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序

与朱子学结缘，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时，让我最有感触的有两个论题，一是刻书，二是书院。

之所以是刻书，是因为建阳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刻书中心。麻沙、崇化两地书坊离我当年的住所不过二三十公里，为寻访遗址、搜集史料，我曾经无数次到过这两地开展田野考察。之后，围绕这一课题，我出版了题为《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的论集，距今将近八年。

之所以是书院，是因为朱熹的考亭书院就在建阳城郊，离我当年的住所不过短短几公里。每有闲暇，骑上车，不用几分钟就能来到朱子当年的讲学遗址。其时，除了明嘉靖时期的石碑坊，以及一大片考亭村民的菜地之外，就是亘古不变的山川明月，前有翠屏峰、沧洲，后有玉枕山。在那儿，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或在书院遗址的断壁残垣中寻访先贤及其门人弟子的足迹，或与老夫子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当然，更多的是围绕着书院这一课题，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构思和撰写《朱熹书院与门人考》这本专著。其时，针对前贤对朱门弟子的考录多以通录通考为主，如何才能避免蹈人旧辙？这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最终，我采用了以书院为标准的分类方法。通过朱子的“书院考”和“门人考”两个部分，试图将朱子门人的研究与书院研究结合起来。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此书仍有不少欠缺。如有一些书院和门人漏收，史料的收集不够全面、丰厚，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某些错讹，等等。

从那时起，我已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一课题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试图以此纠正以往的不足。岁月倏忽，不知不觉二十几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围绕着刻书与书院这两个课题，我又撰写了不少相关的文字。其中，以刻书为专题的论集，即《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则是这本即将付梓的以《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为题的文集。

丛者，本义为聚集，引申为将文章结集出版。当然，不是杂乱无章地把文章凑合在一起，而是以不同的主题，分门别类编排刊印。以本书而言，所选发的文章主要就是围绕着“朱熹”“书院”“门人”等若干关键词而展开。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朱子论、后学论、书院论和前贤论四个专题。

所谓朱子论，内容涉及朱子的理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道统观、道德观、孝道观、社会治理与社会教化等方面。

如涉及理学思想的有《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朱子理学的形成与历史地位》《什么是朱熹心目中的“源头活水”》《“鸢飞鱼跃”的理学意蕴探考》等；涉及经济思想的有《朱熹的赋税思想与“黄宗羲定律”》《朱熹的商业思想与经商实践》《传播海外的朱子社仓法》；涉及教育思想和社会教化的有《朱子的教育目的论、阶段论和方法论》《师帅之职与治教之功》《朱熹道德观对当代社会公德建设的意义和启示》等。

其中，《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一文，针对朱子理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天理论”而展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有诸多误解，而对隐藏在这一学说背后的重要意义，诸如“明公理，灭私欲”“明正理，灭邪欲”“明善理，灭恶欲”等内涵缺乏深入的挖掘，进而对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深入落实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天理”的旗帜下，朱熹高扬的是正心诚意，促进人格完善，革除弊政，反贪倡廉，提倡爱国主义，坚持民本思想等，体现了朱子的学说所具备的穿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所谓后学论，主要论述宋明时期的朱门后学，如黄榦、陈淳、陈宓、真德秀、熊禾、陈普和黄道周等著名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在继承和弘扬朱子学方面的贡献。其中，着墨最多的是黄榦。在后学论中有《朱门颜曾——黄榦》《勉斋先生黄榦门人考》《勉斋先生黄榦世系源流考述》；在书院论中，有《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黄榦讲学地点考》。内容涉及黄榦的生平、宦绩、家世、师从、著述、书院讲学、门人弟子，及其对朱子学发展所作出的学术贡献等。之所以把黄榦的相关文章分置于后学论和书院论两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是根据内容的侧重点不同而作出的处理。这在书中，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如《关注民生与书院建设的朱门弟子陈宓》，陈宓既是朱门后学，而此文的内容又与书院建设密切相关。本文放在书院论，而不放在后学论，就是根据内容的重点不同而作出的选择。

所谓书院论，主要探讨朱熹及其后学所创建的书院在推动朱子学、推动闽台书院文化建设及其发展中的作用。诸如《闽学与福州书院考述》《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闽台书院文化与闽学重心的转移和跨越——以考亭、鳌峰和海东三所书院为例》等。

其中《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从书院祭祀的角度探讨了朱熹道统论与书院活动的关系。文中提出，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同时，也使他的这个理论，在书院讲学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在其逝世以后，逐渐为当权者所认可，从思想界走向政界。其一批门人、后学，如黄榦、陈淳、陈宓、真德秀等对此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从而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

此外，为探讨作为中国近邻，朱子学从成熟到被引入高丽，为何是在漫长的百年之后？朱熹的书院制度和朱子学文献又是如何通过安珦等在东亚高丽的传播，使佛学在高丽泛滥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也为此后朝鲜朱子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朱子的学说、书院学与建本古籍文献在此又产生哪些作用？ 在《安珦与朱子学文献在高丽的传播与刊行》一文中，对此都有所涉猎。其中有云：“构精舍，建书院，广招门人弟子，建构和传播理学思想，是朱熹与佛学相抗衡的成功经验。从元大都取得朱子学'真经’回到高丽的安珦，通过阅读和手抄朱熹的著作，对朱子学'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和充分的认识，对其在各地辟精舍、建书院，以书院和官学为阵地'斥佛老，一天人’，也有深切体会，因此，他向学者发出倡议：'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

本书虽以朱子、朱门后学和书院发展为主线，“刻书”作为宋明时期的背景史料，或曰隐藏在书中的一条辅线，在书中，也不时地有所体现。如在《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一文中，提到书院是朱熹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阳刻印古籍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其中建本类书《事林广记》的先贤图，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熹道统论做了旷日持久跨越三朝的宣传，为此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的日用类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所谓前贤论，主要探讨有关朱子的前辈学者，如杨时、游酢、李侗等人相关文献的考证。作者在若干年前，曾有《朱熹画像考与伪帖揭秘》一书。此所谓前贤论，主要集中在对这几位朱熹之前的前辈学者相关的画像考证上，不妨视为是对“画像考”一书的某种拓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