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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东亚以外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以寺院为核心组织城市的，因为无论阿拉伯还是修，抑或夹在中间的拜占庭，他们的精英都在政治或者精神上需要宗教的加持或者慰藉。当然，这也不可避免的加重了人们的狂热性，由此引发的骚乱也数不胜数，比起1914-1991，中世纪更适合被叫做“极端的年代”，当然霍布斯鲍姆本身也是做近代史的，把自己研究领域的感想写出来也未尝不可。总的来说，20世纪的极端性是战争人为制造出来的，而在物质领域，仅就战争频发的欧洲来说，人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30年代荷兰公司生产出了第一台洗衣机，虽然费时费力，但是人们为了生活的便利而推出的想象与创造力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被封锁的德国大力开发合成材料，收音机普及美国的农场主家庭，即便在距离华盛顿和纽约遥远的西部也能及时获得相关资讯，而在1928年，英国与苏联科学家同时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电视，至于火车汽车，早在19世纪就已经完成，在19世纪末，俄国的波波夫与马可尼也分别开发出实用的无线电应用技术。这些都是一般生活中的，而军用技术方面更是高速甚至说畸形膨胀，一战的时候飞机还是双翼低速，不少是木板材质，到了二战已经成为主力，金属机体、高速引擎，载弹量、空中格斗性能高超，并且成为闪电战的领衔主力。更不要说鱼雷机、俯冲轰炸机、航空母舰等新锐力量成为战争火车头之后战争对财富消耗量之惊人、伤亡破坏之巨大了。
这个极端是在世界物质极大发展，一部分人极其富足的情况下因为分配不均造成的危机，而中世纪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中世纪恰逢暖期，饥荒不断发生，欧洲从10到14世纪接连发生多次大灾，饥民流离失所，状况之惨烈，不亚于黑死病霍乱地中海时的情形。黑死病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死亡人口占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达到2500万人，这已经赶上一场世界大战了，而且这个黑死病是无差别攻击，无论国王贵族还是农奴市民，都不能幸免于难。 中世纪才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有人把这个问题归咎到西征的蒙古人身上，我寻思蒙古人再脏也没有中世纪西欧脏吧，一生除了受洗和下雨的时候会洗脸，街道上以邻为壑，天天倒屎尿，恶臭无比，还因为愚昧杀猫，导致鼠疫爆发时根本没有可以遏制老鼠扩散的力量。伦敦的黑死病反复爆发，直到一场大火才彻底绝迹，这大概是火烧清洁的效果，毕竟现在扑杀带有病毒的死禽死猪也经常焚烧，原理差不多。而且看看时间就知道不对劲，黑死病在欧洲爆发的时间是1346-1353年，蒙古西征的年代要早一个世纪，我们都知道南宋崖山之战灭亡是1279年，而蒙古西征自从灭金国就已经开始，相隔将近一个世纪，把锅甩到西征身上实在有违史实。
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元朝末期，平定内部的农民起义都捉襟见肘， 更别说西征了。而帖木儿（1336-1405）此时还是个小孩，更谈不上凭借自己几十年后的西征提前给欧洲带来疫病，更准确的看法是十字军在巴勒斯坦被回军击败，被迫撤退时沾染了吉尔吉斯北部传播过来的鼠疫，并将其带到西欧，进而扩散到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充满了物质生活的极端性，饥荒、疫病、封建割据，使得西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更不要说当时是农奴制为主，尽管有些砖家宣传其平均土地面积大，但是这里被可以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西欧并非精耕细作，是极其粗放的开发模式，如果不多开垦些土地，就不可能养活自己，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却被拿来大做文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在七月二十二日散记：噤口的艺术与狂热的失控中，我曾经写过，生活的极端会带来精神的狂热，而精神生活的极端性也会导致更高程度的狂热，进而产生chaos。这种极端性在中世纪甚至比近东、中东的回教国家要更严重得多。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生活相对富足对外包容程度较高，仓廪不足呢？我以为不一定不知礼节，但是这种礼节一定是内涵贪婪的，对外富有侵略性的。中世纪西欧就是这样。愈是贫穷，便愈是感受生活的极端，便愈是渴求解脱，因而生活中更富宗教的狂热。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罗马教廷收取十一税，更加重了这种情况，十字军其实也是这种贫困忍无可忍爆发的结果，他们再不出去就没饭吃了，准确的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一群手无寸铁但是没饭吃的农民们，他们一登陆就遭到沉重打击，很多人根本就没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被杀伤甚多。直到第二次开始，标准的封建骑士、重甲骑兵才得以站稳脚跟，可以和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军队相抗衡，甚至一度建立了众多伯国、公国、侯国等割据政权，直到哈丁角战役才受挫，退居沿海，依靠热那亚和威尼斯海军的给养惨淡经营。这是后话了。但是十字军也是西欧内部社会矛盾的一个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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