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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研作者团队-黎子堂 编者按：1622年-1624年的明荷冲突，作为料罗湾以前，晚明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外冲突，其讨论热度远低于料罗湾之战和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但此役在晚明军事史上，却有着重大的影响，间接引导了日后的历史走向。 同时，此战也极大地反应了当时东南沿海海防的薄弱，以及未进行军事军务革命时的传统明军与欧洲殖民者之间，巨大的战力差距。同时对于研究晚明福建海防的升级情况，亦有较大帮助。故本文便依据双方史料对此冲突进行分析，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澎湖岛海图/图源《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
17世纪，新兴的海上强国荷兰开始加入东亚海域的争霸。其面对的除了东亚的传统强权-如明帝国，以及各方土著如亚齐苏丹国等，还有很早就抵达东亚的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老牌殖民帝国。
为此，荷兰除了组建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东印度公司，加强军事力量投入以外，还于1619年与同样初入东亚的英国结成同盟。两国的东印度公司组建了，由二十艘船只组成的联合防守舰队，以针对西葡殖民地和往来商船。
而公司出于对贸易港的迫切需要，更是于1622年直接发动了针对澳门的进攻。但鉴于澳门葡人武德之充沛，又定下了攻打失败则抢占澎湖作为据点，并进一步占领台湾作为贸易港的备用计划。以期能在军事和商贸上压制西葡。
1622年，荷历6月24日，荷人对澳门的进攻以惨败告终，600人的登陆部队阵亡136人，受伤126人，被迫撤离。因此，荷人开始执行备用计划-即抢占澎湖为据点，并在西葡两国之前占领台湾。7月，荷兰人抵达澎湖，开始了占据澎湖的计划，也由此拉开了，明荷澎湖冲突的序幕。双方兵力方面，由于明荷澎湖冲突历自天启二年（1622）开始，自天启四年（1624）结束，历时2年，期间双方均有多次的兵力和人事调动。故笔者这里仅对主要的两场战役进行兵力分析。
首先是天启二年（1622）十月份的厦门之役，从《巴达维亚城日志》（下文简称巴城日志）所记载“派遣八艘舰船，命凡纽罗地（或译为奈耶罗德）指挥。”可知，荷人一开始计划为派遣八艘战船去攻击华南沿海，但参考《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下文简称书信集）一书背景篇的介绍。该舰队于10月18日途中遭遇飓风，三艘船被吹回巴达维亚，最后仅有五艘船于11月27日在厦门虎头山发动进攻。这五艘帆船的具体信息，巴城日志没有明确说明，查书信集可知，最终抵达厦门投入作战的船只分别为--大船Groeningen号，Engelsen Beer号，Den Haen号，St Nicolaes号，Victoria号。笔者尝试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数据库（一个VOC相关资料数据网站，地址贴在参考资料了。）寻找这些船只的相关数据，可惜，不知是否是数据库不完整的缘故，只查到第一艘Groeningen号的数据，该船由阿姆斯特丹船厂制造，七百吨。而其余船只的吨位装备情况，则根据包乐史先生在利邦日志中的注释来推测。
