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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大陆西部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以其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境遇的深刻描叙，在大陆诗坛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诗人形象与非凡的诗歌才华。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吉狄马加的现代诗创作对于彝族的风俗民情与文化命运予以了着力的描写与表现，其题材、主题及审美趣味具有相当鲜明的本土化与民族性特色，可以说，吉狄马加早期现代诗文本中的民族意识极为自觉而浓厚。概括而论，吉狄马加早期现代诗文本中一以贯之的民族情感经验的集中性呈现，是与其作为一名彝族诗人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存在紧密关联的。吉狄马加在其成名作之一的《自画像》一诗的结尾，如此自豪的宣称道：“我—是—彝—人”。正是这种“彝人”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定，使得诗人吉狄马加承担起了“彝族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吉狄马加因之在当代大陆诗坛上被很多人视为一位出色的“彝族歌者.”。的确，吉狄马加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诗创作中扮演了彝族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他运用诗歌的形式，试图对彝族的文化特质及彝族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结构做出全方位的形象化阐释。比如，彝族独特的文化体系中留存着万物有灵的哲学理念，世间万物均被彝族人赋予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在其代表性诗作《看不见的波动》中，诗人这样默认：“万物都有灵魂，人死了／安息在土地和天空之间／有一种东西，似乎永远不会消失／如果作为一个彝人／你还活在世上！”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生者与死者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他们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得以互相沟通。通常，当一个彝人在进入那神秘的森林时，都会把自己的脚步放轻，不忍打破这永恒的平静，因为“在这里到处都是神灵的气息／死了的先辈正从四面走来／他们惧怕一切不熟悉的阴影。”而只有保持宁静，“我们才会听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故土的神灵》）。而毕摩呢，他们作为彝人的祭司，则是神灵与普通彝族百姓之间进行沟通的神奇中介与纽带：“你听见它的时候／它就在梦幻之上／如同一缕淡淡的青烟／……／当它呼唤太阳、星辰、河流和英雄的祖先／召唤神灵与超现实的力量／死去的生命便开始了复活！”（《毕摩的声音》），在这些典型的彝族题材作品中，诗人把彝族文化的神奇景观以诗性的叙述方式予以了生动的呈现。 作为一个民族（彝族）的出色歌者，吉狄马加对彝族文化与故乡风景、生活方式有着发自灵魂的热爱与眷恋情感。因而，吉狄马加在作品中采取的是一种倾听者的姿态，犹如一位宗教徒走进教堂，用心的虔诚的倾听那些美妙的圣歌旋律，然后跟着深情地歌唱。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自然。在吉狄马加的早期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倾听—歌唱”式的声音结构与表达方式。故乡的口弦、卡谢卓尔发出的歌声，整个部落的节奏，彝人母亲的催眠曲，还有那些神秘的“看不见的波动”，所有种种都被诗人写进自己的诗作中。例如在《看不见的人》这首诗中，诗人吉狄马加写到了一种神秘的声音：“在一个神秘的地点／有人在喊我的名字／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想把它的声音带走／可是听来却十分生疏／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喊叫我。”这或许是诗人离开故乡居住生活在城市之后，对故乡产生的强烈牵念之情，因而故乡幻化为一种声音，在诗人的耳边萦绕。这种神秘的声音，诗人倾听到了，然后直接将之叙述出来，即使一时间他不知道这种声音来自哪里。这声音听起来陌生，但又很熟悉，它无疑是故乡的声音在召唤着诗人的灵魂，这也正如诗人在诗作《无题》中所说：“当我们从命运的水湾启程／我们便注定再也摆不脱／那一种神秘的诱惑。”