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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一旦我们把所有的矛盾都归结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但心情会舒畅许多，问题本身也会客观清晰许多。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七言绝句《临刑口占》不仅凝聚作者袁崇焕的忠君爱国情怀，更洋溢他壮志难酬的遗憾。每读起这首诗，我总会联想到三百多年前那个阴云密布闷热躁动的八月正午，一个身着囚衣的单薄身影，眼望闪烁寒光的寸殜尖刀，耳听围观百姓震耳欲聋的咒骂，心中泛起无穷的绝望与屈辱。这首临刑前写就的绝命诗，方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轻声告慰。 明末蓟辽督师袁崇焕，曾只身奔赴辽东前线，以一介书生之躯挽狂澜于既倒，挡住敌酋努尔哈赤的进攻，也曾深受崇祯皇帝厚爱得以一体主导辽东军事。但就在崇祯三年八月，功勋卓著的袁督师以欺君叛国的罪名被皇帝下令寸殜处死，从此身败名裂、身死心碎。虽然金庸先生在小说《碧血剑》中塑造出一个文武双全的袁承志为父亲复仇正名，但那毕竟是艺术创作，袁崇焕的个人悲剧终究成了残酷的史实。作为读史后人，有必要找寻一个真相，即到底是谁一手造就了袁崇焕的个人悲剧，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关于袁崇焕的悲剧成因，历来有很多说法，其中最通用的一个还被写进了历时普及读物《上下五千年》。崇祯二年，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绕过袁崇焕的宁锦防线，从古北口奇袭京城。虽然袁督师带九千骑兵星夜兼程驰援并打退了后金军，却没提防皇太极使用反间计，故意放回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散布谣言，说袁督师与后金有勾结，否则敌人也不会如此轻易兵临城下。于是性情多疑耳根子又软的崇祯皇帝就对袁崇焕动了杀心。 这个说法多半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渔猎为生的女真人接触中华文化的确是从话本小说《三国演义》开始，女真首领也对“蒋干盗书”“草船借箭”都很熟悉，但作为实战出身的军事领袖未必就敢把书里的桥段当真复制一遍。而且从崇祯二年十一月袁崇焕被捉拿入狱，到翌年八月被凌迟处死，崇祯皇帝在这么长时间里不至于一直蒙在鼓里。所以我认为，想杀袁崇焕的不是皇太极，恰恰就是崇祯皇帝本人。
那么崇祯皇帝和袁崇焕是如何从相互信任走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呢？我认为有必要复盘一下君臣二人之间的三件事。 第一件是“平台召对”。崇祯元年，刚登基的年轻皇帝召见蓟辽督师袁崇焕，除了励精图治厚爱股肱之臣外，还询问了袁对辽东战局的看法，毕竟朝廷为旷日持久的战事已经筋疲力尽。袁督师没让皇帝失望，于紫禁城平台之上奏对“五年可以平辽”，使皇帝极为惊喜，当即御赐尚方宝剑，准许袁崇焕全权行事。之后有人问袁督师，五年时间是否太短，没想到袁崇焕却说自己的回答只是“聊慰上意”，也就是哄皇上高兴高兴！可这种随意的答对无形中给皇上许了一张口头支票，也等于为自己套上了枷锁。 第二件是“擅杀毛文龙”。袁崇焕信口开河的后果，就是必须排除万难去完成这个艰难的KPI，必须整军备战竭尽全力，没想到遇上个“刺儿头”、不听调遣的皮岛总兵毛文龙。结果袁崇焕果真祭出尚方宝剑杀了毛总兵，事后才上报皇帝。皇帝虽然表面没吭声，但对他敢于自作主张杀一个大军区正职干部还是惊愕不已，甚至胆寒生疑，担心袁崇焕做大势力。事实上皇帝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此时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已达六万之众，俨然一方诸侯。 第三件则是“擅自议和”。袁崇焕为完成“五年平辽”业绩绞尽脑汁，明白自己的实力只能抵挡后金却无力吃掉对方，既然武力不行那就不妨私下议和，只要实现和平局面也算交了差。所以他派人与刚继位的后金可汗皇太极议和，连双方如何使用年号如何称呼对方皇帝都已经搞定。但是，这么大的事情他同样没有请示皇上，可不请示就能保证“东厂”“西厂”特务横行的朝廷没人知道吗？这无疑又加重了皇帝的疑心忧虑。 所以袁崇焕的死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有预兆铺垫，只不过他自己太把尚方宝剑和皇帝的夸奖当回事儿，无形中触动皇帝的心理承受底线。而皇太极的突袭，则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使皇帝痛下决心，即便袁督师打了胜仗逼退了敌人也要除掉这个隐患！ 相对之下，皇太极使用反间计害死袁督师的传闻也就不攻自破。因为皇太极与袁崇焕的私下议和很顺利，完全没必要干掉对方。而皇太极作为新可汗带领大军出征完全是因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必要因素的逼迫。简言之，他是迫不得已。
