 月 8 日夜，张国焘、陈昌浩在特务队的护送下，行走在麻城的山冈、畦田间。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描写当时的感受：“我此行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夜奔甲子港的狼狈状态，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此后的生活是改变了，用不着提心吊胆严防暗探的追踪了。我面前这十个敏捷矫健的游击武士的英姿，使我想起明早将要会见同样的人物，我将和他们一起奋斗，我为此感到骄傲。” 两个影响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的历史人物登场。 21 年 7 月下旬，张国焘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并被代表们推举主持会议。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从此，张国焘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 27 年 7 月下旬，张国焘来到南昌，在前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这一提议遭到前委成员的一致反对。 张国焘说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前委书记周恩来拍案而起，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 20 多年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承认：“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参加会议的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那位师长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断然拒绝。 最后，张国焘被说服，共产党人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失败后，有人向共产国际代表作了汇报，共产国际代表决定把谭平山开除出党。 周恩来认为：“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28 年 6 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中央委员。会后，瞿秋白、张国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年，王明（陈绍禹）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制造“江浙同乡会”事件，瞿秋白、张国焘对米夫、王明的妄为深表不满。张国焘的看法是：“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往往在那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 29 年底，联共（布）开始清党运动。米夫的矛头直指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坚持原则，被派回国工作。张国焘则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倒向米夫。 31 月 1 月 7 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同月中旬，张国焘从苏联回到上海，表态支持王明。 周恩来指出：“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 实际上，四中全会后，......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 2 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沈泽民去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主动提出要去鄂豫皖，他自认：“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中央同意张国焘的请求，增派他前往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沈泽民改任中央分局常委、副书记，鄂豫皖省委书记。 陈昌浩向官兵们作自我介绍：“说他初从苏俄返国，任少共中央委员；此来是担任少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但他自己则不仅注意青年工作，对游击战争亦极感兴趣，而且身体强健，曾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等等。” 4 月 9 日晨，张国焘、陈昌浩到达黄安独立团团部，在此休息。张国焘睡醒后，听到有人问陈昌浩：“国焘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 陈昌浩说：“这是早过去了的事。”陈昌浩要求独立团官兵称张国焘为“主席”，一切听从其指挥。 独立团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詹家湾，张国焘因脚上打满水泡而坐上轿子，沿途群众以为是抓获的土豪，说：“为甚么不把他四脚朝天？”