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野，原名徐现彬，1968年1月出生，山东莒县人。出版过诗集《回音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故乡与星空》（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繁体字版）、《浅妄书》（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好诗第三季）。曾获泰山文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青年文学》年度诗人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编辑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工作于《诗刊》社。
日照日报 2022年7月23日 A4版
蓝野：我前年写过这样一首诗，叫《处女作》，诗中所记基本接近真实。诗歌写了我初中二年级时，为了写作文，拼凑了一首诗交上，当时心里其实很得意，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这就是诗了，但被老师怪模怪样地嘲笑了。“现在，每当我批评别人的诗歌/总会突然想起他的腔调/立即红了脸，转移话题”，我从不嘲弄别人的诗歌写得不对自己的口味，大概就是因为刚开始写诗时，受过嘲弄。《处女作》中提到的诗歌叫做《春天》，满篇都是稚嫩的排比和比喻，那应该算我最早的一首诗吧，虽然写下了，又被我连本子一起撕掉了。 大概比写下第一首诗更早的小时候，炎夏之夜，麦场上，我总是父亲的最后一个听众。他讲三国，讲封神榜，讲乡土故事，背诵京剧、吕剧和周姑子戏唱词，他总是用家中小纸盒子广播里那样的正式而好笑的、尖尖的声音给自己的“演出”报幕：请听，下一个节目，吕剧《王汉喜借年》片段“借年”。有一次，和多数夏夜一样，听众散去，母亲和两个弟弟都在麦场上睡着了。父亲对着唯一的听众，对着满天的星光和大地上唧唧吱吱的虫鸣，意犹未尽，他长长地吁了口气，说，我得写书啊！ 写书，那么重要？父亲的声音确实在那一刻变得庄重。当时在心里暗暗地想，嗯，我得写书！现在想起来，文学在一个卑微的麦场上，有着她多么伟大的精神作用。一个乡村孩子的梦从此得以日日夜夜地做了下来。 和中国当代最重要的那些作家诗人一样，我这样平常的文学爱好者也深受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的影响，在少年梦想和时代潮流双重作用下，开始深深地爱上了读写。 喜欢小说，却偏偏更多地写下诗歌，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诗歌更精炼，更具形式感，这些对我来说，尤其让我沉迷。二是，我过于懒散，大概诗歌更能便捷地传达情感。诗人很少会说，我在码字，而小说家、散文家会自嘲地说我在码字。 对了，诗人有时会说我在分行。正如前两年网络上有些人嘲弄诗人的，在敲回车键。 还得仔细地说说，为什么写诗。诗歌确实给我的太多了！她让我安身立命，她使我可以透过人生的阴霾看清真实的自己！……原来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梦，一直在，一直在。时光飞逝，在生活现场被放进科技的、物质的现代化加速器的时代，我可以因为诗歌这种伟大文体的存在而触摸着时代体温，并保持揣摩、怀疑、批评的适当距离。因为诗歌，我可以找到灵魂赖以上升的通道和出口，她平衡了我在浮躁年代时而会失衡的灵与肉，平衡着成长路上那些纠缠在一起的向上的精神和向下的欲望。