由此彰显出诗人深刻内在的故乡情感与民族情结。 这种对彝族本土诗人的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以及倾听者的姿态，决定了吉狄马加诗作土地般的厚实品格及歌唱性的精神姿态。这种文本风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波逐流式的“第三代诗歌”的时代语境中显得尤为珍贵。大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先锋诗人，一味地在自己的现代诗写作实践中亵渎与解构所有的传统及神圣之物，精神上处于无方向的漂流状态。吉狄马加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现代诗写作找到了自己的根，而这根，无疑就是他的大凉山故乡，是那独特、神秘而丰富的彝族文化元素。因而，吉狄马加不断在其诗中歌唱故乡的太阳、土地、河流、森林、原野、群山，对这些养育了人类原生文化的母体的依恋与赞颂，构成了吉狄马加诗歌中最具标志性的主题，比如在《土地》一诗中，诗人公然宣称“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不仅仅因为这是祖先的生死之地，更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那样的平平常常／无论我怎样地含着泪对它歌唱／它都沉默得像一块岩石一声不响／只有在我悲哀和痛苦的时候／当我在这土地的某一个地方躺着／我就会感到土地——这彝人的父亲／在把一个沉重的摇篮轻轻地摇晃。”在此，与其把该诗看成是诗人对故乡的深沉眷恋与无限热爱，不如把它理解成诗人吉狄马加对其彝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宿命感来得更为深刻而感人。 与大陆诗人吉狄马加的文化身份相类似，台湾诗人瓦利斯.诺干也是一位少数民族诗人，而且两位诗人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瓦利斯.诺干来自于台中县和平乡泰雅族部落，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以传统的打猎为生。两位诗人所隶属的两个民族：彝族与泰雅族，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在难以阻挡的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与山地传统文化的固守中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在拥抱现代与回归传统之间，是包括大陆与台湾现代诗人在内的广大诗人，尤其是少数民族诗人必须要做出的文化选择，这背后其实是诗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自我定位。对于台湾诗人瓦利斯.诺干而言，他对本民族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拒绝汉化”的强烈维护意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位泰雅族诗人致力于原住民文化、土著文化的维护与推广，在其诗作中有意无意的呈现出泰雅族的审美文化经验，为其创作带来了不同于他人的精神及艺术风貌，我们现在以他的一首代表性诗作《回部落啰！》为例： 发现自己一寸一寸地消失， 在都市当国小老师的Bihau就决定要回部落了。 这一天清晨，Bihau接到部落的电话 伊伊呀呀地他，不再发出Yaya听懂的声音 Bihau的喉咙就像撒了谎的狗 消失在安静的都市清晨啦！ 他只好让泪水的声音流进听筒 仿佛电话一端是接受告解的神父。 族人问他回来干什么？ Bihau病厌厌地发声：“治喉咙痛。” 但没人听懂他的“阿美里噶话”。 发现自己正一寸一寸地消失啰！ 我们在都市歌唱的Giwas决定要辞别都市了。 这一天午夜，Giwas扭亮室内的日光灯 惨白的肤色遮住了黧黑的脸蛋 我们健康的Giwas就像奔下山的孩子 一张属于泰雅的脸一寸一寸地消失 在空空茫茫的都市夜色中 Giwas再也看不见自己的脸了。 族人问他回来做什么？ Giwas用黑色的手盖住白色的脸说： “找回一张脸。” 在部落，谁在意你的脸是圆是方！ 发现自己正一寸一寸地消失 在都市丛林游走鹰架的Wadang决定重返部落了。 这一天，啊！没有一片云胆敢遮蔽太阳的日正当中 我们矫健的Wangdang在摩天大楼的窗玻璃上 终于看见一只迷惘在都市里德无尾猴子 它左右摇摆，仿佛困在巨大的机陷里 什么时候，部落里的猎人变成走兽啦！ 族人问他回来做什么？ Wadang挥舞跳动的肌肉兴奋地说： “上山打猎啊！” 打猎有什么用，族人不屑地说： “猎物都懂得举起野生动物保育法的公文了！” 发现自己一寸一寸地自城市消失 我们麦当劳领班的Hajuong就决定要告别城市啰！ 