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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6.9
【点睛】
在地理区位上，盘龙城在这些地方的交通中心，去哪里都方便，也就会成为影响辐射到南方各处的中转地。详情请见今日[封面故事]。（封面图：盘龙城的宫殿遗址，现在进行了复原式修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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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1年6月9日
星期三
农历四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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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封面故事：[盘龙城：商之南土中心]
>>江城武汉的城市源头
>>盘龙城与郑州商城
>>邻水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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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盘龙城：商之南土中心]
文◎薛芃
>>江城武汉的城市源头
初夏的武汉，暴雨如期而至。一夜之间，原本高高低低的探方和解剖沟被雨水填成了一个平面，泥泞的土地上覆盖着塑料布罩，已经没法走到探方中心，有的探方甚至完全被水淹没，水面上看不到一点痕迹。我们在5月下旬到达武汉，赶上了暴雨刚过，盘龙城和郭元咀几个正在作业的考古工地都不得不停工几日了。
水系发达与夏季多洪灾，是江汉平原考古特有的难题。盘龙城位于武汉北边的黄陂区，东南西三面环水，处在盘龙湖半岛上，一旦下雨涨水，盘龙城遗址就会面临被淹的威胁。可如果不是这样特殊的自然区位环境，盘龙城的发现也许会更晚些，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洪水，盘龙城才得以被发现。
1954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武汉告急。为了加固临近堤坝，抗洪人员在盘龙城一带取土。盘龙城在府河的北边，地势相较周边高一点，因此是取土的好位置。取土时挖出了碎陶片，有经验的人意识到这些陶片不简单。
解放初期，国内懂考古的人很少，原先中央研究院的不少考古学者又去了台湾，考古人才急缺。所以北京大学就和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办了一些培训班，培养各地的文化调查员，这些人就掌握了一些基础的考古常识。第一个赶到盘龙城遗址现场的人叫蓝蔚，他曾经去北京参加过考古培训班，之后在武汉做文物保护工作。
得知了盘龙城有陶片后，蓝蔚就骑着自行车，从武汉市区赶到盘龙城，骑了4个多小时，后来，这段小事成了发现盘龙城的一段佳话。每每说起盘龙城考古，都要从4小时的自行车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踏勘和测绘后，蓝蔚和同事觉得这里的陶片跟郑州二里岗遗址的陶片很像，又发现有磨光石器，所以他们将盘龙城推测至“新石器晚期或殷代”。
又过了几年，陆续有青铜器出土，人们对盘龙城有了进一步认知。盘龙城的认知过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坐标，即郑州二里岗文化。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张昌平多年主持盘龙城考古发掘，在他看来，“考古学家对盘龙城的发现过程，基本是一个在认识上逐步靠近郑州二里岗文化的过程”。

图1：城址如今被改造成遗址公园
1954年，盘龙城被发现之前不久，二里岗文化正式命名，当时认为二里岗是介于二里头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隔年，郑州商城被发现，并且与商汤至仲丁迁隞之前商王所居之地“亳城”关联在了一起。这是上世纪50年代考古界的重大发现，不过在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之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二里岗文化属于中商文化时期，而非早商。正是在这个时候，考古界沉浸在二里岗考古成果的喜悦中时，盘龙城也被发现了。
经过五六十年代断断续续的考古发掘，直到70年代，盘龙城的考古应该到了一个高峰，也是在这个时期，有关盘龙城和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基本认知逐渐形成并达成共识。这个过程中，考古学家李伯谦功不可没。
李伯谦老先生今年84岁，主要生活在家乡郑州，年初生了一场病，现在身体已慢慢恢复，见到他时精神好了很多。李伯谦先后参加过二里头、殷墟、吴城、盘龙城等多地的考古发掘，对于他来说，考古是一辈子的事。
1976年，李伯谦第一次来到盘龙城。在此之前的1973年，他已在江西吴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古工作。去吴城发掘，是李伯谦第一次到南方进行田野考古，此前，他一直在北方和中原地区，“没到过南方，啥都不认识”。
