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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从赣榆县柘汪到东台县弶港，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海上秘密交通线，不仅沟通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而且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出口商品贸易。 赣榆县柘汪，地处县境东北部，东濒黄海，西依芦山，南接海头，北邻岚山，绣针河从这里入海，有柘汪、甘县、响石3个天然港湾，大潮汛能停泊300吨以上船只。出绣针河口，南可下沪杭，北可上青岛，是苏北、鲁南重要的出海口。1939年2月，日军侵占赣榆后，海港被封，船只被焚，海上捕捞、运输全部中断。1941年3月，八路军发起青口战役，解放了赣榆县东北部大片国土，柘汪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为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唯一的出海口。 东台县弶港，位于东台县南部，东邻大丰，南接如东，三仓河从这里入海，是苏中抗日根据地重要出海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在黄海沿海岛屿设立据点，派出舰艇巡逻，严密封锁海面，控制海上航线，妄图切断我山东与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海上联系，切断中国与海外的交往。但是，即使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我军仍开辟了一条从赣榆柘汪经连云港通往东台弶港的海上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护送革命干部、运输战略物资，从事进出口贸易，发展根据地经济，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经典战例。 一条商船开辟了海上秘密交通线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华中局在上海、苏杭等地动员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苏中参加抗日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准备输送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建设。中共山东分局派张洪树、史屏二人到苏中接应。此时正值日军疯狂“扫荡”鲁南和滨海地区，陆上几条路线都难通行，干部队多次突围，都未能成行。这时，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提醒张洪树到弶港，试试能否从海上找找出路。 在弶港，张洪树经人介绍结识了连云港陶庵籍船主陶廷瑛，陶廷瑛有一条载重200吨的大帆船，主要做海货生意，常年跑青岛到上海航线。陶廷瑛虽是一名生意人，但深明大义，思想进步，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听说有一批新四军干部要搭船去赣榆柘汪，慷慨应允，当即动员船上张守宽、陶廷波等十几名船员找出些便衣，让新四军干部换上，扮成水手，陶廷瑛亲自押船，驶往柘汪。 船到柘汪后，受到山东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欢迎和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抗战以来，进入柘汪港的第一条外地船只，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打开了与外界通航的门户，开辟了海上通商的口岸。张洪树就此向山东分局领导提出开辟海上运输线的设想，当即得到分局书记朱瑞的批准，并任命张洪树为这条海上运输线的负责人，又安排了几名交通员随船往返，执行秘密工作任务。设在柘汪的海燕书店为总交通站，下设数个交通点，沟通柘汪与山东军区的联系。书店老板李子厚表面上是位卖书卖报的生意人，但其真实身份是山东军区的敌工干部，负责公文、信函、情报传递，直属军区敌工部领导。 此后，陶廷瑛的这条商船就经常往返于柘汪与弶港之间，除掩护我敌工干部随船执行秘密工作任务外，还为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多次运送战略物资。山东临沂出产的天然焦，是炼铁、炼钢，生产手榴弹、炮弹必需的燃料。陶廷瑛多次为华中新四军军工部运送天然焦，受到军工部部长程望、政委罗湘涛的高度赞扬，称其为“雪中送炭”。在这条航线上，陶家的商船还多次为山东根据地运回白布、棉纱、硫磺、黄磷等物资，有效地保障了根据地的军用、民需。
海上护航的滨海军区海防大队 舍生忘死执行特殊的运输任务 在黄海运输线上，陶廷瑛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承担特殊物资的秘密运输任务。全面抗战期间，山东根据地共向延安上交了13万两黄金，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些黄金，大多产自山东招远，一般都是由胶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护送到驻滨海的中共山东分局，再设法转送延安。 1942年秋，由于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胶济铁路遭到严密封锁。为了确保黄金运输安全，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山东分局决定委托陶廷瑛从海上运回一批黄金。接受任务后，陶廷瑛亲自驾船与张洪树、孔培生等人赶到胶东五里岛，从海阳县大队政委季铁生手中接收了3600两黄金，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劈波斩浪将这批黄金安全运到柘汪。上岸后，陶廷瑛、张洪树、孔培生3人又亲自将黄金送到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交到财经处处长艾楚南的手中。