这一天下班前，所有疲倦的虫子都回来了 我们的Hajuong接到翻越几座山脊的信签 Yava耕种三十年的果园（这块地，绝绝对对 是Yudas用一生的努力挣来的）一夜之间 就像日本人的太阳旗帜突然插满了部落 一瞬之间（正确地说，是1994年12月3日繁荣公文日号） 曾经送他读国中念高中的果园已经被征收为国有地 我们的Hajuong从资本帝国营造著亮丽磁铁的反影中 终于，终于看见一个消失国籍的可怜家伙！ 麦当劳薪水不是很高吗？族人问他回来做什么？ “仔细地看部落还在不在？” 眼睛没有瞎掉而说这种话，族人说： “这家伙被城市整疯了！可怜啊！” 像疲倦而遍体鳞伤的鲑鱼，我们的族人 啊！都市的族人统统要回部落啰！ 他们一同突破汹涌的海洋 闪避暗礁与鲨鱼的突击 直抵初生的溪流。 没有人知道他们将找回什么 我们只是高兴流浪的族人终于回家啰！ 流浪的族人终于回家啰！ 这首诗叙述了离开泰雅部落来到城市生活的少数民族青年告别城市、回归故乡的心路历程，在象征意义上反映出少数民族对都市文明的疏远、排斥以及对诗人自身民族文化根基及故乡家园生活的强烈认同。全诗的叙事非常简洁、质朴、真实，诗人叙述了在大城市生活的泰雅族人要回家的欣喜之情，虽然这些族人每个人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事业，但是回家的理由是一样的：即每个人对自己的故乡有来自血液深处的文化认同。他们在文化根基上，在精神上，在灵魂的深处，对城市文明都持有着不能融入的疏远、抵触与拒绝的情绪。在广泛的意义上，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泰雅族人的集体宣言，一种文化回归、精神回归的集体宣言，从这首诗也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自我生存的强大韧性。台湾诗人瓦利斯.诺干极其自觉的以少数民族身份直接诉说对民族文化归依的心态。这首诗具有丰富、可贵的文化精神价值。同时，这首诗也是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汉语双语写作写成，这也是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最大特征，通过泰雅语与汉语的镶嵌，寓意文化的融合及冲突，从而创造了陌生化的美学体验。 从上述简要论述可知，瓦利斯.诺干的诗作中包含有浓郁、丰富的民族文化经验与情感元素，是泰雅族的代言性诗人，其不少诗作的名字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诗作《想念族人》、《山是一座学校》等。瓦利斯.诺干身上深刻的民族情感认同与他对都市生活的内在排斥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寻找童伴》这首诗中，诗人表达了对于故乡童年生活经验的深切怀念，作品的主题是对童年记忆的书写，而这种童年记忆又是和山地民族的生活经验连接在一起。例如诗中的“龙眼树”作为常见的山地植物，是代表山地生活经验的标志性符号。置身于大自然中的天真游戏，体现着童年的无限乐趣。而诗中所描叙的场景：“划开芦苇嗅闻发香的气息/像童年的家家酒你或许躲在/小学仓库的面粉袋后方，喔——不/你厕身在都市黑夜的面具底层”，则写出了诗人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及长大以后被迫流落城市的异乡漂泊感和灵魂不适感，写出了一种本土生活对城市文明的排斥，表现了价值文化的冲突，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对抗。而《静静坐在租屋的庭院》一诗，同样呈现了城乡对立的尖锐主题，这首诗实际上隐喻了泰雅人被迫失去故乡（精神家园）的族群命运，诗中说“一手指向城市/另一手眷恋着森林”，在此，“森林”是他们源头上的故乡，城市是他们未来的出路。这首诗通过质朴的描述，并勾连了台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呈现了整个族群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表达了少数民族诗人对本民族前途命运的深沉忧虑。 颇有意思的是，瓦利斯.诺干在汹涌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潮流面前，自觉而坚定的选择做一位少数民族诗人，他以民族诗人的身份为荣，并以执着、虔诚的态度建构着都市之外的民族精神原乡的自足审美世界。《山是一所学校》堪称此方面的经典文本，该诗呈现了“山”作为泰雅人的图腾对该族人所具有的灵魂塑造作用，特举其中一个诗节： 当山的校园敲起上课的钟声 你要自己找椅子上课 风霜雨雪可能是一枝铅笔 一本书、一架钢琴，或是 一座实实在在的体育场 因为你正是山的孩子 有天，当你们下山 来到城市来到鹰架上 来到矿坑来到办公室 你们将和不同语言的人 不同习惯的族群 不同肤色的人群 共同生活 请永远记住，紧紧地 记取山的教诲 好让鸟屿每一个角 落矗立着一座座 英挺的山 泰雅族是山地民族，山给了他们一切，泰雅族人对山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所以诗人说“山是一所学校”，族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山给他们带来的，这是少数民族人浓郁的山地情结的表现。