第一次到南方考古，李伯谦发现，南北方出土器物的差别很大，“比如说陶片，吴城挖出了很多几何形印纹陶，还有一些是带釉的，这在北方很少碰到。在北方考古做多了，只要地层关系搞清楚，根据器型的变化来判断分期，基本上是比较妥当的”。可到了南方，问题变得复杂很多。
在江西吴城，青铜器、陶器的纹饰、器型，墓葬坑的开坑方式、区位特点都不在曾经的经验范畴里，一切都得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框架。这一次的考古发掘，让李伯谦意识到地域区位因素在考古中的重要性，并逐步建立起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成为未来的中国考古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当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都不适用时，就要借助于此。
3年后，当李伯谦到盘龙城时，他已有了吴城的经验，但盘龙城又与吴城不同。1974年9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当助教的李伯谦带着20来个学生，接替前一年俞伟超的队伍，来到盘龙城进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考古队住在附近居民家，条件艰苦倒不算什么，但危险的是当时那一带血吸虫病很严重。“我们那个房东，早两代已经死光了，都是血吸虫病死的。我们去的时候，他家男主人也有很重的血吸虫病，所以那段时间住得提心吊胆。”如今谈起这段往事，李伯谦还有些后怕。这支考古队在盘龙城待了一个学期，他们单独挖了一口井，希望可以有干净的水源。
这一个学期，发掘的重点在于城址。“70年代的两次发掘，对盘龙城的认知大大提高了一步。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个有城墙、宫殿、规则墓葬的政治中心，而且这个中心是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当时在学术界也很轰动。此外，通过对出土青铜器、陶器的类型学研究，说明盘龙城是在商文化当中比较偏早的，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商代早期偏晚阶段的一个历史遗存。”李伯谦说。正是因为对盘龙城有了这样的基本认知，人们也将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提前，在此之前，武汉的信史可追溯到东汉至三国时期，当对盘龙城有了基本定论后，武汉的源头向前推移了1500年左右。
>>盘龙城与郑州商城
在对盘龙城的研究过程中，李伯谦发现，原先对以江西吴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的一些认知无法套在盘龙城上。他意识到，盘龙城是与吴城不同的“南方”。再加上对盘龙城的考古遗址对标郑州商城，“盘龙城在商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这个问题即将浮出水面。
在对比盘龙城与郑州商城的青铜器时，考古工作者发现它们非常相似。但盘龙城的出土数量多，多出自高等级墓葬，而郑州商城至今没有发现高等级墓葬，青铜器多出自窖藏坑，“有一些大圆鼎、大方鼎，这些也是贵族才能享用的，但它们都是窖藏起来的，而非墓葬”。相较之下，盘龙城的青铜器多而技艺精湛，是因为出自高等级墓葬，意味着这应该是盘龙城青铜器的最高水平。
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政治地位上，盘龙城高于郑州商城。那么，在郑州商城的商王朝早期，盘龙城又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呢？它与郑州商城有何关联？又与后来的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有何关联？这几个问题是理解盘龙城的关键。
如今，盘龙城遗址被建设成了遗址公园，出土的大部分文物也收藏在公园内的遗址博物馆里。原先的城墙被包裹了起来，保护在新城墙的下面，为了展示得更清楚，宫殿区也在原有基础上，做了新的复原。在考古工作站工作人员的介绍下才能看出，1、2号宫殿的位置和方向都偏向东北，大部分墓葬也是如此。张昌平在研究中解释道，商人重视东北方位，宫殿区的位置选择、宫殿建筑和墓葬方向都有偏东北的习惯，这或许是盘龙城与商王朝相似的表现之一。

此外，考古人员在盘龙城的墓葬群中发现腰坑的存在。所谓腰坑，就是墓葬埋一个人，人的下面还要再挖一个小坑，在墓主人腰的位置，通常是埋葬一只狗或其他动物，这个习俗商人也有，而且在族群上表现出排他性。在墓葬中，除了可以体现礼制的完整青铜器，也有不少是将青铜器、陶器打碎埋入的，这是商人墓葬习俗中的碎器葬。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通常谈到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尊和罍是两种重要的器型，因为多地都有出土，而且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略有不同。在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中，也有尊和罍，但不占多数，更多的则是觚、爵、斝的礼器组合，若等级更高，则是两套觚、爵、斝，这又与中原的习惯相吻合。