蓝野：诗人不必完美。我们评价诗人、作家一类人群时，往往会在创作与成就面前加上道德与品行的标准。诗人这个群体和任何人群一样，是芸芸众生，在烟火人间，用老家日照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个病，可能是肠胃之疾，也可能是痴妄的心疾。 但我们如果用纯粹的世俗标准来指认诗人，还是会出现身份误判的。完全抛却文化和创造的价值，简单地指认李白是酒鬼，尼采是疯子……这个，肯定不合适吧？ 我接触和观察到的当下诗人，和任何历史阶段的诗人一样，热血，赤诚，对真与善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对社会热点愿意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诗中，直到在微信公号文章的点赞和转发这些看上去是小事的行为上，他们都保持了任何时代诗人该有的模样。 我爱人前几年总说看不上诗人，对长发或光头，对不拘小节的一些朋友们颇有微词，后来有几件事让她转变了看法。北京宋庄一代集聚了许多艺术家，有画家，有诗人，有行为艺术家。西方现代城市理论认为，流浪艺术家是城市人群构成中必不可少的活跃部分，这大概是默克尔访华时提出到798艺术区看看的主要原因。宋庄这批诗人、艺术家们将宋庄提升为世界现代艺术的重镇，却时常因为租房和自建房等世俗琐事等面对拆迁、官司。每到这个时候，宋庄的朋友们相互帮助，总会声援，临时借住，等等，那种热诚与无私是当下任何群体里难以看到的。还有，就是当周围有人生病时，大家立即伸出援手，有的人本来生存艰难，也会将手上仅有的一点钱全部（我说的是全部！)拿出来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著有《荆棘场上的散步》《读陶渊明札记》《论语原始》的在京五莲作家胡不归（胡善德）突然病重，他独立，自在，交游不广，但立即有几位并不很熟悉的诗人、艺术家帮助求医问诊，并将胡不归送归家乡，使这位苦行僧一样的游吟诗人最终得以在家乡明丽的山水间安息。诗人、艺术家们真的如宗教信徒一样赤诚、无私。 在文学表达上，和任何历史阶段的诗人一样，今天的诗人们大多数也深受时代的局限和束缚。如果有人部分地突破了时代藩篱，那他一定是极少数的优秀诗人，是值得我们赞叹和仰望的。当下诗人缺少独立写作的力量，敢于乐于孤独的力量，胡不归是当下写作者中勇敢的一位，好像时光与尘世也与这种勇敢和独立有仇一样，容不下他。 记者：你写诗大多是基于什么情境让词和句子找到了你？这些词或句子，是怎样通过你找到了自己在一首诗中的准确位置的？ 蓝野：近年来，放弃了矫饰，有事说事，有情道情，有愤怒就嘶吼，有伤怀就悄悄悲泣。这和纸面的发表无关，诗歌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来，也可以私底下读给朋友听。甚至只留给自己仔细品味。你酿了一坛酒，清光滑辣，独自品尝也许不是因为小气，而是因为无法分享。那股烈味，只适合自己悄悄地仰头饮下。 诗歌的词句确实应该极度地准确。英语、德语世界也是这样，一时记不起哪位欧洲大师说过，用词的准确要相当于合上一个做工极好的木箱一样，要听到那严丝合缝的咔嗒一声。汉语现代诗歌尤其是这样，因为它“纵的继承”方面，有一个伟大传统就是锤词炼句的传统。毕竟汉语诗歌在不断的变化中，曾经有过严格平仄、对仗、押韵阶段。 1987年的青春诗会出现了几位特别优秀的诗人，我们日照的诗人李晓梅也在其中。诗人欧阳江河在会上写下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名篇《玻璃工厂》，稿子交到编辑部时，诗歌题目是“在玻璃工厂”，当时的编辑王家新先生建议去掉“在”字，欧阳江河接受了建议。“在”字一去，天开地阔，整首诗的境界一下提升了。 “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从脸到脸，隔开是看不见的。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这也是一种准确吧，减法的准确。 我的写作中，常常会因为调整一词、增删一字而忻悦不已。
