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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同时存在,还是前后相继?考古取得重要发现

 百家杂评 2022-07-27 发表于江苏

根据史记记载,大禹治水之后,成为华夏联盟盟主,儿子夏启驱逐伯益,建立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商族是夏朝的诸侯国;四百年后,夏桀荒淫无道,商汤替天行道,推翻夏桀政权建立了商朝。

然而,就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而言,夏朝与商朝并非前后相继,而极有可能同时存在,且商朝是虞朝的延续,不信请看下文分析:

商朝起源之谜,如今已被揭开

关于商朝起源,一直以来有两个说法,即东夷说与北方说。

东夷说的依据,主要有这么三点:一是《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商契)居商丘”,将商契之都解释为如今的河南商丘;二是商人崇尚玄鸟,属于鸟崇拜范畴,而东夷人也崇鸟,东夷首领少昊是百鸟之王;三是商朝灭亡之后,有史书记载周人将商人封到了老家——宋地,在此建立了宋国,都城在如今的商丘睢阳区。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发起寻找先商的计划,在河南商丘怎么找,都没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先商遗址。与此相反的是,在河北、河南北部却发现了众多先商遗址。

比如,石家庄的平山西门外遗址与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其中学者评价后者遗址时说:“这次先商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也从实物角度印证了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是商祖先的发祥地。

在河北石家庄与河南濮阳之间,考古发现“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址”,其代表是位于邯郸市的北羊井遗址。在河南濮阳,发现横跨龙山时代、夏商周的高城遗址。在濮阳与郑州之间,考古又发现“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

总之,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人是逐步南下的,步步逼近夏王朝的伊洛这个核心区域。

通过先商遗址考古发现,也可以搞清楚真正的“商丘”在哪。史书记载,商契之都“商丘”,一是在如今的河南商丘,一是在河南北部濮阳,但商族是逐步南下的,到夏朝晚期才扩张到伊洛地区,因此商契之都也就不可能在如今的商丘,只可能在商族南下途中的濮阳。

殷商始祖:帝舜,还是帝喾?

根据史记记载,商周始祖都是帝喾,商契与周后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先秦文献却有不同的记载,《国语》说“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后来的《礼记》中说“殷人帝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可见,商朝始祖也可能是帝舜,或者说帝舜与帝喾是同一人。

《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二十九年,帝命子义均封于商,是谓商均。”包括史记在内的其他史料中,都清楚地记载帝舜之子商均被封在商地,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逻辑问题。

如果帝喾与帝舜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帝喾封商契于商地在前,帝舜封义均于商地在后,说明商契已经被灭国,于是帝舜才能封义均于商。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文献,都清楚地记载了商契是商人祖先,后人还建立了商朝,说明商契没有亡国,如此帝舜如何封义均于商?

甲骨文中有“高祖夒”、“高祖夋(“夋”通“俊”)”的记载,因此“高祖夋”就是帝俊,就是商人始祖。东晋郭璞注解帝俊时说“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因此帝俊其实也是帝舜。

因此,帝舜、帝喾、帝俊是同一人,是商人的始祖,而帝舜是虞朝的统治者,商族自然就是虞朝的继承者了。如今,古今史料将帝舜的都城,一般都锁定在河南濮阳,所以如今濮阳又被称为“帝舜故里”。前些年,濮阳高城遗址的出土,似乎给这种说法增添了一些考古证据。

也就是说,夏朝出现之前,具有更强实力的帝舜,其实是商族始祖,都城可能位于濮阳。在帝舜去世之后,如此强大的商族,会臣服于夏族吗?考古发现可能性还真不大。

考古表明:夏商应该同时存在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经过70余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非常别扭的地方:二里头遗址处于尧舜与商代之间,属于史书中的夏朝时期,但二里头早中期没有“广域王国”的气象,反而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权,直到大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时,二里头遗址才表现出“广域王国的王朝气象”。那么,前中期的夏朝在哪?

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参考时代为公元前2050~前1750年,该遗址拥有城墙、壕沟、精美玉器与铜器等,说明该遗址的“都城”性质。不过,该遗址具有不少东夷文化色彩,专家猜测与后羿代夏、太康失国这段历史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新砦类遗存”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北不过黄河,南不过河南禹州,说明还是一个地方性政权,而不是广域王国。

从考古上说,在夏朝中期之前,夏朝极有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中期之后才一度真正的强大,建立了“广域王国”。

辉卫型先商文化,如今已经发现20余座遗址,大致分布在西抵太行山、东至河南安阳滑县、北至淇河、南至黄河,包括沁水下游、卫水上游一带。

其中,鹤壁刘庄先商遗址中,发现336座墓葬,出土过代表权力的精美石钺、石棺、鼎、盆等500余件;辉县孟庄先商遗址中,除了出土相应的礼器、日常器物之外,考古还发现防备森严的城防体系,城墙、护城河等一应俱全,可以说此时商族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对应的年代,大致是商族第七任首领王亥时代,大约公元前1874年-约前1775年,这时大致还处于夏朝新砦遗址时。以新砦遗址与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的情况看,当时夏商无疑是并列存在的,商族臣服夏朝的可能性并不大。

甲骨文中,最早称王的是王亥,之后是王恒,其中的“王”不是姓氏,而代表商族首领“亥”称王。王亥是商汤的六世祖,与夏后泄同时,可见当时商族已是独霸一方的大势力,至少此时已与夏朝分庭抗礼。这一点,正好能与辉卫文化遗址互相印证。

更为重要的是,二里头遗址的下限是公元前1530年,相距不远的偃师商城始于公元前1600年。其中,偃师商城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被视为商汤都城“西亳”,是毫无疑问的商朝遗址。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与商朝存在将近100年的重叠期。

那么,公元前1600年后的二里头遗址,是商汤灭夏之后的夏族居住地,还是夏朝与商朝同时存在,且在此对峙?

笔者认为,在天命、法统观下形成的“朝代”概念,在夏商时代应该还没有产生,甲骨文中商朝为“大邑商”或“商”,夏朝时可能更为简单,就是以城邦为核心的联合体,分分合合、起起落落,没有“上国”或“天下共主”的概念。

周代文人会以当时的眼光看待夏朝时期,这就是“一切历史都的当代史”的原因,且周人自称周族是夏族盟友,或多或少偏向于夏族,于是将夏朝视为正统,视为商朝之前的王朝。如果一定要作比喻的话,大概相当于历史上的宋辽夏或宋金夏,后人以宋朝命名这段时期,但实际上是几个政权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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