▲利邦所提到的出入澎湖的船只/图源《海上冒险回忆录》由上图可知，700吨位的船只会配有一百四到二百多人，载炮则在32门左右，Groeningen号的装备情况应该与此相同。至于其它船只，考虑到上图中船只的平均吨位在600吨左右，载炮平均在一二十门左右，人员上也基本在一二百人左右。加上莱尔森在书信中曾多次强调澎湖地区缺少灵活的小船，可推测前往厦门作战的船队总体吨位不会太小，装备亦有可能进行了加强。同时，书信中还曾提到一艘来自Engelsen Bee号上的小船上就载有18人，其母舰所载人数不会太少。而St Nicolaes号在后面则提到是一艘快艇，此处的快艇并非指快速的游艇，而是特指另加设计以增加速度的军舰。其有时也被翻译为快速战船，乃至三桅战船，绝非大部分人想象的单桅小艇（该类艇有专门名称）。而另外结合书信中提到Groeningen号曾掳掠到一百多中国俘虏，以后荷人紧张的人力情况（需要留下人员修筑防守澎湖）推知这些船只可能并不满员。总人数大概是在四五百左右。至于明军方面的兵力，则好考察得多。查厦门鸿山寺的攻剿红夷摩崖石刻上的文字-“天启二年十月二十六等日，钦差镇守福建地方等处都督徐一鸣督游击将军赵颇，坐营陈天策，率三营浙兵把总朱梁，王宗兆，李知纲等到此攻剿红夷。” 也就是说，明军兵力为三营浙兵。
由于是福建总兵徐一鸣亲自督讨，且有坐营官，推测此三营浙兵当是福建总兵标下兵。查《福州府志》，万历军门标下有土兵浙兵六个营，都督府标下有土浙兵三个营，其中军门标下的标前营，标右营，标前游营，标左游营四个营为浙兵营，都督标下则有标前游营，新前营两个营为浙兵营，每个营的兵数均为450人。厦门之役，徐一鸣所督率的应当就是都督标下两个浙兵营和军门标下的一个浙兵营，兵力当在1350人以内（有些营可能不满编）。同时，依据巴城日志中提到的，荷军在厦门海域摧毁了中国战船和商船共七八十艘，可能当时海上还有一部分明军战船。 综上所述，在厦门之役，荷军投入了五艘吨位在六百吨上下（也可能包含二三百吨的船只）的大型武装船只加四五百人。而明军则以三营一千多人的兵力进行防御。双方兵力差距并不大。
接着，由于天启三年十月总兵谢弘仪擒斩荷兰司令官法兰森一役，明军主要是火船偷袭，兵力一块并无考证价值，这里便不赘述。笔者这里就着重讲一下，天启四年五月，明军与荷军对峙期间的兵力对比。先说荷方兵力，按书信集中所称，在1月20日时，留在澎湖的总人数为280名荷兰人，40名非荷兰人，在大员的则有100荷兰人和16黑人。到了八月，由于明帝国开始对荷兰施加军事压力。据巴城日志所载，到八月中旬时，荷方已经将兵力都调回澎湖。此时澎湖守备兵力中，白人有850人，其中少年兵111人。要注意的是，此处兵力仅仅包含了白人，而前往澎湖的荷人舰队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黑人和土著。所以粗略估计，此时澎湖荷兰可用守备兵力，应当有900人左右，可能接近1000人。船只方面，荷军在撤离澎湖时共有13艘船，吨位均不小（见前所述）。
至于明军方面。查《熹宗实录》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条-南居益疏称“就见在营寨之兵，聊为战守之具，檄行各道将略，抽水兵之精锐五千，列舰海上，以张渡澎呼声讨之势。”可知，至天启三年，明军已经汇集五千精锐封锁澎湖。再查四年十月十八日条的总汇报可知，南居益力主剿策之后，是在漳州和泉州募兵造船。
此后在四年的征剿行动中，3次发舟师策应，均是从漳泉二道调派。同时再查《明代档案汇总》第三册可知，天启四年抵达澎湖的俞咨皋副总兵也有携带兵力，即总兵谢弘仪交付给他的三千官兵。这三千官兵按照疏中描述当是明军对荷主力。而按巴城日志，到24年八月份，白沙岛即驻扎有明军四千人，兵船一百五十艘。到八月中旬，明军总兵力达到一万。这些在书信集中也有印证，莱尔森在1624年2月20日的信中提到2月8日澎湖外围出现四五十艘戎克船，皆为战船。舰队总兵即为俞咨皋，按三千人计，每船六十人左右，符合晚明福船的载兵数目。
▲荷人船只 后面接替莱尔森的司令官宋克在11月5日的信中也提到，在其抵达澎湖之时，明军在澎湖北端的要塞（结合明方史料可知其为镇海营）驻扎有1000人，另外有150艘战船和火船，到8月16日，又有明军援军抵达，后面又提到依据情报，在澎湖明军兵数达到一万人，有200艘战船火船犁沉船。