记者：你在故乡、北京、生活、四季、诗歌之间穿梭、转化、融一，是什么意识促使你在不同的时空转换？这样的状态你喜欢吗？ 蓝野：不喜欢。我是一个热爱远游，但又离不开故乡的人。 而工作不是远游，工作是生存。 世界已然地球村，我觉得在哪里生存和思考、写作这些无需转化，你在任何一个角落也逃不掉你是一个“村里”人。 现在，我的梦想似乎很简单，就是回乡。回到生养我的那片土地，回到产生、塑造了“我”的基因的那里去。我不是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人，没有什么文学野心，不求什么名存青史。但诗歌和故乡共同为我解决了根本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我在这里？ 我只是想用诗歌来寻找与证实一下可怜的微弱的存在感，只是想告诉那可能存在的为数极少的读者，我来过…… 虽然，人生不过是过客，我们不过是逆旅的行人。 前几年，有一个秋天回乡，大巴到莒县已是晚上了，两位要好的同学从县城送我。车到一个我们小时候上学必经的山口，晚上11点多了，那山口经过的车辆极少，曾传说有劫道的恶人出没。坐在副驾驶上的女同学突然惊叫，停车！我和另一位当时着实被惊吓了。但，原来那女子只是为了下车看看月亮，听听山间的虫鸣。她后来又约我们，咱们每人为此时此刻写一首诗歌吧！在呼呼响着、呼呼向前的生活现场，原来我们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可以为月亮、虫鸣、故乡和自己写一首诗！那一刻，所有的人间烦恼立即烟消云散了。
记者：对你而言，“邮票般大小的”故乡徐家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仅仅是你的诗歌地理中的“原乡”吗？它意味着什么？ 蓝野：故乡徐家村就是我背井离乡的那个地方，那个依靠。 村子里有一口井，是我们家谱上的四十九世祖徐凤鸣先生在明洪武年间带领家人打下的，老村（五莲县石屋村）的家人们当时带了红枣木块过来帮忙，铺下了让家族亲人骄傲、让四里八乡羡慕的红枣木井底。500多年间，大半个村子里的族人都吃这口井的水。古人所言的背井离乡比现代人有着更深更浓的家乡家族情怀。现代人因为交通与通讯的便利，故乡一度不再那么具有浓厚的情感意义。 但我们老家好像和外边的世界还是隔开了一些什么。家乡在那里，山在那里，河在那里，我们灵魂的依靠还在那里。 但家乡也曾经是我们的束缚。梁甫山、屋楼崮、院山、官山、芦山、乔子山、徐家村北山，家乡这些山头的海拔高度只有400至600米，等走过了大山大川，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实在是有限的。 小时候觉得它们就是一道道屏障，我们是永远走不出来的，只能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爱恨，在那里老去。 那片山地并不高，并不宽阔、深幽，原来我们可以在不经意间走出来……起初以为，我们已经突围而出。事实上，我们在北京，在深圳，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回望山河莽苍间，鲁东南那片连绵山地似乎还在围困着我们。我们的心在那里，我们的根在那里。 我现在将这种围困看做是故乡的一种护佑。也是一种我们不想迷失的坚守。 在我们村，我老家门口，仰头向南，就见梁甫山黑魁魁地挡在眼前。我多次和诗人王夫刚说起过我们少年时代的朋友们，无论操着何种生涯，任何一位都没有多少改变，包括性格、梦想和文学观。时光带给我们的是头发白了，头发脱落，身体渐渐衰败而已。就长大、成熟这些意义上来看，我们离起点永远仅是几步之遥！ 我们还是那守候在煤油灯底下听广播点播，还是那相聚在一起就放声去读诗歌的山地少年！徐家村，我的根在这里，我背井离乡的井和乡在这里，祖宗先人在这里，离开它是暂时的。 只是这个“暂时”，对我来说太过漫长。
记者：你的诗集，一本叫《回音书》，一本叫《浅妄书》，这是你以某种隐喻“书写”自己的诗歌吗？ 蓝野：没什么特别的意思。第一本因为诗集中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回音书》，参加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评选时，确实在诗集的题目上很费斟酌，后来想，如果我能出一本就叫书的书多好，于是就选了这个题目。宋人洪迈《容斋随笔》里有“浅妄书”一章，开篇就说：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编选诗集《浅妄书》时，想到世间有深刻厚重之书，也该有浅妄之言浅妄之书，如我的浅显明白的诗，也该是一种存在吧。顺延“书”的题目，于是就《浅妄书》了。没有什么特别的隐喻。
