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性可以进行女性主义实地考察和研究吗？  作者：Keshab Giri，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性别与战争、暴力极端主义、批判性安全研究、叛军治理、叛军组织中的亲密关系治理、南亚地缘政治和数字主权。 来源：Keshab Giri, Can Men Do Feminist Fieldwork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ume 24, Issue 1, March2022,viac004, DOI:10.1093/isr/viac004 导读 冷战结束与妇女运动的热潮使得以女性身份和地位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兴起。国际关系学界目前虽然对于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构成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对于谁应该被允许做女性主义研究以及如何做女性主义研究存在分歧。从实践理论的视角来看，女性国际关系理论是以背景性知识为行动的基本依据，是以女性作为被社会建构起来的身份这一特殊经历入手的。女性的经验实践和男性具有很大的不同，女性处于社会边缘和受到压抑的基本状态、女性作为社会人的集体经历和记忆等背景性知识使得女性的行为不同于男性行为。[1]那么，是否只有从女性的经验与实践入手才能构建符合事实的理论？男性可以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吗？他们的局限性是什么？研究者的身份如何影响女性主义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为了探索上述问题，本文的作者深入尼泊尔地区，通过田野调查，考察在尼泊尔冲突环境中女性战斗人员在毛派叛乱中的经历。 引言 虽然作者认识到作为一个顺性别异性恋男性研究者所带来的局限性，但作者认为自己是一个“支持女性主义”的研究者，男性可以在冲突/冲突后的背景下进行女性主义田野调查与研究。文章首先系统描述了关于谁可以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理论，从而引出关于男性是否适合做女性主义田野调查和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其次，文章讨论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和情境知识，这些导致了在田野调查期间和之后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权力与地位的观念等问题。与权力和地位问题相关，作者还讨论了伦理关怀、仁慈、道德责任和互惠这些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 女性主义中的男性：理论与政治辩论 在讨论男性参与女性主义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几乎不可调和的立场。一方欢迎男性参与到女性主义研究中，认为女性主义研究不应该是少数女性的专属，而应是包容的。而且男性可以通过自身的经验对女性主义知识做出具体贡献。此外，女性主义学者需要与男性接触才能取得成功，推动社会朝着正义和公平的方向变革。另一方则认为男性的参与可能会使得女性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丧失中心地位。男性从父权制现状中获得的好处，以及对女性造成的影响，促使研究女性主义的女性和支持她们的男性对男性参与女性主义产生了一些抵制。男性可能以“工具性”的方式使用女性主义，如推进他们的职业生涯。 那么男性参与女性主义的适当“标签”和“水平”应该是什么？男性应该对哪种女性主义进行解释？如果允许男性参与女性主义研究，男性参与的性质应该是什么？在所有这些理论和政治辩论中，男性参与女性主义研究的可行性取决于他们如何参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构建。 女性主义中的男性：认识论与方法论 围绕男性进行女性主义研究的更大规模的理论和政治辩论让位于男性是否了解女性，他们是否适合进行以女性经历为中心的女性主义田野调查和研究，以及他们如何解决这些担忧和批评的具体问题。女性主义者认为，对于人类的代表性知识，包括女性观点的非性别歧视调查是必不可少的。 在认识论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男性是否可以“了解”女性。一些人认为男性与女性主义之间存在差距，因此无法以男性身份进行较好的研究。然而，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也认为，准确理解和解释社会的能力与性别无关。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是，研究的性质和完成的方式决定研究人员是否为女性主义者，而不是研究人员的性别。 作者作为研究女性主义的男性，其面临的挑战是融合差异并承认自身知识的偏颇性，这就需要其在田野调查中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女性主义立场与情境知识 根据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一个人的女性地位对于了解和理解其她女性至关重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性主义者认为，由于女性在性别分工和性别歧视中的地位，一般来说，女性作为研究人员对其她女性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 虽然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可能同意只有女性才能完全和真正理解其她女性，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多元主体性”中，有许多跨领域的认同，例如性别、阶级、性取向、种族和接触时间，这些认同可能超过我们与内部或外部地位相关联的文化身份，并迫使我们思考主体性的不同维度。这种“多元主体性”也是动态的。我们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以各种方式构成，涉及“跨越边界”，并迫使我们不断地“重建我们与所研究的人的关系”。 因此，在代表他人的经历和声音时必须对自己的地位、权力、特权、限制和困境进行自我反思，以批判性地强调知识的情境性和偏颇性。 批判的自反性 在这种情况下，自反性作为女性主义研究和方法论的核心要素，使作者的代表工作变得透明，并帮助作者“走在代表政治的前沿”。从广义上讲，“自反性”是指对于作者、他人、文本和世界进行重新解构。“自反性”的最终目标是产生更好的知识，并对主体性和研究过程保持诚实和透明。许多学者认为，“自反性”只有在参与现实政治和渐进性干预时才有意义。正是由于缺乏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使得许多学者批评“自反性”被滥用和挪用以掩盖权力不平衡和剥削。另一个对“自反性”的批评认为“自反性”更像是“学术时尚”，并没有充分解决研究中代表性的严重问题。