因此，“在商代早期，盘龙城应该是一个在政治上听命于中原商城的城市，它直接受商王朝的控制，成为商王朝在南方的一个据点，控制长江流域。所以在早商的时候，对于中央王朝来说，盘龙城是南方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正因为如此，盘龙城很多墓葬等级很高，说明它们的政治地位很高”。张昌平指出，曾经有观点认为盘龙城是商时期的一个方国，但现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少，“因为假设它是方国的话，它就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但我们现在在盘龙城完全看不到这种迹象”。
盘龙城与中原王朝是同一个政治系统，“意味着盘龙城的每一任最高领导很可能都是郑州过来的，他们有着相同的社会价值认同，因此很多方面都高度一致，地域性比较弱。但宁乡、新干就不是这样。他们的器物更有地域特征，他们也模仿中原的礼制和器物，会有相似性，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偏好，比如新干很少有类似中原的觚、爵、斝，反而鼎更多。”张昌平补充道。
打开地图，这种关系就非常好理解了。盘龙城所在地武汉在郑州的正南方，如今坐高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再往南是宁乡、新干，往西是三星堆，东北是台家寺。在地理区位上，盘龙城在这些地方的交通中心，去哪里都方便，也就会成为影响辐射到南方各处的中转地。
根据目前的考古推测，盘龙城的持续时间大约300年，这之后，到了商朝中晚期，商王朝的版图逐渐缩小，盘龙城也随之没落。到了晚商，也就是殷商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在多地显露出来，或许是盘龙城的影响在持续发酵。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每一次影响都是短程的，比如某一种生活习俗的传播，无法做到长距离的点对点传播，而是呈线性和网状的缓慢传播，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复杂的关系网络，盘龙城就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2：与其他几座商城遗址多在郊外不同，郑州商城坐落在郑州老城区，古老的商王城每日看着车来人往
>>邻水之道
当盘龙城没落之后，谁来接替盘龙城？这个问题没有定论，但2019年开始发掘的郭元咀遗址，似乎提供了一些答案。
郭元咀在盘龙城以北偏东约30公里的位置，依旧是邻水。一边贴着长江的支流滠水，另一边挨着一个大鱼塘，隔着水，都是新开发的商品房楼盘。郭元咀在一座架在滠水上的铁桥之下，被夹在一个逼仄的角落，地势有些低洼，又邻着水，一旦下雨很难逃脱被水淹的命运。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刚是郭元咀考古的负责人，他也很苦恼遗址的水患，目之所及能改善的就是申请填平旁边的鱼塘，但眼下迟迟没有进展。
胡刚介绍说，郭元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盘龙城附近发现的一处较大的青铜器生产作坊，大量铸铜遗物、陶范、坩埚都能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集中的青铜生产基地。根据初步判断，郭元咀的时间晚于盘龙城，而且几乎能接应上，相当于洹北商城的时间，也就是中商。
然而，郭元咀可能并非只有一个作坊遗址。“郭元咀和阜南台家寺有相似之处，它可能是规模不太大的一座城，或者说是一个部落，它的等级应该是小于盘龙城的。”张昌平说。但郭元咀的意义在于，证明南方有独立生产青铜器的技术系统，也意味着有相对完整的青铜生产链条，这个链条背后包含的不只是技术、风格这些表面现象，还有一套更高阶的社会组织系统。
盘龙城与郭元咀都是临河而建的，临的是府河与滠水，且两河都是往北走的流向，这样就刚好形成了一个交通通道。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谓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这些遗址，其实都不挨着长江，距长江最近的是盘龙城，但也稍有距离，其他多邻水，却是邻小型支流而建，与大江大河都距离较远。
张昌平指出，这是早期城市形成过程中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首先，从军事角度来说，顺水而上或顺水而下都是重要的交通通道，邻小河意味着活动范围较小，大的河域通常跨度太大，商王朝时期的城市尚不需要大河来进行交通活动。其次，在古人的观念里，大江大河是很神圣的地理环境，一旦遭遇河水涨泛，人力是无法对抗和控制的，甚至只有借助巫术来祈祷，因此当时的人们可能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真正居住在大江大河边，小型支流边反而是最佳的栖居地，最终呈现出如今我们看到的商之南土面貌。■（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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