记者：你是否建立起自己的诗歌系统？如果有，是什么样子？ 蓝野：没有。懒惰，消极，和一地鸡毛的编辑工作让我的写作构不成我的生活重心。 现在，回望一下青春，总觉得对不起自己曾经的文学理想。我在日照的北边两城当兵时，还很年轻，曾和当时在王家滩联中做语文老师的陈军、战友孙德志一起创办了海潮诗社，那时我们像革命者一样，满腔热血，像几团火焰一样凑到一起，燃烧起来的都是噼噼啪啪的青春和文学梦想的声音。我们曾为读到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而激动不已，甚至立即想办法聚在一起，畅想大作家的未来。我辜负了我们的青春。 后来做了阴差阳错地文学编辑。既然做了文学编辑，有人说，你就不应该写作。有人又说，既然是文学编辑，不会写作，哪里能成？我是后面意见的坚定拥趸者，理由显而易见，在行才有可能称职吧？并且，写作本是天马行空的事，而长期的编校工作容易使人严谨与自律，还容易看到发表甚至创作的虚幻与无效。我认识几位优秀的老编辑，可称编辑家，本身是创作的大才，却诗名文名并不大。在后厨里劳作久了，他们对桌上的盛筵已然兴味索然。 90后小说家陈春成有一个很特别的短篇《传彩笔》，其中的巧构和辞采令我吃惊！小说写到，县城作家叶书华梦中遇见一位老人，传给他一支神笔，这支笔能令写作者达成“宇宙意义上的伟大”，能让写作者通天达地一样地描述一切，但其作品生前死后却无人知晓，只有自己知道了他创造的一切。叶作家梦中醒来，果真在写作时文字纷纷扬扬，——“我像在雪中舞剑，总能在万千雪花中击中最恰当的一朵”“所有山岳和星斗，所有云烟，所有锦缎和烛光，所有离别，所有帝王的陵墓，古往今来每个春天豪掷的所有花瓣，这些事物都将隐藏于我体内某个神秘的角落，并在我无声的吟诵中逐一闪烁”。我以为，陈春成的这个短篇隐藏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一位写作者到底需要现世荣耀还是自证菩提？对于外界给予的奖赏，写作者应该保持适度的警惕，适度的距离，才不至于让个人化的精神生活沉入出人头地的世俗泥淖。 我很缓慢地在为尊严与自由写诗。我也梦想得到陈春成小说中的那样一支彩笔，只写给自己看，写出最好的诗篇。看来这只是个梦想了，在写作这个行当里，我肯定是个平常人。所以，叨叨了这么多，还是没有。我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诗歌系统，如果有，我愿意像《传彩笔》里那样，能精彩传神地描述一切，但可以无人知晓。 不过，也可以小心地想想杜甫遇上这个大时代会如何表达？我们需要杜甫那样的“表达的勇气”，杜甫那样的不虚美、不隐恶。我们也需要像杜甫那样的警悟，——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不能如此，那还是写几句零碎诗文算了吧。
记者：诗存在于哪里？存在于词的重量吗？在你那里，一个词的重量是如何实现的？ 蓝野：清代星性灵派诗人张问陶曾有《论诗绝句十二首》，其中一首诗是这样的：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 你看，连性灵派大师都说好诗不过近人情。诗，诗意，近人情而已。 现代诗歌的微妙处太多，能将最准确的词镶嵌到诗行里，太重要了。疫情期间，我开始学写律诗和绝句，起初是消磨封控中的时间，后来慢慢地知道了这被一些现代诗人嘲弄为拼字游戏的律绝，其实将汉语的伟大和奇妙推得更高。 优秀的现代诗，在人情人性的表达上，更需要这种奇妙的准确来生成诗歌的重量。