综上可知，在天启四年的最后一役中，明军总兵力达到一万左右（实际数目可能低于此数），主力为3000俞咨皋部官兵，另外则为南居益从漳泉二府招募调派的部队，船只则有200艘，包含战船，火船，犁沉船。荷军则是850名白人守备兵，加不明数目的黑人和其它人员，总数应有千余，以及13艘大船快艇。首先，笔者先将整个明荷冲突的时间历程列表如下： 2月11日，莱尔森会见福建巡抚商周祚，双方商定由派人前往巴达维亚协商。 4月，荷军开始劫掠中国商船，掳掠千余人在澎湖西南端的风柜尾筑城。 9月27日，风柜尾城完工，有四个棱堡，二十九门炮。 10月，法尔森率领四艘船进入金门西南的旧浯屿，总兵谢弘仪诱其上岸，将其擒斩，并以火船攻荷船。 1月-5月，明军在澎湖北端筑石城，为镇海营（此据实录） 五月初九日，明军于娘妈宫前山岗设炮台，于海面布置火船。（此据明档） 经过李旦居中协调，荷人放弃澎湖转往台湾，明人局部开放贸易。整个过程大致如此，考虑到本文主要从军事角度进行分析，故笔者会略去这两年间的停战期和大量双方的扯皮谈判内容，只着重于三场重要的冲突战事。即天启二年的厦门之役，天启三年的金门旧浯屿之役，以及天启四年的澎湖之役。首先是厦门之役。
有学者认为此役是荷兰人突袭，明军无防备。但是查书信集可知，明朝方面很早就派人前往澎湖沟通，且按照康熙年间所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在六月初十日，即有警报称红夷自广东泊来。巡抚商周祚当即檄文海道高登龙到泉南戒备，总兵徐一鸣更是星夜兼程赶往中左所。六月二十五六日，明军水师即在铜山青屿与荷兰船只相遇，并对峙三日。到此，明朝方面已经开始对荷兰人采取措施，后面派遣特使团前往澎湖也只是进一步试探罢了。到10月25日（荷历11月），“夷船五只移泊厦门港，徐总兵乃分布诸将于水陆以俟之。” 这里可见明军已经有防备。而关于明军的兵力情况，前文已做分析，即三营标下浙兵，算是当时福建省内的精锐部队了。开战后，徐一鸣与游击将军赵颇立即登上墩堡指挥，示意诸将进击。然而负责用火船攻击的朱继荣三人却没有等候风潮，立即领火船进击，并在距离荷兰船数里的地方放火。不仅没能火烧荷船，更是直接自焚，导致海上防线崩溃。“官兵驾舟而逃” 徐一鸣愤怒之下将三人斩首，而此时，荷兰方面已经派遣百余人（应该是船上搭载的士兵）乘小船登陆，并用铳炮射击岸上明军，明军一时“伤溃”。按书中所载，最后是“徐总兵躬亲督战，官兵奋勇攻击，夷始暂退。” 到26日，荷兰船又至。这次荷船直接停泊在教场旁边，距离城池仅有数里，直接使“官兵潜逃，士民奔窜。” 情况危机之下，徐一鸣令人使用从洋商（应该是澳门葡萄牙人）借来的火铳与荷兰人对射，各有损伤。到晚上荷兰方撤离。后文又称，“其船始移泊入鼓浪屿，越两日复战，杀其二人，余多被伤，余众始遁。” 战役至此结束。
由于笔者的学识有限，只能找到零星的荷方资料。关于此战，荷兰方面的一些资料称中明军在岸上和船上都使用小加农炮还击，郑诚先生在《发熕考》认为这些小加农炮可能是指发熕。笔者认同此说，毕竟当时明军在沿海的最强火炮就是发熕。而莱尔森在书信也提到，明人使用鸟铳和小型火炮，以及各种冷兵器。不过其对明人的作战能力评价并不高，原文如下“他们在海上的武力没什么可怕的，因为火器，他们不会或不太会使用。”、“他们大部分都是些贫穷人”、“他们不太会操作（指小炮和鸟铳）”这点时人池显方在文集《晃岩集》中也提到“水则百艟不敌五舰，陆则千兵不敌数十夷”可见明军此时战斗力之低下。此战的结果就是荷兰舰队击沉焚毁了厦门港外的七八十艘战船商船（按巴城日志），同时荷兰舰队掳掠到一百多名中国人，射死了几个人（按书信集），明军的损失应该来自于炮击和溃散时的混乱。接着再提一下天启三年的旧浯屿之役。此役其实并没什么波折，中荷方面的史料也都一致。即法尔森司令官被总兵谢弘仪引诱至岸上被擒拿，荷方两艘战船在旧浯屿遭受火船袭击。具体的损失，按书信集所说就是-Muijden号着火，被完全烧毁，Erasmus号受创。司令官法尔森和一名上席商务员，一名船长上岸被俘（还有其他人员），按明人记载则为-“生擒酋账高文律等五十二人，斩首八颗” 算是荷方的一次惨败了。