在听取批评后，作者提出了各种改进策略和实践，以在研究中实现有意义的自我反思。 1.田野调查中的批判性自我反思 整个田野调查工作和研究经历对作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信念以及方法论方向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因此，作者对认识论和方法论、进入“田野调查”的策略、内部/外部问题、信任和联系以及作为男性研究员的局限性都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2.适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作者从田野调查中意识到，女性前战斗人员战争的复杂经历无法用其所学的定量研究进行归类和编码。批判性自我反思是通过女性战斗人员的生活经历来对战争的多重现实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解的最佳方式。而且除了聆听和“感受”故事和经历之外，女性主义还建议强调所处的日常体验，这成为调查的“切入点”。在冲突后的环境中，当采访有创伤经历、没有太多权力或资源的女性时，信任至关重要。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要强调对她们的处境并不陌生，与她们感同身受，让研究参与者感到她们的故事是可信的。 3.研究中间人（research broker）和进入田野 作者借用Parashar提出的术语研究中间人（research broker）来表示一个促进者、领航员、使能者和能力建设者。他们通过从属关系和本地知识将研究人员引入研究课题的世界。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利用“研究中间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为了接触毛派领导人，但作者大多情况下是通过直接采访女性战斗人员来获得多样化、多层次的故事。 4.内部人/外部人问题，融洽与信任 作为一个男性，作者担心其性别会引起信任问题，尤其是采访的女性前战斗人员。然而，作者身份的其他方面——国家身份（尼泊尔语），阶级（中下层），种姓（上层种姓），语言（尼泊尔语），婚姻状况（已婚），为人父母（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和文化背景（印度教/佛教），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使作者更容易与人交往。作者身份的其他方面，比如其在一个中下阶层的农民家庭长大，父母因为占主导的男权性别规范，不让作者的姐姐上学并剥夺了她的继承权，以及作者为获得教育所做的努力，与许多受访者产生了共鸣，因此他们觉得和作者交谈很舒服。 在田野调查中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其一，作者采访了来自尼泊尔西部山区巴格隆（Baglung）的贾穆娜·拉纳（Jamuna Rana），因为她的母亲希望她帮她做家务，她不得不辍学。我因而分享了我家里姐姐的故事，在这之后,她变得更乐于分享自己的故事。其二，作者遇到了一个叫Kranti Budha的妇女，当时她正在用镰刀割草，给牛喂草料。作者去采访时得到了冷漠的回应，她要作者展示一下割草的技巧。由于她相信了作者有割草的本领，是个小农家庭的人，之后的谈话也变得开放和顺利。 5.男性研究者研究女性的局限性 作为一名男性研究者，在一个保守社会中采访女性战斗人员使得在很多场合无法进行一对一的采访。作者有时会进行分组采访，有时采访在被采访人的家人、朋友、邻居陪同下进行。分组访谈让参与者感到舒适和安全，不过这也涉及到群体交谈时的隐私问题，包括他们的婚姻和关系等敏感问题。在采访尼泊尔毛派叛乱中女性战斗人员的一位专家时，作者发现毛派叛乱中存在性虐待。然而由于作者的性别是男性，再加上讨论性暴力的文化敏感性和仅仅，就很难对这个话题提出任何问题。尽管如此，这还是迫使作者深入思考其立场。尽管作者在许多方面与受访者有共鸣，但无法逃脱“特权阶层”所带来的局限性。理解这种局限性也是进行冲突和冲突后女性主义田野调查一个至关重要的反身性原则。 权力与地位问题 在女性主义研究中，自反性的主要方式之一是调查研究各种形式的权力，并伴随伦理、政治问题，即剥削、伦理关怀、道德责任感、互惠和解放。权力和不平等的等级或控制水平是进行女性主义田野调查的核心困境。黛安·沃尔夫（Diane Wolf）在研究中列举了三种典型的相互关联的权力类别：地位上的权力差异（种族、阶级、种姓和国籍）；研究过程中所施加的权力（研究关系、不平等交换与剥削）和后田野调查时期所施加的权力——写作和表征。 在进行田野调查时，除了性别，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如调查者的种族、国籍、种姓、阶级、语言等都会对研究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研究人员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协商和定位自己的社会定位，以赢得受访者的信任。 剥削、伦理关怀、仁慈、道德责任等问题都是解决研究过程中权力不对称的内在问题。伦理关怀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对受访者产生共情，仅仅通过女性主义的讨论并不能抵制对其研究对象的剥削，尤其是在物质不平等的情况下。在进行采访时要参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这使得受访对象对采访有一种控制感。研究者还为受访者在任何可能需要的地方提供帮助。虽然这些行为看似微不足道，但都是研究过程中伦理关怀、仁慈、道德责任的重要体现。权力和伦理的考量不会随着田野调查的结束而完成，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局限性总会存在一些不足，如无法向研究的参与者展示成果，也无法听取她们的意见，尤其是居住在尼泊尔偏远地区的人。 结论与启示 本文围绕男性从事女性主义研究这一棘手话题展开，作者通过在尼泊尔冲突后环境中的实地考察，探索女性战斗人员在毛派叛乱中的经历。作者认为，男性研究者在进行女性主义研究时需要承认知识的情境性和偏颇性，批判性地进行自我反思，并深入考虑权力和地位等问题。 作者在以男性的身份对女性主义进行研究时发现了自身的一些局限性，但其坦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通过深入尼泊尔山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实践思考理论”以克服这些限制，这是值得赞赏的，也无疑给学界提供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7-238. 词汇积累 女性主义田野调查 feminist fieldwork 批判的自反性 critical self-reflexivity 父权制现状 patriarchal status quo 压迫者群体 oppressor group 译者：贾雨薇，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 审校 | 周震 张鸿儒 孟晓宇 排版 | 崔莹佳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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