艾处长高度赞扬陶廷瑛冒险出航完成这次特殊的海上运输任务。 1944年4月，山东工商局局长薛暮桥交给张洪树一项重要的任务，带一船农副产品到上海，作为经费，换回鲁南行署托购的印钞机、大众日报社和山东画报社托购的石印机、铸字炉、字模、照相铜板机和山东军区卫生部托购的X光机等物资。张洪树到上海后，又遇到滨海区工商局的干部武明甫。武明甫在上海通过地下党为山东军区购买了86台手摇发报机，正愁无法运出上海，便请张洪树设法将这批发报机一同运回山东。张洪树通过上海伪海防司令部的关系搞到了通行证和军用卡车，几经周折，于6月11日将这批物资秘密运出上海，暂时存放在崇明岛一个小渔港的仓库里。这时，因叛徒出卖，张洪树在上海遭到日特的追捕，组织批准张洪树先行撤离再想办法。张洪树辗转经南京、徐州返回连云港，到陶庵找到陶廷瑛，请他到上海用船运回这批物资。陶廷瑛接受任务后，当即押船前往上海，经与滨海区工商局干部白光华接头，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历经艰险，终于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从崇明岛将这批物资运回柘汪。陶廷瑛亲自将这批物资送到山东军区，与后勤部董金良同志进行了交接，此行受到山东军区首长的表扬。这时，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正患有严重肾病，因没有X光机不能确诊。奥地利籍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大夫正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之时，听说从上海运来了X光机，高兴地用生硬的汉语说：“好呀，来了及时雨，罗司令有救了。” 陶廷瑛的这次冒险出航，不但挽救了一位共和国元帅的生命，而且为以后影视剧《51号兵站》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的素材。
站岗的八路军海防哨兵 利用海上交通线发展进出口贸易 海上交通线开通之后，滨海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庞大的运输船队，利用柘汪港口优势，通过这条黄金通道，加强了与敌占大城市的进出口商品贸易。根据地出产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从柘汪港出口，从敌占大城市换回军用、民需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自1942年起，山东抗日根据地每年通过柘汪港运出的生猪有4.5万头，花生米600万斤，花生油81万斤，尤其是食盐，每年出口量达100余万担，转口行销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仅盐税收入每年就可达80多万元（法币），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根据地军民利用农副产品从上海、青岛等敌占大城市换回棉花、白布、线纱、板纸、火柴、煤油、白糖等民需用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八路军后勤部门利用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和食盐，从上海换回缝纫机建起了被服厂；换回罗纹纸和香料，建起了卷烟厂；换回机床和钢材，建起了兵工厂；换回医疗器械和药品，建起了后方医院，甚至延安广播电台使用的大功率电子管，也是用山东的农副产品从上海换回，经柘汪转送延安的。 1942年9月，为加强对柘汪港的管理和领导，发展进出口贸易，中共滨海地委和滨海专署决定成立柘汪特别镇，相当于区一级行政建制，受滨海专署和赣榆县双重领导，同时成立海防大队，负责保卫港口、海上护航。山东党政机关和军队后勤部门纷纷在柘汪成立商行或留守处，从事商品贸易。山东省纺织局、滨海贸易总局、滨海盐务署、滨海税务总局等机关均设在柘汪，一些民间商行也纷沓而至，最多时在柘汪登记挂牌的商行有27家，还不包括各部队后勤部门在柘汪设立的留守处和公营商店。为了便于管理，滨海专署在柘汪成立商业联合会（简称商会），选举知名爱国人士张万里先生担任会长。 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新成立的山东军区和山东战工会将山东省纺织局、滨海贸易总局等机关合并，成立山东省工商贸易管理总局，主管通过柘汪与敌占大城市和华中根据地的进出口贸易，设立税卡，统一税率，统一征收盐税和进出口商品贸易税。税费的统一征收，尤其是盐税的征收，大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稳定了根据地的经济秩序，控制了物价，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经济，战胜了日伪顽的经济封锁，保障了根据地军需民食自给自足，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支撑军队扩大兵源，壮大了人民武装。 1944年秋，滨海军区海防大队副教导员耿杰民，持军区司令员陈士榘的介绍信，率两个班的兵力，乘3条风船，配置机枪、小炮，武装押运50艘满载花生油的货船从柘汪出海，沿秘密交通线，经陈家港、射阳等海口，抵达东台县弶港，在新四军苏中三分区的帮助下换回了50船棉花，解决了滨海军区所属部队及地方干部的御寒问题，同时运回三分区陶勇司令员赠送给滨海军区的两门大炮和一批弹药。 1944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为滨海军区政治委员，赴任途中，恰逢日军进行秋季大“扫荡”，津浦、陇海铁路被严密封锁。唐亮绕道苏北，在滨海军区海防大队武装接应下，乘船经海上秘密交通线安全抵达柘汪，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副司令员万毅、政治部主任刘兴元、滨海行署专员谢辉等党政军领导专程赶往柘汪港口，欢迎唐亮政委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文章来源：《世纪风采》2021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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