最后是天启四年的澎湖之役。此役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属于是双方相互秀肌肉的军备比赛。如前文兵力分析时所提到，明朝方面，南居益调动漳州泉州两府之力，三次调兵，对荷兰风柜尾城堡成包围之势。而在荷兰人的情报中，则误以为明朝调动了福建，浙江，南京三省的力量（应该是明人的恐吓宣传导致），以至惊惧之下投降。笔者查到实录中的高登龙奏疏，可以清晰看到南居益的作战计划，原文罗列如下：“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媽宮前，相度夷城地勢，風櫃三面臨海，惟蒔上嶼一線可通，掘斷深溝，夷舟列守，宜先攻舟後攻城，舟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于六月十五誓師進攻，夷恐羈留商民內應，盡數放還，適南軍門又授方略齎火藥火器接應，即日運火器械登陸，令守備王夢熊等直趨中墩札營分布要害絕其汲道，禦其登岸，擊其铳城夷舟，又令把總洪際元等移策應兵船泊鎮海營前海祥直逼夷船，候風水陸齊進。”
结合明档中提到俞咨皋于娘妈宫设火炮阵地，可以推知南居益的思路。即通过海陆优势兵力和火力，击破荷兰陈列在海上防线，然后就可以登岸攻城。这一方略大体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风柜尾的荷兰城堡有四座棱堡，边长48公尺，配置29门大炮，其中有不少发射18磅炮弹的重炮。且从书信集中可以知道荷兰方面粮食储备非常充沛，足以支撑一年。当时荷兰在澎湖尚有13艘船只，火力强悍。如黄一农先生在书中所提到，如果开战，明军不见得会讨好。荷人的退让，更多原因还是因为作战没有利益可图。加上，南居益所调之兵力，除了俞咨皋所部三千或许为堪战之兵，其它的，皆是漳，泉二府新募或调派的部队，闽省军兵又素来没有善战之名，战力对比，实在悬殊。不过，这一万人的强大兵力，还是吓到了荷兰人。最终在李旦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所谓“无亡矢遗簇之费，血刃膏野之惨” 明朝成功收回了澎湖。总的来说，历时两年的明荷冲突，明帝国暴露了许多问题。但其庞大的体量和应急机制，仍让其集合了强大的兵力来解决冲突。而荷兰人的武力，也给了明人极惊怖的印象，引发了此后数年间的东南沿海军事军务变革。战后，沈鈇即上疏六策，其中“造大船，制火器，备用城守。”一策就详细提到：“宜造大舡十余只，安置大铳十余门。”此处大铳，应是指最新式的红夷大炮，而当时参战的俞咨皋也立即在天启四年冬天，开始督造新式的红夷大炮，进展神速。至天启六年，福建方面就具备了大规模量产红夷炮的能力，仅俞咨皋赠与海盗钟斌的千斤大炮就有60门（靖海纪略）。天启五六年间，参与澎湖之役的王梦熊也到达澎湖筑城防守。虽然最后废弃，但从荷兰人后面探查的情报可知，王梦熊所筑澎湖要塞，就遗留有8门荷兰炮，1门中国炮，3门巴森炮（即小型后装回旋炮，为佛郎机的一种。）此时东南海防，已今非昔比，明军的战备也再次升级起来。
而事件最后，明朝方面默许荷人占领台湾，也为后人所诟病。清初曾批判明人此举为“以羊易牛，其失则均。” 但是考虑到荷人本身就已经在大员筑城，不论明朝默许与否，其都已经站稳脚跟，澎湖之役的默许不过是对这一既定事实的承认罢了。若是强行进攻，胜负未可知，而若败，那么荷人盘踞于澎湖大员之间，数十年后，郑成功收复台湾一役，或许会更加艰难。最后，笔者认为，澎湖一役，是关系到明末东南军事军务革命（仅仅在军事器械上的革命）的重要一环。撰此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效果，引发更多有意义的讨论。 VOC数据库网站：https://www./schepen/lij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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