这首诗以非常纯真的想象力把山和天空当成教室，它们给世世代代的泰雅族子孙以大自然的教育，培养他们对大自然的亲近情感。它充满了大自然的想象力，感情质朴、健康、优美、宽阔、深沉，深具文化内涵。诗末点题：“请永远记住，紧紧地/记取山的教诲”，诗人提醒族人要记住自己永远是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归属。这首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非常强烈，从中我们可以深切感知瓦利斯.诺干这个山地民族出身的诗人独特的美学体验与精神文化诉求。 简单说来，瓦利斯.诺干与吉狄马加这两位山地民族出身的诗人对本民族的审美文化认同态度是相同的，他们都以民族诗人的身份与形象获得诗坛的认可的。从民族文化审美立场着眼可以找到一条颇为有效的解读与阐释两位诗人创作的途径和角度。不过对比于瓦利斯.诺干的纯粹民族主义姿态，吉狄马加在对其民族诗人身份的固守中却能够不断有意的超逸之，给读者带来了丰富、变化性的思想精神与艺术景观。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数量虽然在减少，但他诗歌中的精神文化视野却日益变得开阔起来，他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始挣脱书写彝族题材的思维惯性，开始写作一些大题材大视野的诗歌文本，比如其创作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诗作《长城》，在思想上显露出的是一种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它表明诗人文化立场悄然而重大的位移。究其原因，这无疑与诗人对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被文明同化命运的理性认知有关。但诗人并未否认其民族文化立场，也未简单的赞美以汉族文化为主导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而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状态中传达出诗人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冲突。可贵的是，吉狄马加没有盲目地去美化自己的故乡，而是敢于去真实地面对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去展示故乡的苦难和愚昧，如他的怀乡之作《达基沙洛故乡》。正是故乡的落后，故乡美好传统的逝去，使得诗人唱出了一种忧伤的语调。正如诗人在《失去的传统》中写道:“其实它更像／一团白色的雾霭／沿着山岗慢慢地离去／没有一点声音／但弥漫着回忆。”这种忧郁的语调，无疑源于诗人的故乡和家园在历史潮流中逐渐消失的深刻隐忧。还有一首《最后的酒徒》，在表达诗人传统家园丧失的隐忧与绝望情绪方面也颇具象征意义：“你的血液中布满了冲突／我说不清你是不是一个酋长的儿子／但羊皮的气息却弥漫在你的发间／你注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草原逝去的影子／会让你一生哀哀地嘶鸣。”作品中“酒徒”这种对“草原”的深深眷恋之情，实际上隐喻了在一个现代化进程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诗人自身对于彝族文化历史命运的悲剧性预感。 新世纪（21世纪）以来，吉狄马加在诗歌创作中以彝族题材为书写对象并不多见，相反，他倒是创作了不少国际性题材的诗歌作品。通观新世纪十年来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可以明显感觉到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民族意识似乎有人为淡化的迹象，而全球意识与人类意识（或人类主义）反成为其诗歌中一种颇为鲜明的精神景观与写作姿态。吉狄马加的人类意识与世界性视野，无疑更多地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国际题材的诗歌文本中。在诗作《致印第安人》中，诗人热情赞颂了辉煌的玛雅文化，因为他们的“十八月太阳历”和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堪称相互辉映的双壁。在《陌生人》一诗中，诗人叙述自己在意大利的纳沃纳广场，遭遇了一个陌生人，他的目光中充满了一种不易察觉的祈求，诗人心中不进泛起波浪：“你是谁？要到哪里去？／这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想到的只是／人在这个世界的痛苦／并没有什么两样”。在这里，诗人对人性的观察与理解具有真正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已远远超越了民族性的思维视角。