“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 战士们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群众不禁伸伸舌头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说错了！” 到达詹家湾后，张国焘见到了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先念，李先念给张国焘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细长身材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 独立团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继续前行。途中，与敌军发生战斗，张国焘去视察参战的农民自卫军。有人说：“这位主席真负责，连自卫军作战都要亲自去看一看！” 独立团王团长说：“以前上级不了解实况，乱下命令，以致难于执行。现在张主席遇事谨慎和负责，看来，以后不会再有那类不切实际的命令了！ 陈昌浩听到后，以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也是他们所要肃清的立三路线的残余。 11 日，张国焘、陈昌浩到达打虎山特委所在地，决定 4 军去肃清商城亲区的民团，打通商、光路线，将黄、麻、光与皖西连成一片，以巩固和扩大这一根据地。 张国焘在七里坪稍事停留，就由 30 团护送前往金家寨。路上，30 团团长王树声向张国焘介绍了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张国焘如此回忆：“在一个临时宿营的地方，夜深人静，油灯如豆，王树声滔滔不绝的叙述这些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故事，我为之神往，只可惜事隔多年，我的补记自然遗漏甚多，对于王树声当时叙述时生气勃勃的神情，更难一一形之笔墨，不无遗憾。” 口蜜腹剑。 为了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张国焘扼杀了多少鄂豫皖的英雄！ （21）许继慎“激将”29 团 周恩来一直关心鄂豫皖苏区的建设。3 月 24 日，他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红一军最近的胜利，已冲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的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 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扩大苏区。他还谈到敌人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我们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暂时军事联盟，打击主要的敌人。” 3 月中旬，蒋介石开始布置新的“围剿”，他限令 5 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国民党军在战术上采取“追堵兼施”，第 22 路总指挥兼 30 师师长吉鸿昌为“追剿”总指挥，指挥30 师（欠 1 个旅）、31 师（欠 1 个旅）、33 师“追剿”红 4 军主力。53 师、新 25 师于潢川、 光山、商城、固始地区，13 师、44 师于罗田、麻城、黄安、黄陂地区，46 师和宋世科旅于 六安、霍山、英山地区，6 师于京汉线东侧，分别组成各线堵击部队，配合“追剿”部队堵 击“清剿”。国民党军陆续增至 10 多个师，总兵力约为十二三万人。 4 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进攻。15 日，46 师 136、137 旅和保安团一部攻入皖西麻埠， 威胁金家寨，另以警备第 1 旅 1 团、骑兵营和 1 个保安团驻独山镇地区，维持与六安、霍山县城的联系，掩护侧后安全。 17 日晚，张国焘在商南亲区与沈泽民会面，决定集中主力打击首先深入皖西根据地的敌军。 沈泽民是茅盾（沈雁冰）的弟弟，于 26 年赴苏，先在中山大学学习，后进入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被同志们戏称为“四大教授”。沈泽民与王明观点相近、关系密切，得到重用。30 年秋，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给中共的重要指示回到上海，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和朱德、陈潭秋等人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沈泽民、张琴秋夫妇离开上海之前，去向母亲、哥哥辞行。母亲看到儿子西服革履、儿媳旗袍烫发，对他们这样打扮去苏区不放心 沈泽民笑着说，妈妈放心，这套行头是他们在上海的化装，去苏区要另换装束的。 徐向前对沈泽民的评价是：“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 20 日，红 4 军军部率 10 师和 11 师主力从商南亲区东进。23 日，在金家寨地区与 12 师 会合。4 军的将领们分析敌情，认为敌人集中主力进占麻埠地区，并有坚固工事，火力集中， 红军不宜先打这部分敌人。而在独山镇，敌人只有两个多团的兵力驻守，虽然装备都是新的， 工事也很坚固，但比麻埠地区兵力少。这里又是与敌人后方联系的重要交通线，先打此敌，可切断六安与霍山两处敌人的联系，使其彼此孤立，首尾难顾，对粉碎敌人整个“围剿”计划影响较大。对麻埠地区之敌，采取围而不打，迂回其侧后，先发起独山镇战斗，待独山敌人被消灭后，再集中力量打麻埠之敌。 