从政治上看，皇太极虽然当了大汗，但代善、莽古尔泰、阿敏这些老资格的贝勒宗亲并不信服，他必须尽快打一个胜仗才能稳固威权统治；从经济上看，后金政权当时还是奴隶制政权，只有不断征服掠夺才能维持生活，而崇祯二年后金正值灾年，这就使发动掠夺战争成了一种“刚需”。张宏杰先生曾经论述过，后金政权每逢开战，全国上下父母妻儿无不欢欣鼓舞，人人都希望通过“抢西边儿”发家致富。所以皇太极的开战是被迫的，必须速决速胜，这也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要绕开宁锦防线，因为他不想招惹袁崇焕，只想捞一票赶紧走人。 那崇祯皇帝是否就是那个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一心只想杀忠臣的昏君呢？咱们还需要深入分析一个大男孩儿的心理。 没错，崇祯皇帝登基时只有十七岁，搁现在也就是个读高中的大男孩儿，可这个男孩儿不是普通男孩儿，而是一个自幼深陷惊惧中、时刻有性命之虞的可怜人。明末历史有“红丸”“ 梃击“和“移宫”三大案，每个案件都是朝廷党争与宫廷阴谋的高潮大戏，其中“红丸案”还直接要了明光宗的命，登基三十天就撒手人寰，之后是魏忠贤“阉党”把持天启皇帝草菅人命的六年，而天启皇帝驾崩前传位给亲弟弟、十七岁的信王朱由检，这就是崇祯皇帝。 《明史》记载过崇祯帝刚即位的一段细节。刚住进宫里的年轻皇帝居然怀揣一个大饼熬过了好几天，生怕有人毒死自己。这个细节就如当年宋高宗知道秦桧亡故时坦然一笑说的那句“我终于不用上朝时靴子里塞把刀防身了”一样，说明万人之上的皇帝就是个孤家寡人，在皇位上的每一天都要胆战心惊小心谨慎。而崇祯皇帝自幼见过生父的暴卒，见过“阉党”的跋扈和皇帝哥哥的傀儡日子，那根神经自然一直绷得紧紧的。 从如此心理着眼，我们可以想见年轻皇帝听到“五年平辽”的承诺时会有多么感激袁崇焕。而希望越大失望和疑心也就越大，当袁崇焕屡屡独断专行，尤其是私下议和时，可想而知年轻皇帝会有多么愤怒无助！要知道，在后金肆虐的同时，西北流民已经四处起义，各地官军不堪一击，一旦想到最倚重的“关宁铁骑”居然有分庭抗礼的可能，皇帝又如何不会痛下杀手呢？单从冷血残忍地凌迟处死袁崇焕，足以显露出他当时强烈的恐惧和报复心理。
这就是盘桓在袁崇焕、皇太极和崇祯皇帝三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袁崇焕个人悲剧的基本成因。这三人是明末清初历史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具备缜密的思维、做决定的勇气，但又各具致命硬伤。尤其是在崇祯君臣之间，本可以通过有效沟通来同仇敌忾，却受制于猜忌多疑和一意孤行，反酿成了一幕历史惨剧。这就像我小时候读到岳飞“屈死风波亭”，总认为岳武穆太蠢太怯懦，没胆量拥兵造反一样，须知他浸润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文化氛围中，眼光没有今人开阔，思路没有今人新颖，必然受制于时代，只能做出符合见解的选择。读史读到感慨处，哪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唯有受制于时代的普通人，唯有一个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受制于时代的古人，尽管有很多值得后人称颂的闪光点，也必然带着他们那个时代的糟粕和槽点。比如“海青天”海瑞，自是清廉公正公而忘私的楷模，可他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曾因一点点小过失就强令小女儿饿死守节；还有著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也曾经为了保住官爵巴结首辅张居正，光明正大地送钱送礼物送美女。这些行为在当时人看来不足为奇，可搁在今天每一条可都够入刑追责的份儿了。 既然古人的思维有局限性，那今天的人们是否思维就算绝对无限呢？同样未必。举个例子，我们对“黑天鹅”现象的说法并不陌生，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智力水平的判断。换句话说，我们只是用一个自认为合理的知识架构解释接受了远远不止于此的现实世界，这就像段永朝在《碎片化生存》一书中指出的，网络科技号称万事万物都能用0和1来代表，其实这个世界的外延超乎想象，总有数字世界无法覆盖的地方。 穿越古今说这么多，我认为讨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根本没有意义，无论放在古代还是今天这句话都成立。一出现问题就去分辨谁是好人坏人，是典型的“巨婴思维”，如果我们停留在凡事先谈对错，遇人先辨好坏阶段，说明我们还不成熟还很稚嫩。这种具体而微的逻辑必然带来相应的幼稚化表象，也就是遇事喜欢找人背锅，遇到问题习惯于归咎别人。 明智的做法，则是遇事逾越追责辩解 ，上升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高度。一旦我们把所有的矛盾都归结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但心情会舒畅许多，问题本身也会客观清晰许多。这就表明我们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而不会深陷人际关系的旋涡于事无补。
那怎样才能做到凡事不谈对错只论方法呢？我认为只要我们在问题面前明白一个道理，即人人生而不易，人人都不得已，我们才会以平常心对待他人，以理智心对待问题，才会严于律己，进而达到成熟稳重。 END 小编其人 小皮流流（另一网名：皮皮中尉）：现为某主流媒体主任编辑，“天涯文学”签约作家，“360个人图书馆”原创达人；在本职中品味业务骨干的充实，在读书写作中聆听先哲的教诲，在陪伴妻子女儿的过程中体会最纯真的快乐。 历史推荐 每周一至周五晚20:00，咱们在“铭语铭言”不见不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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