在献给以色列大诗人耶夫大·阿米亥的那首名为《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的诗作中，诗人表达了对暴力的控诉和对和平的渴望，他先是告诉读者说“在这里倾听石头，你能听到的只有哭泣”，最后他呼吁道：“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只有一条道路是惟一的选择——那就是和平！”除了国际性的诗歌题材（它通常是与诗人的出国访问经历有关），吉狄马加还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大自然题材的诗篇，在以“河流”、“雪山”、“藏羚羊”等为书写对象的诗篇中，诗人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与作品朴素、旷远、大气的审美境界互相辉映，令人荡气回肠。在这些具有人类性精神与大自然情怀的诗歌文本里，诗人表达了对真、善、美、博爱、自由、和平、理想的向往与憧憬，而这些超越性的主题则是所有伟大的诗歌作品必备的精神元素。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吉狄马加新世纪以来诗歌文本中颇为鲜明的人类意识并不对其民族意识构成排斥性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两种意识并不构成内在的冲突。事实上，即使是在这些国际性题材的诗作中，诗人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把人类意识与民族意识有机的勾连或结合起来。比如在《土墙》那首诗中，诗人自叙以色列的石头能让犹太人感动，并把眼前看到的土墙都幻化成彝人的土墙，因为“当我看见那道墙时，我的伤感油然而生”。这样就暗中把不同民族的历史命运进行跨时空的联想式汇通。再比如前文提及的诗作《致印第安人》，诗人明显地把辉煌的玛雅文化与辉煌的彝族文化相提并论，用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来彰显其世界性的文化视野。 因而，总体上来看，吉狄马加十分注重将诗歌的民族性和人类性有机结合起来。他把民族（彝族）诗人的文化身份与人类主义诗人的文化身份有机而辩证的统一到自己的身上。吉狄马加认为，如果一个诗人的作品从一个民族的身上解释了深刻的人性和精神本质，那么他（她）的作品也一定是具有人类性的。他曾这样说过：“无可讳言，我们所强调的文学共性，从来就是包含在各民族的文学个性之中的” （1），这表现出了吉狄马加深刻的艺术辩证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很好地阐释了鲁迅所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艺术格言。而这也是为什么吉狄马加如此推崇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原因。他说：“普希金的诗篇，是把民族性和人类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典范，他所表达出的俄罗斯人最真实的内心情感，是对人性的最为深刻的解释和理解。”（2） . 台湾诗界对瓦利斯.诺干则有这样的整体评价：“他深富原住民勇武自信、硬朗仁厚的特性，尤其他的诗中展现的笃定朴质之风，眼光高远，能撂下过去、站在当下眺望未来的勇健伟峻的趋阳特质，令人不得不为之精神一振。他的诗毫无受欺族群自哀自怜的无奈感，反而能从久远的神话和传说中，去体认作为大山子民的壮伟和骄傲，他的语言自然亲切，毫不生涩，表现手法多元，兼得现代主义和抒情传统指技巧和美感，意象清晰准确优美，读来予人一种深刻的感动。他以锐利的笔法，批评台湾金权社会对自然人性的戕害及对原住民文化的压迫；也以伤感有情的描写，记录逐渐被人遗忘的原住民传统风俗与人文历史。”（3）由此凸显了瓦利斯.诺干优秀诗人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我个人认为不如大陆诗人吉狄马加那样出色，主要原因在于瓦利斯.诺干比较固守民族意识与本土经验，在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的融合方面还有所欠缺，因而精神气象与格局还不够阔大。当然，如今已阔步走向世界诗坛的吉狄马加，其诗歌的根还深深地扎在自身的种族文化血脉之中。正如他在近作《火焰与词语》中所说，只有当“我把词语掷入火焰”，才能“让我的词语获得自由”，也“才能最终抵达我们伟大种族母语的根部！”。从中，我们不难体认出吉狄马加对其彝人文化身份的固守（他惯常以彝人之子的角色对我们说话），同时也不难体认其文化身份的自觉位移，他在近十余年的诗歌作品中常以人类之子与自然之子的身份在对我们发言，令作为读者的我们耳目一新。在通常的情形下，诗人吉狄马加文化身份的固守与自觉超逸处理得恰到好处，充分彰显出在当下本土化与全球化相交织的时代语境中，吉狄马加成功的现代诗创作经验所具有的极为深刻的启示性诗学意义。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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