具体部署是：10 师 30 团、11 师 33 团为进攻独山的突击部队；10 师 29 团、11 师 31 团 为预备队；12 师进占东西香火岭，阻止麻埠之敌向东增援；六霍地区的游击队、赤卫队向六 安、霍山方向警戒，截断独山守敌退路。 23 日下午，11 师师长许继慎来到 29 团团部，宣布该团临时由他指挥。24 日，在独山镇西北的河滩上，许继慎主持召开战斗动员大会。旷继勋介绍张国焘同部队见面，张国焘就国际国内和鄂豫皖苏区的形势做了演讲。最后，许继慎讲话：“明天要打仗，各个部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29 团要特别注意。你们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下来一个宰一个，下来两个宰一双，都退下来，都宰了。” 许继慎宣布散会，33 团先离开会场。33 团是 4 军的主力团，每名官兵都有一支枪和一把大刀，队列行进时，刀柄上系的红绸布随风作响，威武而又美观。 这时，29 团陈团长下令：“29 团留下，不要动。”他走到部下面前，大声发问：“刚才许师长讲了什么，你们听到没有？” 部下回答：“听到了！” 陈团长指着 33 团，故意问：“刚才过去的是哪个团？ “33 团。” “他们是谁领导的？” “共产党领导的。” “他们是不是人？” “是人。” “我们是谁领导的？” “共产党领导的。” “我们是不是人？” “我们是人。” “为什么人家能打胜仗，我们不能打胜仗？” 一问一答间，官兵们的斗志被激发，高喊：“我们也能打胜仗！明天我们一定消灭敌人，打胜仗！ 29 团前任团长陈奇曾在会上说过：“前面叭勾（指枪声），29 团走后面；后面叭勾，29 团走前面；两头叭勾，29 团走中间。”意思是说 29 团不能打仗。 部下不服，私下讲：说谁呢？你自己当团长，也好意思这样讲。 全团官兵就想打一场证明自我的战斗。 25 日拂晓，30、33 团进攻独山外围阵地马家大尖和黄伯垸等地。29 团等了一阵，还没有等来许师长的命令，全团官兵心急火燎。陈团长实在等不下去了，把部队带到前沿阵地， 向许继慎请战。 许继慎说：“去去去，把部队带到后头休息去！” 陈团长站在许继慎身边，寸步不离。许继慎见时机成熟，命令 29 团出击。1 营 1 连刚要出发，一发迫击炮弹飞落，掌旗兵牺牲，战旗被炸坏。司号员挺身举起残损的战旗。 1 连连长甩掉上衣，提刀高呼：“大家跟我来！” 29 团官兵争先恐后，夺取独山镇西北的制高点三里岗。8 时，29 团杀下三里岗，与 33团东西对进，经 4 小时战斗，全歼独山守敌，毙、伤、俘敌 2000 余人，缴枪 1200 余支。 29 团可谓是旧貌换新颜，战士换上新步枪，干部换上崭新的驳壳枪，重机枪连换了机枪，每连还配备 3 支手提冲锋枪。 29 团在河滩上集合，许继慎走过来，明知故问：“这是哪个部队？” 陈团长回答：“报告师长，29 团。” “啊，29 团，你们今天打得不错。” “师长指挥得好。” “这么多枪炮都是缴获的？” “是，都是缴获敌人的。” “缴了多少马匹？” “100 多匹。” “敌人旅长的马呢？” “我们还没查到。” 陈团长没说实话，不是没查到，而是舍不得。陈团长把敌旅参谋长的坐骑送给许继慎， 还送给 11 师师部 40 匹马和一些驳壳枪、冲锋枪。 29 团一战成名。 （22）危险的信号 从敌人到朋友，从朋友到同志，吉鸿昌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4 月 24 至 30 日，吉鸿昌率“追剿”部队先后占领新集、七里坪等地。 红 4 军主力已进击皖西，警卫师、10 师 28 团从大山寨、打银尖撤围，侧击、尾击和袭 扰吉鸿昌部。 国民党军 44 师接到开往七里坪“驻剿”的命令，师长肖之楚深感“地形险恶”、“居民赤 化已深”，踌躇不前。 吉鸿昌并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其部在苏区内走的是大路，向两边山头开枪开炮，敷衍了 事。5 月 2 日，吉鸿昌部经宣化店退回罗山。 吉鸿昌派人与红军谈判，希望能够联合反蒋，红军干部李键明、徐海东与来人谈过话。 张国焘等人不执行统战政策，导致谈判无果而终。不久，蒋介石迫使吉鸿昌离开部队，吉鸿昌后加入中共，被蒋介石杀害。 5 月 9 日，4 军主力回师进至新集以北的浒湾，与从泼陂河南下的敌 53 师 4 个团激战，毙、伤、俘敌近 1000 人，敌军退回泼陂河。 12 日，张国焘在新集开会，传达中央指示：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局委员除中央指定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等 8 人外，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上将）、高敬亭等 3 人为正式委员，另有 15 名候补委员，张国焘为书记。张国焘兼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为委员。沈泽民兼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兼任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 徐向前认为：“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28 日，4 军围攻黄安、宋埠之间的桃花店，歼灭守敌及援敌共 4 个营。 4 军驰突于三省交界，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部队得到壮大，警卫师改编为第13 师，4 军总兵力近 2 万人。每个师均下辖 3 个团，有步枪 3000 余支、短枪 600 余支、迫击炮 4 门，每团有重机枪 6 挺。 4 军的领导班子也随之调整，旷继勋为军长，曾中生为军政委，陈定侯为军政治部主任。刘英为 10 师师长，康荣生为 10 师政委。周维炯为 11 师师长，余笃三为 11 师政委。许继慎为 12 师师长，庞永俊为 12 师政委。