记者：你的诗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又具备当下口语化诗歌写作的特点，那么，在今天，如何实现诗歌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转换？ 蓝野：上世纪八十年代自于坚以来形成的新的口语诗潮流，使诗歌的表达更直接更准确，于坚、沈浩波、刘川、轩辕轼轲等优秀诗人创造了许多口语诗歌的经典名篇。这对我的创作有些影响。我其实是顺手写，写作时没想它是口语的，或是意象的，或者是书面文辞化的方式。
记者：你平时写诗的时间多是什么时间？有没有规律可循？ 蓝野：我的诗歌写作时，没有固定时间，有时是旅途中，飞机火车上，有时是夜深人静时。但整理，定型，都在夜深人静时。 记者：你在《诗刊》工作过多年，既是诗人，又是编辑，一个编辑的意义与一个诗人的意义有何不同？你是如何在这两个身份之间转换的？ 蓝野：1999年秋天，我到《诗刊》工作，正逢著名诗人雷霆先生返聘两年后正式离开编辑岗位，记得社里开了一个很简单的欢送会。会后我送先生下楼，途中，先生认真地叮嘱我，我看了你的诗，当编辑后会将诗歌中的很多东西磨平的，应当警惕。当时我还算年少气盛吧，直接回答，不会，我写我的诗。 现在想起来挺好笑，那时我将“我的”发音放得很重，就是强调了自己的棱角，自己的个体性，不会在特别消磨人的编辑工作中消失。 我想多了。前几年，我曾在微博上写下了“20年前，诗歌是我爱的美女，我曾经为她着迷发疯，那是一种无限美好的着迷发疯。但当她是一份工作的时候，要面对的就是一地鸡毛。”这些话立即引来了一些评论和十几封私信。大多数网上的诗友们并不完全明白我的感慨，其实，我要说的是，当诗歌成为一份工作，一方面你可能离她更近，时时处在阅读与观察中。另一方面，就是一地鸡毛了，体制、敏感词、领导、同事、说不清楚的人情、难以把握的选稿风格、文学投机分子……诗歌本不该面对的所有的尴尬你都得面对。这一切，慢慢消磨着自己的准则与风格，这需要挣脱或者抗拒多大的内心力量来妥协啊，而对抗掉的那一部分才可能是诗歌啊。妥协、无奈和中年的困窘之境，使我有了挥之不去的烦躁和挥之不去的高血压。 当诗歌真的是诗歌而不是一地鸡毛的工作之时，她才能从尘俗生活中踮起脚来，她关乎生命。她带着我，带着我们，选择了人性、灵魂的正见与大道，而不至于陷入荒漠和深渊。 写诗真的是很个人化的事情，那些能将任何一项不是创作的工作做出诗意的人，我很佩服。现在，在诗歌面前，如在父母和故乡面前那样，很乖顺。我已不是那部分偏执与激烈的诗人，倒是习惯于用诗歌来平复内心的偏执与激烈。 记者：你会在故乡徐家村的最高处和最低处朗诵你的诗吗？对时间、天气和温度有具体要求吗？ 蓝野：我在徐家村家中院子里念过诗。2014年秋日某天，我骑着摩托车带儿子去一直没有长成个镇子模样，却又撤走了乡级机构的大石头乡原驻地的小霞理发店理发。理过发后，我们在驻地周围转了一圈，看见粮站、邮局、食品站都没了，只有紧邻一起的卫生院和兽医站两家还在山坡上，一副萧条与落寞的样子。当时心头似有无限滋味，有一种隐隐的旋律在起伏，回家坐在小院中，就在手机上写下了《大石头乡》《公社》《大头》等几首诗，诗歌基本是白描一样写了我记忆中的乡村人物。当时对这样的写法没有多少自信，正巧有诗人到访，留宿在家，在夜晚的濛濛细雨中，我们躲在过当里，我悄悄地压低声音将那几首诗读给他听。朋友听后，我们一起回忆、感叹那些过往的时光。 第二天，在村街上遇见邻居，他说，你们读了一夜诗歌吧，那么兴奋啊，声音那么大！看来遇见相知的诗友，写出几首诗，声音是压不住的。 我们村北面的山叫了个朴素的名字，就叫北山，还有一个极度豪奢的名字叫金銮殿。大概因为山顶有几块巨石，坐北朝南，如宫廷大殿上的那夸张的龙椅，村民们出于对皇家和权力的想象，命名了这个鲁东南丘陵地带再普通不过的山头。 说来略显矫情，我还真是登上过北山，在徐家村高处朗诵过诗歌。每次回家，有朋友到访，我喜欢邀请朋友们一起上山，登高望远。在北山顶上，可以看见莒县城，小时候我们就是在那里看着县城，想象着城里人的生活。在北山顶上，可以看见峤山水库，那是一座大水库，拦腰截住了奔流向下的大石头河。 登高望远时，容易感慨，容易生发读诵之心。虽然那是一座海拔也就三四百米的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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