徐向前为 13 师师长，陈奇为 13 师政委。 4 军原军政委余笃三被降职的远因可追溯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29 年暑假前，中山大学召开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米夫和支部局借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摊牌。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在会上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批评“第二条战线联盟”。上海工人领袖李剑如、武汉工人领袖余笃三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当场打断芬可夫斯基的讲话，还不让博古、杨尚昆翻译下去。在中山大学，王明、博古等翻译被称为“翻译派”， 李剑如、余笃三等老干部被称为“实际派”，双方各持己见。 李剑如、余笃三被分在工人预备班，张闻天、博古任该班指导员。会场上一片混乱，大会的执行主席张国焘站起来高声维持秩序，使会议能够继续进行。 共产国际的干部索里茨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人：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余笃三回国后来到鄂豫皖工作。王明上台后，马上派人替换余笃三，被曾中生以特委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名义回绝。5 月 31 日，中央致信鄂豫皖分局，再次命令撤换余笃三，指责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委派余笃三担任军政委的重要领导工作是“违反党的正确原则”，强调无论余笃三现在表现如何，调换其工作的决定，都是异常正确的。张国焘遵命，余笃三被降职。 张国焘新官上任，对被其取代的前任领导人横加指责。5 月 24 日，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中说： 中央分局成立时，我们曾指出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并不能证明特区党内的路线就已经是正确的了。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转变来实现。 分歧随之产生。曾中生等 4 军将领向中央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发动群众肃清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向外发展。 张国焘遵照中央 5 月 6 日的指示，主张 4 军主力集中亲区，解决顾敬之的民团。 4 军奉命进攻顾敬之部，费力却不见成效。后来，张国焘承认：“顾狗子对付我们的办法，是以游击对游击。他将这个区域原有山寨都毁掉，他从不采用坚守寨子的策略，认为这是防御的下下策。他主张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我们在野外作战。他搜刮了不少钱财，购置了长短枪三百多条，组成一支坚强的民团。红军进入这个区域，如果人数少，他便动员民团和一般老百姓，四面包围来解决我们；如果我们的人数多，顾狗子的队伍便躲在山林深处，相机踩我们的尾子，或实施夜袭。他们打游击的工夫与我们不相上下”。 4 军的将领们再次向中央分局、军委会提议：以两个团的兵力留在亲区，以主力南下打下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和向前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在此建议提出的同时，4 军已开始行动。 6 月 28 日，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将领力主4 军主力南下，张国焘为执行中央给予的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才表示同意。两个多月以来，鄂豫皖的一些干部对张国焘的态度有了大的转变。最初，“听说来了一个'大人物’，都很高兴”。 现在，“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张国焘当即发作，打击报复。曾中生以事实反驳张国焘所说的“鄂豫皖红军没有真正的党”，结果在会上被围攻两天，强迫承认“错误”。曾任鄂东北特委书记的徐朋人反对在春耕时节反复平分土地影响生产的作法，被当作“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开除党籍。陈定侯对在根据地内过分提高工人工资而影响工农联盟的劳动政策提过不同意见，被指责为“反对工人斗争”。 扩大会议通过政治决议和对皖西特委工作的决议。在红军建设问题上，提出“首先改造红军的成分，加紧红军中的肃反工作”。在党内斗争问题上，要求“在加紧的反立三路线的工作和反对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的中间，坚决执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党内和平倾向， 要在党内斗争的炮火中间锻炼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性的共产党”，“把路线上的转变深入到每个支部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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